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1917年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领导下，俄国工人 、农民和革命士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彼得堡一举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头子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就是发生于100年前的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十月革命。
上篇•苏共崛起，建国立业的丰功伟绩
从表面上看，十月革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高层也曾有过这样的模糊认识，于是热衷于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企图复制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但是这种左倾盲动主义行为，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痛定思痛，全党最终认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
那么。十月革命究竟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
(一)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
事实上，十月革命经历了长时期的思想和组织准备。1883年，普列汉诺夫组建了俄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1887年，时年17岁的列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他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5年他联合其它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组成一个统一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此基础上，一个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宣告成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宣布党的宗旨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列宁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因而没能出席党的一大，但他明确声明：从今以后，我就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了。
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制定了党纲、党章，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然而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内分裂成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为代表的“少数派”(孟什维克)。
1905年，布尔什维克单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一是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二是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三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此后，社会民主工党就肩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在苏共历史上，这段时期(1905—1907年)的斗争称为第一次俄国革命。
1917年2月，俄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统治，史称“二月革命”。但是，二月革命的成果却被代表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窃取了。于是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同临时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最终下定了用革命暴力推翻其统治的决心。
斯大林比列宁小9岁，他的革命生涯可追溯到1894年。那一年他参加了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901年他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1905年12月，斯大林出席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列宁初次见面。此后，他多次被捕和流放，但一直坚持革命斗争。1917年3月，斯大林按照党的安排回到彼得堡。10月7日，列宁从芬兰边境潜回彼得堡，直接领导武装起义。10月6日，党中央选举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乌里斯基组成党总部，具体组织和实施十月革命武装起义。至此，十月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只待列宁一声令下了。
回顾这段历史，从1883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成立，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整整经历了34年。这无疑是一个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过程。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在俄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同列宁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从1887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到1924年去世，列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整整奋斗了37年。
列宁的历史功绩主要有：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传播到俄国，缔造了无产阶级政党。完成了在一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无产阶级政权。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俄国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宣布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第三，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益探索。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无论是为应对国内战争而提出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还是后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都为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作了成功的探索。
第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大林从1922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53年辞世，领导苏共和苏联31年。作为列宁的战友和继承者，他的伟大功绩主要是：其一，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确立了苏共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苏维埃国体，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其二，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过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工、农、商领域分别占据99.8%、98.5%和100%份额。其中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11.7%，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
其三，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到1932年(“一五”末年)基本消灭了失业现象;同1913年相比，1940年职工工资增加了5倍，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增加了1倍;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提供住房。
其四，取得了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的伟大胜利。1941年至1945年的卫国战争，是在苏共及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举全苏国力进行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战后的1948年，苏联工业即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同时，有关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迅速恢复和超过战前水平。
(三)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于1848年诞生了。《共产党宣言》在历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暴性、腐朽性、寄生性之后指出：“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就此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应当说，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人类社会发展绘制的一幅必然前景和美好蓝图。
