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像
在湖北红安(黄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时，我发现了一张郑位三的老照片，特别是照片下方“1942年3月18日摄于天长龙岗高邮湖”的一行字映入眼帘时，那种喜出望外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红安——龙岗”，刹那间，犹如一道彩虹闪现在天空，让千里以外的他乡红安与自己的家乡龙岗联系起来，两个红色老区由此而紧紧地握手、拥抱!
就是这张照片，填补了安徽省天长市八分校纪念馆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馆藏照片之空白;就是这张照片，带我们走进郑位三在龙岗的生活。
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家开中药铺。他的名字缘由一段故事：他16岁那年夏天，从黄安步行到离家300多华里的武昌城，投考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今武汉科技大学前身)，风餐露宿走了5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因发榜时名列第三，故将原名郑植槐改为 “位三”。
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紧张工作，郑位三身体日渐衰弱多病。1942年初，组织上决定让他到龙岗休养。一是龙岗环境安定，二是抗大八分校在此办学，在养病休闲时可以帮助指导一些工作。他被安排在南街中段“张家小店”后面的张宽培家，张家坐西面东一溜三间房，房间有玻璃窗户，高大敞亮，适合他养病，闲暇写调查报告与讲课提纲。此处，离抗大八分校政治部不远，到那里研究工作很方便，也就两三分钟时间，过一条街面就到其后门。开始，人们以为他是一般干部，后来，常见张云逸、罗炳辉等人到他住处谈工作，才知道他是一位“大干部”。
1942年夏，也就是郑位三在龙岗期间，经组织介绍、安排，新四军总部卫生队蒲云同志来到天长龙岗与郑位三结婚。蒲云参加过红军长征。当时郑位三已40岁，蒲云25岁。郑位三在家乡曾经有一段婚姻。妻子叫曹茂云，为躲避国民党兵的追杀，在一个山洞中冻饿而死。而今，面对着新婚的妻子，他向蒲云讲述了自己的过去。蒲云理解地说：“在革命的历程中，有这样苦难经历的人太多了。今天你能坦诚地告诉我这些，我感到很高兴。组织上也给我作了交待，要我今后主要负责照顾你的生活。”
郑位三说：“蒲云啊，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作为丈夫，我应该关心你，爱护你，但作为党的干部，我要向你提出3个要求，你必须遵守!这也算是我对你的约法三章吧。”蒲云微微地点了点头，认真听着丈夫的约法三章：“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
此后几十年间，他们夫妻一直坚守着这三条原则。
在严以修身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不忘初心，信仰至上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俗话说：“家有贤妻，胜过国有良相”“妻贤夫祸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培育好家教、好家风，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带头示范，这也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贡献。
抗大八分校刚到龙岗，800多学员，急需操练场地，地主家少爷戴之炎主动献出良田100多亩作场地使用(至今，人们还习惯称那片地为“操场田”)。乡农抗理事会组织了40位农民，20条耕牛拖着石磙，花了三天时间把场地整理出来。八分校学员们激动不已。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郑位三亲自把一块由他题写的“民为邦本”四个大字的牌匾赠送到乡农抗理事会会长陈善洪手中，以此表达对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同时，他在会上对“民为邦本” 的含义作了透彻的解释。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人民就有了一切，离开人民就失去一切。”人民是立邦之本，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保证。他还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
因为他懂些医道，所以他经常到镇上“万春堂”“保健堂”“广生堂”“谢博记”等中药铺去坐坐谈谈，以便了解一些风土人情。一次，他发现“谢博记”制药房醒目处挂着一张“制药虽无人见，良心只有天知”的祖训，通过与药师交谈，得知此店是前清老店，几代人都是凭天理良心经营药店而赢得八方民众的信赖。事后，他有所悟，小镇历史上出过状元和众多的进士、秀才，就是因为受这里“传统、本分”文化熏陶的结果。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于是，他在多种场合盛赞此处人心向善、民风淳朴，从而影响着抗大学员的健康成长。
在龙岗养病一年多，夫妻二人与房东相处亲如一家，其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据郑位三警卫员邱长文回忆，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位老”，不是他年龄大，而是他威望高、资历深、学养丰厚。抗大教员经常到校部“俱乐部”听他作专题报告，他说话慢但逻辑性强，是一位军事理论家。他曾被选为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常委。遗憾的是1948年起因身体原因退出军界，不再担任具体工作，建国后无职级无军衔，却被特批享受行政三级待遇(副国级)。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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