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从1921年7月1日党诞生之日起，一直到 1927年7月12日被共产国际停职，任职6周年。在后期犯下一系列严重错误致使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遭受受灭顶之灾。陈独秀驾驶着共产党列车明明是向着悬崖疾驶而去，却不允许批评，更谈不上撤换。很明显的是，中山舰兵变之后，党内应该追究陈独秀的错误，也应该撤换他。即使此次不追究，不撤换，四一二就应该果断地追究错误，并且撤换。更谈不上后起之秀被选到领导位置，例如，表现突出的年轻的毛主席应该上位，领导中国革命。(三大时，毛主席实际是党的第二把手，党内日常工作，都是毛主席起草文件，陈独秀阅后，即发全党，可见毛主席当时在党内的位置。第二代领导人瞿秋白执政时，也要求毛主席畄中央，肯定重用，可见毛主席在党内位置。孙中山在世时，就很欣赏毛主席的德和才，曾提议毛主席作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中央委员只有20余人，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只是汪精卫说毛主席太年轻，才做了候补委员。在孙中山去世不久，毛主席还做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要知道宣传部长是汪精卫，是国民党当时的第一把手，可见，毛主席在国民党内地位是很高的。)诚如是，1926年中山舰兵变时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比遵义会议早了9年，中国革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牺牲，会建立一个孙中山式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府，可能是汪精卫-毛泽东联合方式。而且共产党会是一个重要的执政党，毛主席本人会有难以取代的位置，重大决策若离开毛主席而难做出。如此，以日本人的一万多人想占领东北，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有抗日战争，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小多了，中国人的幸福那时就会得到。以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团结国民党左派，定能领导国共合作政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惜，那时党内干部政策不体现马克思原理，领导人更换也不体现马克思原理，不但这次毛主席未能上位，就是陈独秀下台也是一次被错过的机会。还有在江西名震全国了，也有领导人更换机会，但被一帮有后台的嘴子货占据了。直到遵义，才是一个 “确定了领导地位”，窝囊透了，那也是万般无奈，因为毛主席再不上，那些人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被蒋介石收去了。那时党的领导人更换，或者说干部制度不符合马克思原理，是林林总总各种错误中最严重的一种。是革命屡屡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毛主席能够比遵义会议提前九年上位，即在1926年中山舰政变蒋介石集团夺权时上位，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而这些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实行纪律检查，直至撤换的权力，恰恰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们的政治祖先马克思、恩格斯给于每个共产党员的。翻开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就有显明的论述。马克思的杰出学生、十月革命的发动者列宁又特别强调这些，详见马列主义的名著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些著作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要按照巴黎公社领导机构原理建立自己的领导机构，而不是继承旧有的那些政权机构原理。恰恰相反，是打碎那些旧有的政权机构原理，或者说打碎那些旧有的国家领导机构模型，而不是继承那些旧有的领导机构模型，打碎旧有的政党领导机构模型。
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给出的巴黎公社原理、工人阶级领导机构原理对于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张国焘、邓中夏等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难设想一位陈独秀领导下的成员对陈独秀提出批评，更谈不上撤换。三大时，毛主席是秘书。三大后普通的、日常的中央工作，一般是毛主席起草文件，经陈独秀过目后即发向全党。那时，因为毛主席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开始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而且这种不一愈演愈烈，不可能统一，甚至针尖对麦芒。到后来，也巧得很，毛主席健康欠佳，请了长假，被分配到湖南老家养病去了。毛主席为主筹备的党的四大，毛主席自己却失去了参会资格，怪哉。上一届是党内的实际第二把手，下一届却连参会资格都没有，真是从九天之上丢进了九地之下。是不是因为批评陈独秀遭贬谪?如是，马克思原理哪去了。党的那时的这种组织机构能体现马克思原理吗?陈独秀的做法是不是旧有的政党领导机构的做法?是否与旧有政党领导机构做法无二?