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恰恰是将这个前景付诸于实践，将蓝图变为了现实。俄国无产阶级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懈奋斗。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把银行、铁路和大型工业企业收归国有，颁布《土地法令》，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收回来，交给农民耕种，初步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经过5年的艰苦斗争，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反扑和进攻，于1922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从此，一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横跨欧亚的广袤大地上。
2、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空前觉醒，一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滚滚洪流，席卷世界各地。这场伟大运动极大的动摇了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极大的促进了第三世界新兴力量的崛起，极大的削弱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
十月革命的又一个显著意义是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说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宣布“走俄国人的路”，并没有机械照搬苏联模式，而是有所创新和创造。比如“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比如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土地改革政策;比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等等。
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极大地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威。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盏指路明灯。
3、引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探索
同夺取政权相比，巩固政权更难。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斯大林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层面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囿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都未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个难题，以至于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领导权很快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修正主义者篡夺。
正是吸取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剧变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系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要义是：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指出：“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对内来讲就是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腐蚀群众，营造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对外来讲，就是要打破“帝国主义的语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魔咒。(毛泽东•1964年7月14日)
●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国后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围绕搞公有制还是私有化展开的。公有制的基础一旦动摇，正如毛主席在1965年讲的：“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1964年，毛主席就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而这种蜕变，主要是通过党内特别是钻进中央高层的修正主义分子来完成的。因此，识别并把这些人清除出去，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首要任务。
●让群众来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1963年11月15日，毛主席讲：“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靠行政的方法、法律的方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建国后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因应民意而发动的。政治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教育和挽救干部，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在“共和国第一大案”发生后，毛主席讲：“杀了两个(指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其第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传播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第二个阶段就是列宁、斯大林成功地发动十月革命，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
《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是因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而自然划分的不同人类群体;阶级斗争的产生，是因为某些群体不靠剥削和压迫其它群体就一天也活不下去，而这必然要遭到由大多数人构成的群体的反抗。迄今为止，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没有消灭，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体系的本质要义。忘记或有意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已经得到的政权还会失掉，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中篇•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1991年8月24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解散，其本人辞去总书记职务。11月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活动。至此，具有93年历史的苏共垮台。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向全国发表公开讲话。此时，克里姆林宫屋顶的镰刀锤子国旗悄然落下，标志着有74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
关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几十年以来有“乌托邦说”、“经济崩溃说”、“军备竞赛说”、“斯大林模式说”等等。但无一不是主观臆断或别有用心。其实，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因是苏共领导人全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外因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从而使得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右转，主动迎合西方价值观而导致的恶果。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回顾
(一)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蜕变
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窃居了苏共领导岗位。这个在斯大林在世时把斯大林称为“亲生父亲”的人，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20大期间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全面颠覆苏共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为此，他罔顾历史事实，采用公然歪曲、无中生有、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卑劣手段，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斯大林身上;甚至摒弃历史背景，把所谓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斯大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肆意辱骂。
