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为1899年的大月薰（12岁）照片，三年后15岁的大月薰与36岁的孙中山结婚。此照片由宫川东一（宫川富美子之子，孙中山外孙）提供。中图为1915年10月25日，22岁的宋庆龄与49岁的孙中山结婚。右图为18岁时与孙中山同居的陈粹芬（侧室），和18岁时与孙中山结婚的卢慕贞（原配）。还有一个15岁时与孙中山同居的浅田春没有照片。——从来只见新人笑，何人听得旧人哭。
嗜好幼女——日本人包装出来的革命大豪杰
自1900年10月惠州暴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台湾回到日本；兴中会首脑相继遇刺身亡，活动陷入瘫痪。此时孙中山与流亡日本的朝鲜逆贼朴泳孝（犯叛国罪）走得很近。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在日本忙着一段新的恋情。1897年8月，31岁的孙中山从伦敦抵达日本后，住在横滨华侨温炳臣家二楼，认识了15岁的女佣浅田春（极可能是间谍，时常向政府报告孙的行踪）。1898年秋，孙中山还是住在温炳臣家。当年，横滨长老町发生了火灾，温炳臣的朋友大月金次（丝绸商），家里的房子被烧毁，没有住处。温便让大月金次全家搬到自己家二楼，让孙中山住到一楼。一次，大月金次11岁的女儿大月薰（1887年9月16日生），在二楼玩耍时打碎了花瓶，花瓶里的水随着地板缝滴到一楼孙文书房。孙便让温炳臣上二楼询问是什么情况。大月金次出于歉意让大月薰下楼亲自道歉，由此32岁的孙中山，与11岁的大月薰首次相识。孙中山见到了大月薰，不仅没生气，而且夸她是“好孩子”，给她糖浸椰子吃。不久，大月家找到了房子，就搬出了温炳臣家。
1901年，孙中山通过温炳臣向大月金次提亲，当时孙中山35岁（儿子孙科10岁），大月薰14岁，是横滨高等女子学校二年级学生。大月金次先以女儿年幼而拒绝，但后答应两人一年后可以结婚。同时期，孙中山在横滨还与浅田春（19岁）保持着关系。一年后，孙中山亲自登门求婚，得到了大月薰父母的同意，两人在横滨举行了简易的婚礼，结为“内缘婚”（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1906年5月12日大月薰生一女，名为冨美子。日语富美的发音ふみ也可写成汉字的文，表示纪念父亲孙文。孙中山在女儿出生后就离开日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见过两母女。
1911年，大月薰在多年联系不上孙中山（人在美国）以及失去经济支助的困境下，只能将五岁的富美子寄托在横滨保士谷区，做酒业生意的宫川梅吉家当养女，并迫于生计卖掉孙文送给她的订婚戒指。随后又经人劝说，嫁给静冈银行总裁三轮新五郎之弟三轮秀司。但因为大月薰私藏着孙中山书信被发现而离婚。之后，大月薰便完全隐瞒往事，远嫁到栃木县足利市的东光寺，与该寺院住持实方元心结婚。1929年11月生有独子实方元信及女儿寿子。浅田春和大月熏是目前孙中山在日本有据可查的两个女人。孙中山一生妻妾众多，多为始乱终弃、晚景凄凉，空守活寡。犬养毅曾问孙中山：“除革命外最喜欢什么？”孙中山回答：“女人”。（注：宫崎寅藏著《孙逸仙其仁如天》）
1902年1-6月，宫崎寅藏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在东京《二六新报》上连续刊载，并于当年8月20日由东京国光书房出版了单行本，孙中山为此书做序。《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记述了宫崎寅藏于1891年进入中国，直至1900年，追随孙中山策划惠州暴动失败的过程。把孙中山吹捧为亚洲的英雄、“支那革命大豪杰”。这本书的发表和传播，再经过一些添油加醋的渲染，孙中山被迅速的神化。在不知不觉中，孙中山渐渐变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它帮助孙中山完成了从清廷乱党到“革命大豪杰”的历史性飞跃，为孙中山奠定了在国内外开展活动的政治资本。正是在日本黑龙会的包装策划和宣传下，孙中山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吸引了大批在日中国留学生。如廖仲恺、何香凝、杨度等，常听其高谈阔论。兴中会一蹶不振的势头，得以遏止。
1902年12月，孙中山抵达越南河内，与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官员会谈并合影。右图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保罗·杜美。此人是孙中山在法国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越南之行——出卖主权换取法国支持
1902年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乘坐法国轮船“烟迪斯”号，途经香港，前往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12月13日抵达越南河内，化名高达生，住在河内的三等法国人旅舍。孙中山此次越南之行，是受法国殖民当局召唤而来。此时兴中会在中越接壤的广西，发动反清活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1857-1932，后任法国总统），托驻东京的法国公使传递信号，希望孙中山能前往越南河内见面。杜美是个对中国怀有野心的人物，正在主持修筑越南河内至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企图将法国势力扩张至中国境内。
