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是党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组织观念的综合反映，既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又是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长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步骤地消除了制约党的发展的问题，健康了党的肌体，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问题意识与导向，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以使命为引领，敢于直面党性上存在的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阻碍党的健康发展的因素与现象，如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等也日益凸显。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与党的发展之间已构成巨大矛盾，明确指出“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页)。194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其中对违反党性倾向的问题，如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思想上个人主义盛行进行了总结和说明，激起全党上下对党性问题的高度关注。毛泽东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报告时指出，从这一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央又明确提出党在学风、党风、文风上分别存在违背党性原则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问题，要求全党切实加以克服。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注意消除山头主义。“山头主义是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为彻底统一党的思想，清除历史问题遗毒对党的影响，整风运动后期，中央又有组织地对党内历史问题进行讨论和总结，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尾声，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57页)。为此，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5页)。问题是时代的最强音，用问题意识捕捉党性发展上的杂音和杂质，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症下药增强党性的先导，正如毛泽东在七大上的结论指出：“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97页)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党性上存在的问题。延安时期党在直面党性问题的同时也对这些问题的根源及性质进行了分析研究。任弼时1941年在《为什么做出增强党性决定》的报告中指出，其提出的政治原因为党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原因是中国是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小资产阶级众多，党员思想很容易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现实原因是党长期处于农村分散的游击环境中，地方容易产生与中央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意志、不统一纪律的问题，而党内新进的众多党员又没有进行系统的党性教育，给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隐患;外在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及敌对势力一直试图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因此综合种种原因，用党性坚定党员的政治立场和组织观念，对党的巩固发展已刻不容缓。在延安整风反对“三风”的问题上，毛泽东解释了为什么要重点反对主观主义。他指出宗派主义、党八股归根结底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流毒，历史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大敌，所以，“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0页)。在分析山头主义时，毛泽东指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40页)。就党内不停出现的违反党性倾向问题的性质而言，毛泽东指出它们实际上是党外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93页)。从矛盾分析角度出发，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党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党性问题实际上是这一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问题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原理、系统分析、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的方法出发，延安时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把握了党性问题的深刻根源，抓住了党性问题的主要矛盾，为科学解决党性问题提供了理性依据，是延安时期有效增强党性的关键环节。
三、以辩证法为方法，科学解决党性上存在的问题。延安时期党内存在的违反党性倾向的问题，此前也一直存在，党内也曾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但过于偏重组织解决，没有从思想上予以彻底解决，结果问题照出。毛泽东指出：“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56页)延安时期，党逐步意识到党性问题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后者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增强党性实际上是要求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为引导全体党员更好地增强党性，延安时期党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以思想建设为根本，以组织领导为保证的发展路径。在思想教育方面，为彻底打倒主观主义，党内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在学习过程中一再倡导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习方法;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党员走出学校，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联系群众进行经常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端正了党员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为纯洁党性，还倡导党内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不断清除党员思想上的政治微生物和病毒。在组织领导方面，党内确立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健全了报告制度，从立规立纪上维护中央权威。延安时期为保证思想建设的有效进行，组织领导上进行了相应的配合和保证，中央专门成立干部教育部，从中央至地方成立调查局(室)，增设马列主义学院，成立高级学习组等，要求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组织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还要求领导干部用科学的领导方式加强党性建设等。同时为保证纪律得到有效执行，在思想建设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纪律教育等。延安时期，通过思想上的根本改造和组织上的规范领导，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意志和纪律，增强了党员的政治意识和党性。在“七大”前夕，“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98—999页)。坚持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坚持用重点论和两点论统一的方法解决党性问题，是延安时期有效增强党性的科学方法与成功经验。
(作者：覃采萍，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张闻天党性修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BDJ04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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