因此，按照马克思原理、体现马克思原理，就应有一个能批评、也仅仅是批评而不能替代陈独秀工作的机构，或者委员会，包括一个主任。而这个委员会陈独秀是无权调离或撤换的，是与陈独秀平级的，或者说委员会的主任与陈独秀平级。这恰似军队的政委与司令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能保证在党生死存亡之时，对陈独秀的错误猛击一掌，使之幡然悔悟，猛醒，有可能纠正中山舰兵变、四一二大屠杀、七一五大屠杀那样惨剧。相对应的，还应有另外一个机构能撤换陈独秀，不应等着千万里之外的斯大林决策撤换陈独秀，单靠着斯大林，很可能这边已经人头落地，那边还什么也不知道。能撤换陈独秀的机构，也能扶持新秀走上领导岗位。这样就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原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原理》，以及后来的1966年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原理，并使导师的、创始人的原理具体化、条例化、实践化。让马克思原理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工人阶级中去，走到革命实践中去，并像种子一样结合到工人阶级实践中去，变成改造革命、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
而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由共产国际挑选中共领导人，他们看重的第一要素往往是听话，忠于共产国际(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皇帝挑选太子大多如此，这是封建皇帝们之德才一代不如一代，国家治理越来越差，导致天下大乱，继而亡国的重要原因。他们挑选太子多数情况下是首先考察未来太子对自己的忠实程度，其次才是治理国家能力。皇帝挑选接班人这麽重大事情都没有把国家利益、社稷江山放在第一位，怎麽能指望国家越来越强盛呢?皇帝的治国能力一代比一代强呢?更何况仅仅从皇子里面挑选接班人，面就太窄了，面向整个朝廷，面向全国在德和才方面，超过皇子的人太多了，所以封建社会就易灭亡。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点上比封建社会进步了。当然在这点上资本主义又落后于社会主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十六条》等不朽著作及一系列措施中规定的无产阶级的新型领导机构的原理是资产阶级领导机构无法比拟的)。这往往错误诱导或者说导致中国共产党员首先是揣摩共产国际的心理，首先与共产国际谈得来，而把中国革命的胜负放在第二位。这样的干部实际都是些“爬山虎”(一种藤类植物，沿靠着、依赖着、或说寄附着已有的墙壁、或者已有的挺拔大树向上生长)，而中国革命需要“大杨树”(北方一种挺拔高大的树类)，顶天立地地男子汉。看共产国际重用的那些人大多如此，在蒋介石进攻面前一个又一个，走马灯似的败下阵来。而毛主席自幼独立思考，诗词“独立寒秋----”很能代表毛主席的风格。还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富有战斗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酷似典故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及“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充分体现毛主席不但是顶天立地之男子汉，而且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还有具有超人智慧。而这样的领袖，通过大风大浪产生出来的领袖，也只有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巴黎公社方式，才能走上领导岗位。通过上面钦定，如封建社会，产生不出来，多数情况下产生一些会揣摩上意的干部。
靠上面任命、物色一般来说不可能，或者说多数情况下，找不到“大杨树”干部，即使找到了，也不会使用，更谈不上重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们对毛主席不是没有接触，而是有长期接触，但是他们没有丝毫重用毛主席的意思，甚至连一句称赞的话都没有，相反，处罚毛主席积极得很(对秋收起义不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只是身居要职的瞿秋白，对毛主席很欣赏，并多次称赞。一般来说，比较平庸的上级不会物色出类拔萃的下级上位的。中国人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往往成为他们的内心陋习规则。“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一律不要”，这条原则，也适于国外。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原理，巴黎公社的方式，能够以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以唯贤是举，甚至体现中国古人的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原则，以及唯错是批的精神，给无产阶级选拔出最大公无私、最有能力的领导人，身体健康之人，领导革命成功。后来的遵义会议，及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实际上都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物色，实行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原理，实行了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巴黎公社的批评以及罢免方式。遵义会议，及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是巴黎公社原理的预演，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理的具体化、实践化。由于遵义会议，才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由此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的原因，究其根底，可以说是没有学好与贯彻好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结果。
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除了令人想起创始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后悔没有学好，没有贯彻好之外，也很容易令人想起中国民间的一句古语，是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陈独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直到脖子断了，真有一股坚决劲头。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竟然换不回他的回头。党内也无法制止他，以免在他自己无法挽回、陷入深渊之际，能有一位新领袖，能够使全党保持正确方向，领导全国人民，以挽救革命，促成革命;而结果却是全党陪着他陷入深渊，损失90%，几近全党覆灭，他一手创造的党，再由他亲手消灭? 陈独秀悔不当初，不信共产主义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与第一代领导人的代表(毛主席，蔡和森等也称为第一代。第二代是王明博古那些人?)，革命锐气那么旺盛，怎钻进“二次革命”的迷雾中，出不来了呢?喝了迷魂汤?而且毫不念及亲手发动起来的六万党员及数千万工农的之苍生的性命?连自己的宁死不跪的、任省委书记的儿子也被蒋介石的刽子手站着乱刀砍杀!呜呼，哀哉。呜呼，悲哉。呜呼，痛哉。本文感谢山东得象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缪峰董事长帮助。
作者：董程英，山东济南 山东大学离退休处千佛山校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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