报告一经公开，立即在苏共党内外和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一方面引发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警觉和反对;另一方面博得了西方国家和苏联内部“解冻派”的喝彩与欢呼。
2.在背叛之路上渐行渐远
继20大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理论”之后，赫鲁晓夫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22大上又抛出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重要思想”。
“全民党”论阉割了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必须坚定地代表工农和其他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才能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全民国家论”则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苏共22大通过的纲领中，赫氏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充满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这在国际资本主义虎狼环伺，将社会主义制度视如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现实国际环境下，不仅解除了全党的思想武装，而且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无功救赎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开始了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推行的倒退式“改革”。比如：取消了“工业党”和“农业党”，恢复了统一的州、边疆区党组织;纠正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主张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斯大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社会市场经济”的批判;在客观上加大了对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运动的支持力度等等。
但是，由于赫鲁晓夫时期形成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势力仍有很大影响，社会上仍然存在并不断滋生“持不同政见者”，党内的腐化变质者和特权阶层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加上勃列日涅夫本人也不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上因素的综合效应，导致这场客观上的自我救赎最终归于失败。
显然，苏共20大以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是苏共蜕变的起始点。从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同时，却产生了一批“20大的产儿”，正是这些人，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推动苏联演变，最终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急先锋和骨干力量。
(三)戈尔巴乔夫的彻底背叛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6年后，他彻底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在戈氏的操控下，1986年2月的苏共27大提出“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其结果，一是使党逐步失去了对文化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领域和新闻媒体逐渐由自由派代表人物把控，党内健康力量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各种“非正式组织”纷纷出笼。到1987年底，这种组织已有3万之多，它们有组织有纲领的散布反共、反苏言论，对正面舆论实行恶毒围攻。三是颠覆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浪潮愈演愈烈。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被曲解和诋毁殆尽，党心、民心陷入极大的混乱和割裂之中。
2.全面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路线
戈氏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市场经济”、“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私有化”四个极具欺骗性的阶段。
198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决议。戈氏在报告中提出了“三自一全”改革方案，即国营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筹资金”、“自我管理”和“完全经济核算”;1990年2月苏共提出“计划——市场经济”纲领。8月，在戈氏授意下，由苏科学院院士沙塔林主持炮制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出台。10月戈氏公开宣称“我们应当实现所有制私有化”;1991年7月1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该法规定，用两年时间把80%中小型企业卖给私人，再用两年将70%大型国企改为私人经营。
以上举措，为苏联剧变铺设了经济基础。
3.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关系“新思维”
戈氏“新思维”的要点一是“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新思维”的核心。在这个口号下，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被抹杀和抛弃了，演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要服从和服务于西方利益代名词的“全人类利益”;
二是“世界已开始迈向大合作”，“人类已经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在帝国主义到处推行强权政治和和平演变战略，国际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疯狂掠夺资源的大背景下，这种说教无异于自欺欺人和自我毁灭。
三是国际关系“人道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在国际舞台充满矛盾、斗争和冲突的现实下奢谈“人道”，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只能是自废武功，自套绞索。
四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日益“趋同”论。戈氏故意掩盖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不同本质，大讲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就会“自然长入”社会主义，不啻是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历史大倒退制造舆论。
正是这个自称为“20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断送了几代人流血牺牲创立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解体后，他宣称“我生活的目标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一副叛徒、内奸、卖国贼的嘴脸已大白于天下。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灾难
(一)私有化洗劫了人民和国家
苏联解体后把所有国家财产作价1.5万亿卢布，按每人1万卢布分给了每一个公民。但是，人们拿到的并不是货币而是私有化劵。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推行“休克疗法”，致使通货膨胀率达到2501%，物价上涨近5000倍，如此就造成了卢布大幅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把工资和原有储蓄拿出来换购生活用品，从而形成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多少倍，商品价格就增加多少倍的恶性循环，导致81%以上人民的多年储蓄被洗劫一空。致于老百姓手中的一万卢布私有化劵，到1992年10月正式启动私有化时，只够买一双皮鞋了。人们低价抛售的私有化劵，全部落入少数富人和外国资产者手里，多数人的发财梦就这样破灭了。
仅1992——1996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提供的资料，私有化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超过9500万亿卢布。也就是说这5年的国家损失相当于5年卫国战争的2.5倍!另据国家杜马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俄罗斯出售12.5万家国营企业时只卖了72亿美元，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而仅仅其中的500家大型国企，其实际价值就达10000亿美元。真可谓血本无归!
这些本属全民的财产一是落入了1%的大股东手里(持股85%以上);二是落入外国投资(机)者手里。除直接购买俄企股权外，外币成为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本土资本的理想替代品，于是就发生了“改革”以来，累计引进外资仅100多亿美元，而外逃资金却达到1500多亿美元的可悲局面。
(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冲击