其实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前往越南，杜美与孙中山也早有交往。早在1900年3月，孙中山在惠州暴动前，便与法国人有过接触，他会晤过法国驻日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Fransois Jules Harmand），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从孙中山的辛亥迷误看中国民主》）。在孙中山向法国人开出的承诺中，还包括承认旧政府一切外债和赔款、取消进出口税、授予法国铁路、开矿特权等。卖国之豪爽，岂是清廷可比。6月7日，哈尔蒙德写信给杜美，说孙中山将到达西贡，请他自行决定是否接见，并说孙中山愿意接受法国的一切要求作为交换。
当年6月21日，孙中山、内田良平等人又是乘坐“烟迪斯”号，经香港抵达越南西贡。然后拿着法国驻日公使的介绍信，前往法属印支联邦总督府，拜见杜美总督。两人见面后，杜美希望探知惠州暴动的详细计划，以及得到哪些国家支持，孙中山对此含糊搪塞，这次会谈遂无果而终（法国外交部和殖民部，拒绝为支持孙中山而冒险，以免激怒英国和日本）。1900年6月29日，孙中山、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等人，从越南抵达新加坡，试图获得英属新加坡总督瑞天咸支持。不料英国殖民当局支持的是康有为一派。7月12日，孙中山、宫崎寅藏等人，被新加坡政府驱逐出境。此后孙中山仍与法国方面保持着联系。
以上就是两年前，孙中山屡次“卖国无门”的滑稽行径。这次孙中山将情况告知平山周后，平山认为这次如果能得到法国殖民当局支持，对于孙中山在越南策动中国境内的暴动会很有帮助。平山将情况上报犬养毅后，犬养立刻给日本新闻社社长陆实写信，让其提供1000日元经费（相当于普通日本人几年的薪水），促成孙中山的越南之行。
1902年12月孙中山抵达越南后，滞留了长达半年时间，试图以洪门致公堂为招牌，组建兴中会分会。他从香港方面得知，主持《中国日报》事务的陈少白身体不好，便写信问候，并请其偕陈粹芬赴越南见面。陈少白得信后，拿了兴中会香港分会1万港币的经费，（化名服部二郎）带着孙中山的小妾陈粹芬，一同赶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相聚。此时，法国方面也出现了变动。原法属印支总督杜美，已经卸任回国，由保罗·博接任总督一职。这位新任总督对孙中山的到来采取了极为谨慎的做法，他没有直接与其会面，而是派了总督府的办公室主任哈德安与孙中山接触。
孙中山先后与哈德安会晤多次，讨论中越边境的反清组织情况。孙提出清政府在广西的一些官员，也已经被策反，动员加入反清行列。还向法国方面承诺如果革命成功，他的政府将对法国人的在华利益予以更大的让步。这是法国殖民当局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但是法国方面出于国际角力考虑，拒绝了向孙提供武器和军事教官的要求，但同意他留在越南境内，从事反清活动，并给予保护。（见保尔向法国政府的报告）1903年7月，孙中山乘坐法国轮船“亚拉”号，从越南西贡返回日本横滨，住到山下町121番地，与反清人士黄宗仰相识。
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持伪造出生证明获取的美国护照，试图入境美国本土，遭到美国海关移民局扣押，此为拘留时拍摄的罪犯照片。
伪造出生纸——拿到美国护照
1903年4月29日，由于沙俄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企图长期霸占东北。在日中国留学生500余人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举行大会声讨。清政府怕留学生闹事，便请日本政府勒令解散。此时的留学生群龙无首，孙中山抓住机会，加强宣传工作，拉拢了大批留学生。此时由于康有为、梁启超在美洲争取华侨支持。孙中山便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着手恢复兴中会组织。到1903年底，将康梁势力排挤出檀香山。为了争取会党（黑社会）的支持，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由洪门檀香山大佬钟水养介绍，开台拜盟，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封为洪棍。洪门是福建、广东的秘密会党，取明太祖朱洪武中间一字为名，以反清复明为号，哥老会、三合会等黑社会组织均是其分支，拥有10万之众，影响力很大。洪棍在帮中相当于檀香山堂口的当家人，地位较高。
由于夏威夷孤悬太平洋中，华侨数量太少，为了扩大影响力，孙中山决定去美洲大陆发展。但是美洲本土是康梁维新派的势力范围，而且日俄战争后，美国限制华人入境。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建议孙取得檀香山的出生证书，以申请美国护照，便于入境美国本土。于是由当地人协助做证，伪造了孙中山在茂宜岛的出生纸，出生日期为1870年11月24日。1904年3月13日，孙中山在夏威夷当地法院，领到了美国护照。3月31日，孙中山从檀香山乘坐“高丽号”邮船前往旧金山，于4月6日抵达。康梁派得知孙中山赴美的消息后，电告旧金山清廷领事何佑，由何佑向美国海关处发出照会：“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止境。”美国移民局人员检查护照时，发现孙中山持有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就先把他留在船上，然后向清廷领事何佑说明。何佑指明孙出生广东香山，该护照必为伪造。移民局于是将孙中山扭送到旧金山码头附近，关押在给非法入境者设置的小木屋里，同时行文华盛顿移民局总局，调查孙的美国护照真伪。
