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谈判登机前的合影。
1945年8月，张治中等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谈判登机时的情景。
70年前,在中国政局的巨大变革面前,每个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同时他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是唯一一位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他的选择是怎样的呢?
“三到延安”的朋友
张治中希望战犯名单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大度地说，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字。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年的整个春天，北平都洋溢在解放的喜悦之中，城内锣鼓声声、秧歌阵阵。
3月26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对国共和谈作出决策，决定在此前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再行谈判，时间定在4月1日，地点北平。
南京方面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中共方面则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治中到北平谈判前曾去溪口请示依然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周恩来为表抗议，并没有前去机场迎接他的老朋友张治中。不仅如此，还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拉了一幅“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标语。
4月2日到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和“渡江”两项。谈判过程中，双方在惩办战犯、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争执不下。中共要求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解决问题，南京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坚持“划江而治”，这使张治中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内心十分焦急。为顺利推进和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毛泽东邀见和谈代表，就和谈事宜进行交流。
4月8日这一天，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热情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先生，别来无恙啊?”接着，偕他走进会客室，亲切地问候其家人可好。毛泽东真诚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招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感激得很!”“在重庆时，你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
1945年国共谈判，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他腾出自家宅邸，让毛泽东等人居住，并派人严加保护。谈判结束后，又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1946年，国共军队整编期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大员，第三次到延安，和共产党交涉谈判事宜，受到热情接待，被称为“三到延安”的朋友。
三年后的此时，中共胜利已成定局，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到北平和谈。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情感真挚，使张治中感到十分友好，紧张焦虑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寒暄过后，毛泽东直入主题。“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治中答道。然后，他就和谈关键性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惩办战犯是谈判要点，争论也最激烈。张治中希望战犯名单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大度地说，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字。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谈到组建联合政府时，张治中说，按旧政协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应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毛泽东直言中共的考虑：“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或四个月都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
听到这里，张治中说：“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泽东坦诚地说。
这次会见，双方坦诚交流。毛泽东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针对战犯列名、军队改编、联合政府等问题作出让步，这让张治中如释重负。
“不能再对不起姓张的朋友了”
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了，考虑到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有签订的可能，于是决定留在北平。
1949年4月20日，经过国共双方代表多次磋商最终形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被国民党单方面拒绝，国共和谈破裂。当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谈判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面临去留抉择。大多数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应该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张治中则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然已经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当回去。别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应该回去复命。4月22日，张治中给南京发去电报，要求于23日派机来北平，预定24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
周恩来是国共和谈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他和张治中是老相识、老朋友。早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第三期入伍生代理总队长、军官团团长，两人密切合作，结下深厚友谊。
所以，当得知张治中要和代表团回去复命后，周恩来放下手头工作，急忙赶到六国饭店国民党代表团驻地找到张治中，希望他和代表团都能够留在北平。周恩来态度坚定、言辞恳切地对他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变，和谈仍有恢复的可能，代表团回去后，无论是广州还是上海，国民党的特务是不利于他们的。过去在南京重庆谈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余地，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最后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西安事变的时候，当周恩来赶到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之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周恩来每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痛惜。周恩来的话真挚、温和而又坚决，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了，考虑到协定还有签订的可能，于是决定留在北平。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是交通部长，我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就走了!”
与此同时，另一场秘密“战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亲自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过后只好返回。而这实际上是周恩来的缓兵之计。
在周恩来的指示和亲自安排下，中共南京和上海地下组织马上行动起来，与张治中家属取得联系，尽快安排将他们接到北平。
南京方面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沈世酉，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当时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小女儿张素久，张治中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儿子张一伟都在南京。沈世酉接到指示后，立即找到正在南京师大附中教室里上课的张素久和张一伟，再接上洪希厚和郑淑华，把他们一起送到了南京火车站。这时的火车站早已人山人海，沈世酉就把他们一个个从车窗里塞进车厢，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张治中长子张一真钱妩夫妇、三女儿张素初和小儿子张一纯此时都在上海。洪希厚一行到达上海后，马上与这里的家人会合。因为怕特务监视，当晚连灯都没敢开。24日一早天还没亮，一行9人就赶往机场，由于走得匆忙，每人只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并无其他行李。
上海方面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邓世章夫妇，邓世章的公开身份是上海飞机场基地指挥官。到达机场后，起初洪希厚等聚在一起很是显眼，邓夫人就说：“你们几个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并叮嘱她们遇到熟人要少说话，一旦有人问起，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因为张治中曾在兰州任职多年，这样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没曾想，张治中的夫人还真的遇到了一个熟人，这人是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俞飞鹏。俞真的问到她们：“张夫人，你们这是去到哪里?”
