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成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保卫党中央安全的坚强红色堡垒。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陆续迁往上海，转入地下活动。11月14日，党中央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中央组织局下设立特务科，即中央特科。特科成立后，先后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后调整为无线电通讯科）四个科。
中央特科机构示意图
龙潭三杰立奇功
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是中央特科的首要任务。特科同志们千方百计在敌人眼皮底下选址、租房，确定了一批安全可靠的办公场所和接头地点，保障了党中央的日常运转和一系列重要会议的成功召开。
为掌握对敌斗争主动权，特科想方设法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人行动情况，特别是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的三人情报小组，成功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敌特的主要动向。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因他掌握大量机密事项，对党中央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千钧一发之际，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截获敌人密电，急派交通员连夜赶赴上海，通过李克农，找到陈云、陈赓，以最快速度向党中央报警。接报后，周恩来、陈云迅速部署党中央重要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后来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周恩来曾说，“在上海中央特科时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油画，从左至右分别为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穿越重围送要情
随着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壮大，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震惊恐慌，从1930年10月起，多次调集重兵，向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为帮助红军准确掌握敌军情况，中央特科主动加强对敌人军事情报的搜集，有力支援了红军反“围剿”斗争。
1933年9月起，国民党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实施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高级别军事会议，部署“围剿”中央根据地的“铁桶计划”。一直暗中支持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莫雄，在会上得知这一部署后，连夜下山将绝密情报通报给特科项与年等人。
项与年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日夜兼程，穿越重重封锁线，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铁桶计划”示意图
划破暗夜传电波
在我党地下斗争时期，党组织之间传递文件和情报，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单纯的人力交通既不安全，更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需要。为此，党中央专门将中央特科的交通科调整为无线电通讯科，组建专门队伍，负责研制收发报机、创建秘密电台，直至建立全国性的无线电通讯网。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中央特科白手起家、克服万难，在1929年11月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电台。1930年1月，沪港两台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无线电通报。
此后，中央特科逐步开通了与共产国际、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的无线电通报线路。1932年上半年，上海党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红军总司令部及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均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联络，有力促进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我党第一批无线电台，用日复一日的“滴答”声，划破了漫漫黑夜，被誉为“党的通信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1935年9月，由于斗争形势变化，中央特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留在上海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为党保存下了极其珍贵的两万余份中央文件，被誉为中央“一号文库”。转移到华北、湖南、四川等地的同志，继续坚持战斗，在情报和统战联络方面作出了新的成绩，为抗战时期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央特科为保卫党组织和保障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特科的众多无名英雄在隐蔽战线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们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历经近百年岁月洗礼，凝结成隐蔽战线始终不变的血脉灵魂，也给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以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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