与此同时，孙中山写了一分英文自白书，力言自己在夏威夷出生，至于1896年持中国护照进入旧金山，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涉及放弃美国籍或对美国的效忠。另一方面孙中山致信《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和洪门大佬黄三德请求援助，由洪门交保释放，接到致公堂会所下榻。然后由洪门在华盛顿聘请律师，跟美国移民局打身份官司，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场官司中，孙中山最后胜诉。4月28日，美国劳工部代理部长穆瑞，下达裁决书给旧金山移民局长诺斯，说孙中山所持美国护照有效，因为1896年夏威夷尚非美国属地（1900年才并入美国），孙不可能拿夏威夷发的美国护照。劳工部下达裁决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获准登岸。（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曼谷进行反清活动，泰国政府勒令其出境，孙则出示美国护照，要求美国公使干涉。美国政府于1909年3月，以孙中山进行反清活动，破坏中美友好关系为由，吊销了他的美国护照）
1904年5月，孙中山入境美国后，在洪门致公堂的组织下，从旧金山做巡回演讲，途经洛杉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几十个城市，最后到达纽约，在美国绕了大半圈。每到一处，黄三德都组织洪门会新会员的入盟仪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经黄三德介绍，孙中山还认识了美国人麦克威廉斯。麦克建议孙中山写书扩大影响力。孙于是用英文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由麦克出资在纽约印刷了一万本，并用汉字《革命潮》为书名。该书后译成中文，但未取得甚大成果。1904年底，孙中山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活动。1905年2月到6月，孙中山两次停留巴黎，会见了新任法国众院议长杜美（前印支联邦总督）。通过杜美介绍，认识了法国议会中“殖民派”人物埃里臭、毕盛、班乐卫等人。由此孙中山广泛地接触了法国政界人物。
如同几年来滥发的卖国承诺一样，孙中山再次向法国人提出种种优厚条件。再加上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远东对法国的威胁日深。法国众议员德隆点尔、陆军部长贝尔托、殖民部长等人考虑支持孙中山，答应贷款给他买武器。利用孙中山作为法国殖民扩张总署的一分子，来完成自己的目的。恰在此时，孙中山接到了日本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发来的电报，要求其立即赶回日本，有要事相商。于是，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乘“东京”号邮轮离开法国马赛，7月19日返回日本横滨。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黑龙会会馆举行筹备会议，8月20日正式成立。然而这张极为重要的照片，竟然找不到清晰版本，以至于连参会人员的详细面目都难以分辨。1939年12月，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其撰写的《革命逸史》中，写到孙中山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良平等日本黑龙会首脑行“跪接跪送”的帮派礼节，董修武、邓家彦、徐锡麟等人对其颇为鄙视。
黑龙会会馆——筹建中国同盟会
从1903年9月至1905年7月，孙中山离开日本的两年时间，在日中国留学生数量急剧增加。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打得血流成河，上百万东北人成为战争难民，死伤惨重。早在1903年，内田良平领导的日本黑龙会，为挑起日俄战争，借机入侵中国东北，组建对俄同志会，招募日本浪人、满洲马贼组织游击队，袭击驻扎中国东北的俄军，进行军事挑衅。内田良平还亲自参与绘制《俄国经营东方全图》，为日军对俄军作战提供了准确的地形资料。1904年2月6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旅顺和仁川港的俄国军舰，日俄战争爆发。内田良平则在叔父平冈浩太郎的介绍下，晋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儿玉源太郎，要求允许黑龙会成员赴中国东北，与日军协同作战。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国民极度关注战争发展。这种癫狂的情绪刺激了中国留学生。当时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1万多人（素质良莠不齐），组成了一批反清组织，如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但地域色彩浓厚，缺乏联络。1904年底黄兴与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一百多名留日学生组织了“革命同志会”。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则联合一部分留日学生，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11月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受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所召，从法国回到日本。此时黑龙会正在谋划联合中国在日留学生，组建一个反政府组织。在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撮合下，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反清组织。除了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章太炎的光复会、张继的青年会外，还有一批乌合之众也被找了进来。比如后来臭名昭著的国民党极右翼小团体“西山会议派”（林森、居正、谢持为代表，被蒋介石评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右翼组织就这一个）。这批日本留学生都是日俄战争时期，希望清政府反俄亲日不成，才怒而转向反清的。
