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寒料峭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把持的中共中央在大上海站不住脚，搬到毛泽东领导红军开辟的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以后，喧宾夺主号令四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内全面贯彻。他们下车伊始，就以右倾为名罢免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坐火箭串升上去的这些领导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与从群众中自然产生出来的领导人毛泽东和蔼可亲迥然不同。
博古等极力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刚愎自用，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与分析。同时，他们顶礼膜拜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因此，他们在军事上最初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草率地强攻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黎川县的硝石和资溪桥。结果两次战斗都失利了，就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吓倒，转而采用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采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抗，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用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毛泽东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走进最高指挥部，提醒：中央红军主力应该迅速进入浙江、江苏、福建、安徽等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把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跳出碉堡围子打仗，引出敌人，在运动中消灭之。这样，既巩固了老苏区又开辟了新苏区，同时也援助了李济深的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衷心良言，未被巨头博古李德等接受。不久，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镇压了李济深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以后，立即抽回兵力，从容布置，加紧进攻中央苏区。大好机会，被博古李德等轻易地丢弃了。
1934年4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9月，中央苏区已经情况紧急。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前途，再次挺身而出进言：中央红军主力赶往湖南，以便调动江西敌军至湖南，寻找机会，全力以赴歼灭之。
毛泽东的再次献策，又被博古李德粗声粗气断然拒绝。毛泽东无可奈何，只能仰天长叹：中国革命的前途，危矣!
毛泽东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模范，他没有走极端。博古李德如果不见棺材，是不会落泪的。独龙难以下雨，毛泽东在等待群龙呼应。那时，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然，等待需要付出代价。俗云，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为了尽量减小代价，毛泽东苦心孤诣想方设法。他在积极工作，努力说服两位重量级人物张闻天王稼祥。
1934年10月上旬，五十万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石城，逼近了红色首都——瑞金。
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博古李德等人惊恐万状，除了进行战略大转移之外，别无出路。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留下项英陈毅等三万余人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雩都、瑞金分成两路西进。
长征开始，博古李德等人又表现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出发之前既不做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也不做长途行军作战的准备工作，而且带上庞大的后方机关及大批东西，致使红军行动迟缓难以摆脱敌人。
为了防止红军顺利向前开进，蒋介石调兵遣将，数十万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左攻右击。虽然经过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人员锐减。特别是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中，红军指战员流血牺牲染红了湘江水，由八万人减至三万人。这时红军指战员深切痛恨“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达到极点。大家认为，红军从未没有这样窝囊惨败，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全军覆灭。广大指战员们心里都在呼唤：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指挥，才可以挽救革命危局!
红军广大指战员觉醒了，群众基础很好。毛泽东的同盟者张闻天王稼祥首先提出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算账，战友周恩来很赞成，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积极响应。于是，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有了群龙同志们的配合，龙首毛泽东能够带头呼风唤雨。忠诚的周恩来，心悦诚服协助毛泽东。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长达半个世纪。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和红军走上了马列主义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之后，红军进行了整编，精简机构充实基层，轻装前进。因此，红军立即改变被动局面，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使几十万敌军晕头转向，被远远丢在了后面……有了毛泽东主席，中国革命从多次的胜利走向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现有资料记载：最初是否带上毛泽东长征，博古李德项英三位巨头颇费脑筋。
1934年10月7日夜晚，在瑞金一座房子里(项英的单独住处)。他们三位巨头商量了苏区中央分局未来工作及去留人员安排。其间，项英反复叮嘱博古李德：你们必须密切警惕毛泽东，注意周恩来。
三位巨头谈论，是周恩来坚决提议让毛泽东随军长征，因为毛泽东是中央红军创始人，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能够在红军作战中起作用。博古李德本不同意毛泽东随军出发，唯恐毛泽东难于驾驭，怕他在红军中施加影响，夺走失去的权力，然而，他们后来还是换了一个角度思虑问题：让毛泽东远离中央苏区这块根基，悬空挂起……
偏执倔强的项英听了，深感博古李德言之有理。
博古李德左右权衡利弊，认为带上毛泽东随行利大于弊。毛泽东在军队里已经没有职权，这位苏维埃国家主席离开“国家”后就毫无实际意义，在随行路上没有多大作用。如果留下毛泽东，项英就会在苏区内站不住脚，因为事实已经证明项英志大才疏绝非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很可能在苏区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博古李德不愿意看到政治局面出现，宁可冒着风险带上毛泽东随行，置于眼皮底下。
其实，中央苏区共产党巨头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到底如何对待人杰毛泽东，他们不是单线条的。正因这种微妙关系，使毛泽东能够走上改变红军命运和他本人的政治命运的长征之路。
毛泽东勉强被允许长征，差点取消资格。
那时去留等于生死，被留下的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古柏、贺昌、刘伯坚等同志都牺牲了。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主要是博古李德二位。
年轻的书生博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当初到中央苏区瑞金以后，虽然排斥冷落毛泽东，但总算没有做绝，还有合作容忍的起码良知。博古深知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毛泽东的克制是策略考虑而且有限度，虽然无军权但是威望崇高，所以批准了他随行长征。也许更早之前，毛泽东与博古达成了某种心理默契，至少，毛泽东不愿意为了获取个人权力而牺牲革命利益。
总而言之，博古李德还是低估了毛泽东。在长征路途上，毛泽东能够在战斗间隙从容积蓄自己的政治能量。博古的好朋友张闻天王稼祥两位重量级的高级领导人，都站到了毛泽东身边了。
有的红色网友也许认为，如果毛主席不参加长征中国革命就会彻底失败。但是笔者认为，那也未必。
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中央红军很可能全军覆灭，然而只要他在，中国革命可能也会成功。凭着他的崇高威望和广泛影响，在中央苏区振臂一呼照样应者云集，想想最初上井冈山的时候，就那么几百号人马，短时间内，又是千军万马。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真英雄!
长征途中，大家熟悉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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