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回顾邓中夏的一生，他的初心更是经历了义与利、苦与乐、生与死的巨大考验。
首先是革命大义与个人利益冲突的考验。1920年7月，邓中夏从北大毕业。他的父亲邓典谟在北洋政府铨叙局任职，托人在农商部为邓中夏找到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父亲高兴地把农商部的“委任状”拿给邓中夏，却被邓中夏退了回去。邓典谟问儿子为何要把“委任状”退回时，邓中夏说：“我不做官，现在社会如此腐败。当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样的官有什么意义呢?”在普通人看来，邓中夏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机会，有点自毁前程。但这实际上是邓中夏不忘初心的表现。邓中夏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曾赋诗“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其次是革命征途中苦与乐的考验。1931年1月，邓中夏被错误地撤去党内外职务，到上海接受调查。到上海后，邓中夏没有被分配任何工作，也没有经济援助，吃饭都成了问题。1932年2月中旬，他被安排到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做一些写传单、刻钢板的杂务。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人为他鸣不平，邓中夏回答：“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来，邓中夏以自己为例，耐心开导一些同志：“我们这样的人做事，不能选择哪儿干得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危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
最后是死亡的终极考验。1933年5月15日晚上，因叛徒出卖，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面对敌人的招降和种种酷刑，他如同钢铁战士，始终没有屈服。但是，他知道自己目标大，不可能出去了。于是，对难友说：“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员。”在临终遗言中，邓中夏还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说：“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作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这正是他最初树立的革命理想。1933年9月21日凌晨，邓中夏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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