7月30日，各派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会所（头山满提供），召开中国革命同盟会筹备会议，共79人出席。会议确定会名、入会誓词及入会手续，推出会章起草人员。与会人员宣誓成为首批会员。（据史学家章开沅研究：之所以取名“中国同盟会”，显然受日本政界的影响，如1900年犬养毅、头山满创建的“国民同盟会”。）
1905年8月20日下午，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众议员阪本金弥子爵（犬养毅的冈山同乡）的宅邸，举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以孙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纲，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其中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长，下设六科，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为科员；汪精卫任评议部评议长，下设评议员，有秋瑾、董修武等20多人；邓家彦任司法部判事长。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并规划在国内外设立九大支部，各省市区建立分会。1905年11月同盟会本部在东京发行机关报《民报》，孙在其发刊词中将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同盟会成员冯自由将其简称为“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搞革命的纲领性思想，然而详究“三民主义”的根源，不过是孙中山从西方书籍中，东拼西凑抄袭出来的产物。1895年孙中山搞广州暴动时，最早的思想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1896年孙中山流亡英国伦敦时，长期泡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阅览室，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书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亨利·乔治的《土地问题》、《我们的土地与土地政策》。再加上1897年孙中山流亡日本后，日本右翼“国权主义”的影响，最终有了三民主义这个怪胎。可笑的是，这个纲领性思想，最早连同盟会内部都不被认可，只是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日本东京卫星地图示意图。
东京赤坂——紧靠日本政治心脏
如果不了解日本，根本不会知道同盟会集会时，所在的东京赤坂区桧町和灵南坂意味着什么。这里是日本政治的核心地区，桧町位于日本皇宫西南1公里，灵南坂位于桧町以东900米外，只隔着几条街。黑龙会能在这样的政治中枢地区设立会馆，足见其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而在同盟会开会地点向北几百米外，就是日本的政治中枢——千代田区，密集分布着外务省、法务省、经济产业省、东京高等裁判所、东京警视厅等重要机构。此外还有最核心的日本首相府和国会议事堂。上百名中国人，就这样在日本皇宫和首相府的眼皮子底下进行集会，公然建立颠覆中国政府的反政府组织。而素来注意中日关系，并派人监视中国反清组织人员的日本政府居然没有反应。
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还有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末永节三名日本人（黑龙会成员）。1906年，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北一辉（黑龙会成员），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现已查明至少有8名日籍会员，分别是：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末永节、北一辉、萱野长知、和田三郎、清藤幸七郎，均是黑龙会核心成员。其中萱野长知（1873-1947）在1904年加入日军特务班，潜入中国东北当翻译，联络土匪，扰乱俄军的后方。末永节（1869-1965），福冈人，甲午战争时，得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推荐，任机关报《九州日报》随军记者。战后回国，由玄洋社成员的野半介引见，认识宫崎寅藏。其后又经宫崎介绍认识孙中山，1904年认识黄兴和张继；1905年与内田、宫崎促成孙、黄两派的合作，结成中国同盟会。《民报》创刊时期的印刷人即为末永节（1922年末永节组织“肇国会”梦想推动韩、满、蒙合并为一国）。和田三郎，是《革命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与日本政界关系紧密。清藤幸七郎是黑龙会《时事月刊》的编集主事。这批日本人，在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历史上，起着各式各样的重要作用。也是国民党历史书籍中所谓的“日本友人”。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要问：日本黑龙会为何如此积极撮合组建“中国同盟会”。其根源依然在日俄战争。1905年5月28日对马海战后，俄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力损耗也非常严重。日俄双方随即在美国朴茨茅斯展开停战和谈。此时日本右翼也开始行动，试图联合在日反清势力，对清廷施加压力，以在战后获取更多的利益。8月20日同盟会组建之日，正是日俄朴茨茅斯和谈关键时期。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只割地不赔款，大大刺激了右翼势力，由此酿成震惊日本的“日比谷烧打事件”，东京全城戒严镇压。
