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14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仅仅用14年就从只有几万装备十分落后，给养极度困难，且被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军队，发展成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拥有449万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又富于献身精神的党员的政党，并且夺取了全国政权。这当然有很多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起了重大作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作为永志后人的毛泽东精神风范之一。
远见卓识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道理时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首先在于他具有远见卓识。
古人说：“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毛泽东作为充满智慧的历史巨人，不但了解昨天，懂得今天，而且善于把握未来，有很强的预见能力，因此他总能提前考虑问题和困难，超前谋划，抢占先机，掌握主动，赢得优势。他分析问题的准确性、预见性，令同代人和后人敬佩。
毛泽东的预见性，在青年时代就展现出来了。1916年，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只有23岁，当时他就预言：20年内中日必有一战。果然，1937年发生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有人说中国必亡，有人说中国会速胜。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却在1938年5月说，中国的抗战要打七八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且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敌野蛮我进步等客观现实，由此讲了一个深刻道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是因为中国是一盘散沙;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结论。抗日战争的历程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毛泽东就善于辨别风向，作出预见。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毛泽东预言：到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会卖国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毛泽东这个话被国民党的报纸发表后，蒋介石大怒，说毛泽东这是“破坏”统一战线，还让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发表文章批毛泽东。可是，国民党方面的人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刚发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于1938年底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宣布投降日本。1940年3月，他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此后追随汪精卫投降日本的伪军达到了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总数。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蒋介石十分尴尬。在全民声讨汪精卫时，国民党内部一些跟随蒋介石攻击毛泽东的人也承认“毛泽东料事如神”。
毛泽东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根据历史发展趋势预见很多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的。当他提出这些预见时，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根本不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底由谁主导中国?很多人对国民党抱有期望，主张以国民党为主、国共合作建国。毛泽东当时就说：对于国民党，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国民党是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的，国共没有谈拢的希望。为了争取和平前途，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党内很多同志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却十分自信地预言：只要我们党不缴枪，国民党就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党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8月28日毛泽东上飞机前和代理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毛泽东还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交出去，共产党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有些第三方人士主张“国民党在政治上多让步，中共在军事上多让步”，甚至提出共产党解散军队，交出边区，领导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毛泽东跟他们讲了这样的道理：“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无法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这些人听后方恍然大悟，佩服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有预见性。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提出一个方案：共产党解散部队，分一个地方给共产党管理，还说“我可以让你去西北，让你毛泽东做一个省的省长”。在毛泽东追问下，蒋介石说，让毛泽东当新疆省的省长。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方案。后来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
◆1945年8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合影。
古语说：“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善于登高望远。毛泽东就是登高望远的典范。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打败国民党的解放战争历史进程作出了预见。当时他对杨尚昆说，我们同蒋介石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他比喻道：前30个月是“上坡”，比较困难;后30个月是“下坡”，叫传檄而定。果然，解放战争分两个阶段，只不过第二阶段来得比毛泽东的预料要快一些。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这年年底毛泽东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作了新的分析，得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结论，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的预判。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经过敏锐审慎的观察和思考后预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是在党内党外很多人还没有看清局势时作出的大判断。作出这个大判断后，毛泽东即开始考虑打倒蒋介石后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确定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经济纲领、政治纲领任务，并且开始着手筹建新中国。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预判，提出了新中国建国基本方针，主要是：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取得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建国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按照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状况确定党必须采取的政策;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会后，毛泽东即与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具体筹备建国事宜。到1949年6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构架已见雏形，新中国即将诞生。在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必须要回答我们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回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远见卓识。据胡乔木回忆：当时毛泽东曾让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全面系统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稿子写出以后，结果没有用。毛主席自己写了纪念‘七一’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刊出。胡乔木回忆说，这篇文章回答了“在政治方面，国体政体是建立新中国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就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安身立命基础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上讲清楚，就会出现混乱。毛泽东讲清楚了这个重大问题，再次展现了他的超前预见性。
正确决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作为杰出的战略家，毛泽东主要是从战略方面讲“导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1936年9月26日，毛泽东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在实践中，毛泽东总是从战略高度作出正确决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以延安换全国”就是他从战略高度作出决策的典型例子。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23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而陕甘宁我军只有2.5万兵力，虽然延安地形利于防御，陕甘宁我军战斗力很强，但毕竟敌众我寡，全党都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决策：主动放弃延安，“内线防御，外线解围”;自己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对于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很多干部、群众想不通，毛泽东就耐心地向大家解释“人”与“地”的关系，讲科学取舍决策的道理。他曾对中央书记处一位同志解释“人存地存，人失地失”的道理，信心百倍地说：只要蒋介石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作撤离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时说：“我军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还对老百姓解释说：延安就像装满金银财宝的大包袱，蒋介石和胡宗南就像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来打劫了，那么好吧，我们就放弃延安，把包袱给他们背上，这样我们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一年多，行程1000多公里，途中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而在陕北，西北野战兵团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相继取得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军1.4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两头挑担子，中间直插敌人胸膛”的决策。“两头挑担子”，就是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时，这两个地方我军要牵制住敌人，大量消灭敌人;“中间直插敌人胸膛”就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先后派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挥师南下，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后来和他的秘书胡乔木形象地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握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起到了大量牵制、调动、消灭敌人的作用，1948年3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全部达成。当月，他和党中央东渡黄河，到达华北，直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暂不收回香港的思路，是毛泽东出于全面考虑后作出的一项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事实也充分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无比正确。