张夫人按照事先安排的说：“接兰州来的客人”。
“今天没有兰州来的飞机了。”
“飞机场说有的，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是交通部长，我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就走了!”
但是俞说完就急着走了，并没有深究，虚惊一场。
邓世章为此捏了一把冷汗。怕被特务发现，邓安排其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都支去吃饭，还把他们灌醉。第二天清晨，等他们酒醒了的时候，洪希厚乘坐的飞机已经飞走了。
特务头子、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情报处)处长毛森得知后，只好急忙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毛森又说：“汤司令，赶快派飞机去追吧!”汤恩伯大骂：“饭桶，这么多人，连一架飞机都看不住，都飞走了，还追什么?!”
实际上，当时派战斗机去拦截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在北方的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因为他与张治中家一直关系不错。他早年与张文心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人交往颇深。张治中对汤又有所提携，所以汤恩伯对张治中十分尊重，尊称洪希厚为师母。
再说洪希厚一行，有惊无险的登上飞机并顺利起飞。飞机上也有一位地下党员负责她们的安全，他担心国民党派飞机追来，就一个劲催促驾驶员快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张治中家属搭乘的飞机降落在由共产党控制的青岛城外机场。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这里登机，一同前往北平。
毛森受到汤恩伯一阵痛骂之后，很不服气，还是派了飞机去追。但是由于当时青岛有两个机场，一个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内机场，一个是共产党控制的城外机场，接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了城外机场，而前去追击的飞机却降落在了国民党控制的青岛城内机场，刚好错开，又是一场虚惊!
张治中并不知道周恩来如此的精心筹划，直到家属快到北平时，周恩来才让他前去机场迎候。当在机场见到几经辗转到达北平的家人时，张治中激动的对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对时局的声明》
“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
张治中一决定留下来，毛泽东、周恩来就交代主管单位为其解决寓所问题。张家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是一处宫殿式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餐厅能摆几十桌，舞厅能容百余人。
张治中长期置身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深受蒋介石器重。最初，他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觉得自己背叛了蒋介石，怕人家说他投机，心情极其低落苦闷。为了帮张治中摆脱苦闷情绪，毛泽东、朱德亲自去看望他，邀请他参加座谈、聚会，真诚希望他参加新中国工作。毛泽东每次为张治中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总是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和他谈话，帮助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这些话既尖锐又中肯，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中共朋友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使张治中心里感觉暖烘烘的。他逐渐弄通了，决心同蒋介石决裂，投向人民，参加革命。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相继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面对这一情况，张治中终于打破沉默，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声明》说：“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张治中的声明阐述了他一贯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的主张，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于进一步分化国民党，推动各地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年初一’做起”
当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唯有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政协正在筹备时，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当着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面，介绍张治中说：“这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邀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没等别人回答，张治中先摇头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毛泽东幽默诚恳的话语，体现了中共领袖对他的信任，使张治中大为感动。
由于张治中自身不断思索，和中共朋友的热情接待与开导，终于使他对困扰自己的问题有了新认识，欣然接受中共邀请，热情投入到新工作中来。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张治中，说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张治中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起义。张治中1946年后曾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三年，曾营救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所以在兰州、新疆颇有威望。新疆方面也透露出只要张治中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张治中也早有此意。10日，他给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去电，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此时国民党政府已退至广州)，归向人民民主政府。11日，又给陶峙岳去电谈了九方面的具体起义事宜。经过毛泽东的精心部署、张治中的劝说，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表示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率领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新疆的一般情况外，还就以后新疆的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代表团留下后，很多人都直接参与了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张治中性情直爽、敢于直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以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了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也认为这意见很好，可以表现出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名，毛泽东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当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唯有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意见被毛泽东接受。在商讨国旗方案时，毛泽东拿出从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的3幅，他个人比较赞成带有一颗星星一条黄河的那幅。张治中当即表示反对，说：“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主席和国旗审阅小组都同意这一说法，随后一致同意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
这一年，张治中还写信给几个在境外的子女，介绍了国内当时的大好形势，要她们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女儿张素我当时正在香港，三女儿张素初在美国读大学。接到父亲的来信，孩子们也欣然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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