然而日俄停战条约已签署生效，无论日本右翼如何闹腾也无法改变结果。向俄国索取不成，日本右翼便鼓动政府向清政府勒索。从1905年11月至12月，日本政府派遣外相小村寿太郎，与清政府代表在北京经22次会议，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取得了远远超出日俄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为多的在华特权，由此控制南满地区。接着，日本于1906年5月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7月成立了关东都督府，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本营和指挥部。为保护南满铁路，日军出兵一万余人，组成铁路守备队。此即祸乱中国半个世纪的罪魁——日本关东军。
1905年9月24日，北京前门火车站被炸的“出洋五大臣”列车。吴樾身怀炸弹，穿仆役服装混入车厢。引起卫士怀疑，遂引爆炸弹，当场毙命。同盟会策划此次刺杀，实际是为了破坏清廷推行新政，实行君主立宪。
暗杀时代——同盟会的革命事业
同盟会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会员。到第二年，孙中山吹嘘“加盟者已逾万人”。实际根据台湾“党史会”资料，1906年会员仅有956人。由于同盟会并没有财力基础，日常经费主要靠会员会费。而少得可怜的会员人数，导致同盟会连东京本部的日常开支都成问题，更遑论资助反清活动。此时，暗杀便成为同盟会扩大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暗杀之风并非一时兴起，早在1903年，黄兴在日本组建国民教育会，便成立暗杀团，提出三种革命途径：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自然又是学的日本玄洋社搞政治暗杀那一套，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安徽桐城人，27岁）发表的《暗杀时代》一文，被认为是同盟会发动暗杀活动的宣言。当年9月24日，吴樾北京前门火车站，身怀炸弹刺杀出洋五大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吴樾爆炸身亡。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成为主流。同盟会重要人物均将暗杀视为捷径，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和蔡元培，也将革命概括为“暴动”与“暗杀”。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实行部，即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将21岁的日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女留学生方君瑛推为部长。暗杀团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等人。热衷暗杀的黄兴，还在横滨筹划制造炸药，聘请俄国人做技术指导，以擅长化学的喻培伦为主进行研制。方君瑛与当时著名的女革命党人秋瑾、陈撷英、林宗素、唐群英、蔡蕙、吴木兰等皆加入学习。
同盟会中的重要人物汪精卫，起初并不赞成搞暗杀，他认为：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然而到1907年至1908年间，同盟会的多次武装暴动均遭失败。《民报》被查封，许多革命党人牺牲，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陷于瘫痪。这一切刺激了年轻的汪精卫，使他走上了暗杀之路，决心“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希图以此挽救革命。这才有了后来汪精卫刺杀醇亲王载沣的轰动事件。
杨振鸿、徐锡麟、刘思复，均为日本留学生。
博浪一击——刺客都有相同点
既然暗杀被同盟会定为革命策略，那么成效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过程。1906年6月，同盟会成员杨振鸿（云南昆明人，32岁，1903年赴日本），从日本陆军振武学校毕业回到云南，调查云南各地情报，汇报日本同盟会总部（实同间谍）。同时其受云贵总督丁振铎委托为云南体操学校监督，主讲军事课程。同盟会图谋刺杀丁振铎（其人并非奸佞，反而是晚清明臣之一），因丁加强戒备而流产。后因杨振鸿公开宣扬革命言论，被调离昆明，任腾越滇西巡防第四营管带。因在滇西从事颠覆活动，被迫逃亡缅甸。1907年组织腾越起义失败后，从缅甸到了日本。