毛泽东关于保留香港现状不变的决策，是他从战略高度作出决策的又一个典型例子。解放军于1949年10月解放广州后，已经兵临深圳界河边。此时，毛泽东却下令：解放军止步，不要越过内地与香港边界。毛泽东下令解放军不打香港，并不是他临时作出的决策，而是他很早以前就深思熟虑才下定的决心。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在延安对一位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 4卷，第 207页)。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筹建新中国时，对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谈到香港及与之有关的问题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48页)对于毛泽东不解放香港的决策，党内很多人不理解，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也不理解，认为这是对帝国主义示弱，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殖民统治继续存在。毛泽东解释道：英国在香港没有多少兵，解放军占领香港轻而易举，但我们为什么不那样做?因为香港情况特殊，“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9—250页)实际上，毛泽东有两个更深刻的考虑：一是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必然对中国采取封锁、打压政策，我们应该分化西方阵营，而英国是我们做分化工作的首要目标国。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在后来的日内瓦会议上，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倾向我国或者保持中立。二是新中国搞建设，需要与世界保持经济联系，而香港正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窗口和通道。同时，香港也能起到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气象台”和“桥头堡”的作用。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才作出了暂时不解放香港的决策，正因为作出这个战略决策，当美国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时，中国仍然能通过香港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陆上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时，香港则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而且，毛泽东的决策，也为后来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社会安定和谐、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可见，毛泽东作出保留香港不动的决策十分英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炮击金门决策、对印度自卫反击等等，无不展现他作为伟大战略家总揽全局的决断眼光、敢打必胜的决断意志、全面权衡的决断选择、负重千钧的决策担当、灵活机动的决断创新、将军事、经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决策艺术。
方法恰当
在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中，恰当的工作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十分重视工作方法。他曾经用“桥”和“船”形容工作方法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极为重视的问题。
要有恰当的工作方法，首先要有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毛泽东是这样做的，也是他所要求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就预见：抗日战争不仅必定胜利，而且预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将会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两者要衔接起来。他预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不仅国民党方面不信并攻击毛泽东的预言，共产党内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第三种力量”则根本不相信。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客观形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言非常正确。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时，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证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战略思维是正确的。正因为这个战略思维正确，当历史巨大变化到来时，我党的具体工作方法也就十分清晰、具体、得当了。这些都是在毛泽东1940年战略思维指导下，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形成的。
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他经常举刘邦的例子，说刘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好。1957年，毛泽东同他的秘书交谈时说，刘邦是平民皇帝，做过小官，与当时的贵族、将军项羽比，他一没兵，二没人，为什么他能够得天下呢?就是有两样，一是主意好，即决策对头，二是会用人。刘邦先进攻咸阳，平定阿房宫，这个主意好。刘邦会用人，箫何、张良、韩信三个人都很有能力，但本事不一样，刘邦就给他们分工，有的做参谋，有的做后勤，有的做将军。刘邦用了这三个人，就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而项羽只有范增一个谋士，但这么好的谋士，他都不会用。所以项羽才失败。毛泽东把刘邦和项羽进行对比讲了这样的道理：当领导的，第一，要决策对头;第二，要用人得当。这也是毛泽东对自己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既善于决策，又善于用人。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后，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是：必须先夺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个决策是看得远的，是正确的。作出这个决策之后，毛泽东派出大批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内的干部进入东北，加强我党在东北的领导力量，并根据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调整东北局领导人，使东北我军由弱变强，接连打胜仗，在短时间内不仅使我党占领全东北，并且将东北我军发展到人数超过百万、装备也相对较好的野战军，为我军取得后来许多重大胜利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反对党八股》中说：“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毛泽东讲的，就是他的基本工作方法，这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毛泽东总是先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再决定方针。他于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他当时就把苏区很多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写出系列调查报告，并据此确定了苏区许多重要工作方针。
建国后，当“大跃进”暴露出许多问题时，毛泽东自己组织三个调查组，深入基层，直接听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意见，从中发现许多问题。对于这个方法，毛泽东总结道：“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很多领导干部遇事拿不出办法，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话中是他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对自己工作方法的总结。“大跃进”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克服困难?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方法?毛泽东给出了答案：通过调查研究找办法。在他亲自带领下，全党兴起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在亲自调查研究中发现：“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了解实际情况基础上，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了克服困难的基本方针办法，各地也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了过去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我党很快就带领人民克服了困难，各方面事业都得到很大发展。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倡导全党干部“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用宋玉《风赋》中“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文句，讲了这样的道理：“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善于从细枝末节、起于“青萍之末”的“小风”中，观察到其发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的可能，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早作准备、下先手棋，是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之一。在开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意识到，进城后，我们有的干部会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而腐化堕落，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干部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对此也保持高度警惕。1951年10月毛泽东觉察到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中孕育着腐化堕落的“大风”，下决心解决。中共中央于12月初发出重要文件，“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汇报，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督办，亲自指导，提出方针，交待政策和方法，还用很大精力落实定案工作。“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同干部中的腐化分子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毛泽东意识到这同样孕育着“大风”，决定紧接“三反”运动开展“五反”运动。这两个前后衔接的运动，及时处理了党内腐败问题，同时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端正党风和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打下基础两方面成果。
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还体现在他善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于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多谋善断”;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把领导机关当作“一个加工工厂”;“文武之道，有张有弛”;“波浪式的前进”;学会“弹钢琴”等等工作方法。用恰当的方法解决性质不同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经验，也是他具有杰出高超领导才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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