苏联巨变前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改变性质或投向西方阵营，东欧各国共产党或下台、或改旗易帜，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反对派枪杀，南斯拉夫被肢解并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用军事手段强行颠覆。一时间，血雨腥风四起，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以朝鲜为例，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凭借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创下1948——1984年连续36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7.3%的优秀记录。1984年同1946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431倍，粮食产量增长5.6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65倍，到1986年达到2400美元。朝鲜较早就实行了教育、医疗、住房免费制度。在城市，三口之家无论职位高低都享有70—90平方米住房，而房租和水电费只相当于工资收入的2.5%，也就是说，如果月收入100元，仅需2.5元就全部搞定。在农村，农民则享受政府出资建筑的住房。1970年代朝鲜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和电气化。
但是，因为不得不依赖国外石油供应，苏东剧变后朝鲜出现石油紧缺，大部分农机闲置;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的钾、磷等化肥缺口巨大，导致农业减产。另一方面，由于美日韩等国的敌对政策，使朝鲜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不得不投入大批资金加强国防力量。西方制造“朝鲜威胁论”，日复一日地在朝鲜家门口大搞军演，并对朝鲜施加无理制裁，使朝鲜人民及其社会制度面临空前挑战。可以说，朝鲜危机既是苏东剧变的延续性后果，也是西方实行剿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战略的又一个险恶招术。
(三)苏联人民的抵制和抗争
戈尔巴乔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苏联人民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较突出的事件有两宗。
一宗是“3.13事件”。上世纪80年代，在戈氏的煽动下，一股“反思历史”的恶浪日益高涨。右翼势力同西方颠覆势力相勾结，把苏共污蔑为“历史罪人”，把苏联制度贬斥为“万恶之源”，鼓吹要回到“常态文明”，即资本主义社会。对此，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安德烈耶娃于1988年3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反击。这篇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猛烈抨击了“反思历史”浪潮，同时还对否定党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宣扬西方议会分权制，以及戈氏“改革”的资本主义倾向，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进行了批判。文章发表后，得到普通党员和群众的热烈拥护。然而在“自由改革派”和苏共中央联手打击下，最终被定性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而遭到扼杀。
另一宗是“8.19事件”。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外地休养之机，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保留苏联，阻止“民主派”上台。当天凌晨，亚纳耶夫在莫斯科电台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依据宪法由他代行总统职权。接着，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由戈尔巴乔夫启动和主导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国家已失去控制。与此同时，苏军开进莫斯科市中心，用坦克和装甲车占领了国家重要机关。当天上午，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一号命令，要求立即解散各种非法组织。下午又发布二号令，决定暂停除中央9种报刊外其他刊物出版。三天后，在戈氏和叶利钦联手镇压之下，这场党内健康力量的最后抗争，最终以失败结束。显然，苏联巨变并不是人民的选择，剧变前的1990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0%以上的人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明显例证。
下篇•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思考
(一)必须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三步曲”
妖魔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歪曲无产阶级革命历史——颠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步曲”。不幸的是，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魔咒式的“规律”。
他们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全盘否定斯大林，意图是树立对资本主义以及他们这些代理人的崇拜。因为每一个阶级都需要有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历史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革命的阶级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在美国，如果有人反对林肯，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在苏联，攻击谩骂斯大林却成了“新思维”。赫氏和戈氏实际上做了西方反共势力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充当了西方颠覆势力“斩首行动”的刽子手。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他们颠覆了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全部历史，污蔑十月革命是“离开了人类文明正道”，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专制独裁制度”。公然宣称改革就是“告别过去”、“炸毁一切”，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经过从赫氏到戈氏30余年的鼓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被颠覆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梦想实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骗人的幌子。到戈氏执政之后，苏联媒体上丑化否定苏联历史的恶浪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了党心、民心和军心的极大混乱和割裂。在反复蛊惑之下，一些人信仰破碎了，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苏联政权。戈氏抓住了这个他一手制造的“机会”，彻底葬送了苏共和苏联。
牢牢记住上述“三步曲”，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反击策略，是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也是防止苏联巨变在中国重演的当务之急。
(二)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在戈尔巴乔夫的“舆论多元化”和“摒弃精神垄断”主张下，苏共的主流意识形态非但放弃了马列主义价值观，而且竭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1985年由戈氏一手扶上台的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西方代言人。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共产主义“在其基因中就包含着原始罪恶”。而对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他说：“在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在雅氏的操弄下，《消息报》、《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等众多全国性报刊，纷纷更换主编、调整编辑部人员。1987——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正是这些“主流媒体”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复辟的急先锋。在“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的搅动下，谩骂苏共、诋毁共产主义的文章纷纷出笼，公开号召推翻苏共“专制统治”的声音甚嚣尘上，浊浪排空，一片乌烟瘴气。苏共丢失了思想舆论阵地，陷入了被动挨打境地。终于像“泥足巨人”一样轰然坍塌。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如果说，当年老人家讲这番话时，人民还不能完全理解其深刻意义，那么面对苏联倒台的真切现实，不能不说他比别人“早看出了五十年”!
毛泽东同志还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是靠这两杆子。其实，干反革命何尝不是靠这两杆子?苏联并没倒在建国初期的白匪和卫国战争时期纳粹德国的枪口下，而是倒在了没有外部战争侵略时期内奸和外鬼联手的“笔杆子”之下。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当引发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的警醒和反思吗?