1906年7月，同盟会成员杨卓霖（湖南醴陵人，30岁，1905年赴日本），从日本东京高等警监学校留学回国，在上海办《竞业旬报》，联络各省党人策应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工矿起义。清军调集数万兵力挫败起义军。杨卓霖于12月从上海转赴扬州，准备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其人为清末四大能臣之一，兴办教育，是中国新式教育创始人之一，属维新派）因事败露被捕，1907年7月在南京被杀。而端方在1911年11月27日，由于新军第八镇哗变，被军官刘怡凤手下所杀，砍下人头送至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处邀功。
1907年6月，同盟会会员刘思复（广东香山人，23岁，1904年赴日本），因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从香港潜入广州，企图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6月11日，刘思复在凤翔书院装配炸弹时发生爆炸，被炸成重伤送入医院。由于爆炸声巨大，引来清廷巡警。刘伤愈后遭多次审讯，坚称是因化学试验受伤，绝不肯供招真实姓名。官府没有证据，遂判令解回原籍香山监禁。1909年，刘思复被营救出狱后，赴香港宣扬无政府主义。宣统元年（1909年），由于英国、日本入侵中国南海领域，李准率官兵170余人，赴西沙查勘，探明岛屿15座，并命名测绘照相，立碑宣告西沙为中国领土，回国后奏请朝廷开发西沙。1911年，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崖县管辖。同年李准在广州宣布起义。李准收复东沙、西沙，为我国确立南海岛礁主权，提供了重要证据，功莫大焉。南沙一处岛礁即以李准滩命名。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浙江绍兴人，34岁，1903年赴日本）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乘点名之机，拔枪射杀安徽巡抚恩铭，致恩铭当场身亡。学生军发动安庆起义，遭军警扑灭。徐锡鏻被捕后，于第二天被公开挖心抛尸，时年35岁。7月6日，就在安庆起义失败时，绍兴坤士胡道南出卖秋瑾，浙江巡抚下令绍兴知府贵福逮捕秋瑾（时在策划光复军金华起义）。7月13日秋瑾被捕，两天后遇害，时年32岁。（恩铭，满族举人出身，非奸恶之徒，其赴安徽巡抚任职一年，推行新政，振兴教育，且对徐锡麟有提携知遇之恩。）
1908年，醇亲王载沣与溥仪（右）、溥杰（怀抱婴儿）合影。1908年11月13日，醇亲王载沣被慈禧任命为摄政王，他的儿子溥仪亦同时成为嗣皇帝，两天后，慈禧和光绪相继驾崩，3岁的溥仪继位，年号宣统。右图为年轻时的汪精卫和肃亲王善耆。
刺杀亲王——汪精卫何以死中得活
1910年1月，同盟会成员汪精卫（广东佛山人，27岁，1904年赴日本）与黄复生等人潜入北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醇亲王，宣统帝溥仪的生父）。他们策划在载沣每日上朝都要经过的后海小石桥下埋设炸弹。3月31日深夜在埋炸弹时，被路人发现举报（该人因老婆出轨，半夜寻找时巧遇此事）。警察起出炸弹后，根据加工的螺丝，从铁匠铺查获汪精卫等人行踪。4月16日大批警察包围照相馆，汪精卫等人被捕。负责审理案件的是肃亲王善耆（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的生父，主张君主立宪，时任民政部尚书）。善耆与三教九流都能友好相处，对革命党也多方笼络。汪精卫刺杀一案，原本应依法处死。后在善耆周旋下，4月29日下达判决书。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判处二人永远监禁。为此还引发了大理院（最高法院）的严重抗议。
其实在3年前，徐锡麟刺杀恩铭时，由于徐为政治信念而不惜“恩将仇报”，挑战了伦理底线，激起朝廷官员的众怒，多数人主张应加重处罚，甚至恢复抄家灭族制度，以戒后逆。肃亲王善耆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对付革命者，一是“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他要求朝廷法外施恩，勿累及徐的亲眷戚族。当意见没被采纳后，他就联合醇亲王载沣等人斡旋，终于将徐锡麟的家属保全了下来。汪精卫入狱后，善耆多次入狱劝解。善耆强调中国内有复杂国情，外有列强环伺，变革政体要有步骤地逐渐推进，而汪精卫认定要救中国，非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不可。就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准备把牢底坐穿的汪精卫，绝不会想到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他就出狱了。更不会想到自己以后的命运。
上述刺杀事件，只是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策划的数十起暗杀事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分。刺客70%为南方人，且多为赴日本留学生，大多数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单单依靠刺杀，绝不可能击垮一个庞大的帝国政权。那么靠发动起义如何呢？
清末起义图，全部缩在中国华南边境一线，远离中国政治核心区域数千公里，这样的所谓“革命”，怎么可能撼动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再看看起事规模，连山贼作乱都比不上。
流血华南——会党起事焉能成功