(三)必须坚决反击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攻略
最早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政策的是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1950年，他就公开提出，要对苏东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而“思想战争”的提法恰恰为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的，我们的“责任不是用武力去干预那些我们不曾征服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要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的宣示，作了最好的注脚和最高的概括。
西方“和平演变”的手段一是利用媒体进行长期的宣传战和攻心战，培养西方价值观的拥戴者和代理人;二是利用或制造“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扶植“持不同政见者”;三是资助“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知识分子”，集结内部破坏力量;四是输出“新自由化经济理论”引诱社会主义国家走“市场化”、“私有化”道路;五是用“普世价值”说教取代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彻底颠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灵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而西方“和平演变”策略，正是通过戈尔巴乔夫之类的内奸来实现的。
第一，面对西方的思想渗透，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宣布苏联媒体“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之外”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另一方面鼓吹“言论多样化”，“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主动迎合了西方的舆论攻势。
第二，秉承西方“政治多元化”旨意，放任“持不同政见者”为所欲为。1986年戈氏屈从美国压力，请“保卫人权”组织头目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准许他组建由300名议员组成的“跨地区议员团”。从而导致反共的“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三万余个。
第三，全盘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推行总统制和议会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政体和国体。
第四，全面推行私有化经济政策。到苏联解体前夕，私有制经济已占据绝对压倒优势，新生资产阶级已不满足于攫取的巨额经济财富，而是进一步提出主宰国家政治的诉求，戈氏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不归路。
(四)必须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滋生的政治土壤
这里的要点有三：一是要防止中央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针对苏联演变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戈尔巴乔夫正是这样的人物。上世纪30年代，其家族成员中有多人在“大清洗”中被冲击;大学时代，他就开始接受西方思想观念;苏共20大时，25岁的戈氏深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侵淫，并且认为对斯大林的清算“还不彻底”。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他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制的、官僚的”，要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仅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实现。我感到安宁。”
早在1945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说：“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1991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在谈“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时说：“苏联领袖逝世后(注：指勃列日涅夫)，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可能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可见，如果听任帝国主义“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党和国家非要变颜色不可。
二是要构筑抵御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阵地。从社会形态角度来讲，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阶段。正如毛泽东同志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是不会同时消亡的，他们总是企图恢复昔日的天堂。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刻也不能放松同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否则，已经到手的政权还会失去，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搞清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百年以来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开始是以暴力形式为主，即“武化”斗争，后来则以意识形态斗争形式为主，即“文化”斗争。因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继续革命，用革命的文化反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文化，构筑抵御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阵地。而苏联这块阵地却由赫氏时期的动摇、蜕变、发展到戈氏时期的背叛和为敌所用。即由赫氏的“解冻”到戈氏的“解禁”，把潘多拉魔盒完全打开，从而彻底断送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基业。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的沉痛历史教训。
三是要十分注重对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苏联解体经过了30余年的渐变历程，其中最典型的是否定历史的四个过程：1.由苏共领导人亲自筹划、组织“反思历史”的行动;2.通过“反思历史”、“平反历史错案”，掀起歪曲和否定苏共历史的社会风潮;3.理论界、文化界的“精英”充当了颠覆历史的急先锋;4.“反思历史”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导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
首先，苏联“精英”中的许多人，当时虽然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其实是一伙对共产党抱有刻骨仇恨的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假借“改革”之名，行复辟之实;以“反思”之名，行“改写历史”之实，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邪恶狂潮。他们的恶行尽管受到党内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最终还是得逞了。
其次，苏共组织涣散、信仰分裂，是亡党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其主要根源在于：1.清算党的历史，造成党员思想迷茫;2.“全民党”的组织路线，造成党的成分混杂;3.“放弃意识形态垄断”，造成党员信仰分裂。这样的状况，必然导致许多党员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丧失斗志，一些人甚至成为敌对势力的吹鼓手和带路者。
再次，要重视宣传和教育群众。群众中的一批人，或出于家族、历史、个人的某些原因;或出于本无社会主义信仰和追求;甚至出于猎奇、寻求刺激等市侩心理，有的持旁观态度，有的甚至落井下石，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说明，既不能高估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也绝不能低估了颠覆势力的“洗脑”功效。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六年了。俄罗斯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甚至包括一部分当年卖力推翻苏共和苏联的“民主派”人士都陷入了深深的反思。这昭示了一个道理——与其现在图谋东山再起，莫若当初扶大厦之将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这种预言彻底破产。”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一定会在这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对决中，夺取最后胜利。复辟和倒退注定是短命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2017年11月5日)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