从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组建起，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在6年间参与了9次武装起事，全部以失败收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06年12月，由湖南哥老会（黑社会会党组织）联合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数千矿工，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当年长江流域发生洪灾，湖南灾情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湖南哥老会首领龚春台，趁机联络各地会党及萍乡矿工发动起义，参与者达3万人，旋即遭五万清军剿灭。严格来说，该次起义以湖南会党为主，同盟会只是派人参与。
而同盟会组织的其他八次起事，全部围绕在中国南方两广边界地区，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其中5次的参与人员仅有200人以下，且成员多为联络纠集的地方会党流寇（有勾结日本、法国人参与），用悬赏花红作为激励。无组织无后援，根本不可能成事。在八次起事中，孙中山亲身参与的只有一次（广西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与日本人潜入中国境内2天后，闻知清军围剿，便逃回越南境内。如此起事，屡次失败，如同儿戏。而孙中山屡次遭到各国政府驱逐出境，游荡在世界各国，与国际流民无异。附同盟会参与起义情况：
萍浏醴之役（1906年12月4-31日），哥老会乘当年长江洪灾引发社会动荡，组织3万人起义，清军出动5万人镇压。这是自太平天国后，清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组织者哥老会首领龚春台出逃长沙、同盟会员蔡绍南逃亡广西。同盟会员刘道一（1904年赴日本）被清军捕杀，时年22岁。
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5月22-27日），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迫使日本驱逐孙中山。1907年3月4日，孙离开日本赴越南，在河内设立据点，组织两广地区起义，派许雪秋等人联络会党。消息泄露后，潮州三点会首领余既成等聚集党众200余人攻占黄冈城，后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围剿，队伍解散，余既成逃亡香港。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负责提供军火，事败后逃回日本。
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2-8日），孙中山派同盟会员邓子瑜潜入广东惠州，纠集三合会成员100余人，偷袭惠州七女湖的清军巡防营，击毙巡勇数人，队伍发展至200多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会党成员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只得解散队伍，各自潜逃。日本人池亨吉参与此事。
安庆之役（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组织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领120多名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在激战4小时后，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人等被捕杀。
广西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2-8日），孙中山派钦州人黄明堂纠集会党100余人进攻镇南关，孙中山、黄兴、池亨吉于3日潜入镇南关，次日闻知清军数千人围剿，孙黄二人便逃回越南境内。战至8日黄明堂部弹尽粮绝后溃散。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役炮兵上尉狄氏男爵参与其中。
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27日至4月2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逼从越南离境，黄兴则秘密留在越南筹划反清，并组织200余人从越南潜入广西钦州偷袭清军。后遭清军数千人围剿，队伍溃散，黄兴逃回越南。
云南河口之役（1908年4月29日至5月26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黄明堂纠集100余人进攻云南河口（中越边境），夺取河口炮台，数日内增加至1000余人。云贵总督锡良派兵镇压，黄明堂率600余人逃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缴械遣散。
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12日），河口起义失败后，同盟会认识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鼓动清政府新军哗变为重点。同盟会员朱执信（1904年赴日本）等人，联络广州新军准备举事，引起粤督袁树勋警觉，各部遂仓促起义，旋即遭到镇压，当夜溃散。
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27-28日），同盟会员黄兴、赵声（1903年赴日本）等人率130人进攻两广总督署，张鸣歧逃至水师行台，黄兴等人火焚烧总督署后退出，遭到清军巡防营镇压，死亡86人。5月3日，由同盟会成员潘达微，率众收尸掩埋于广州城外黄花岗，成为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兴、赵声负伤后化装潜逃。孙中山当时在美国芝加哥。
1906年4月，孙中山与新加坡成立的同盟会部分成员合影。穿的比普通老百姓强多了。前排右起：林义顺、刘金声、尤列、孙中山、陈楚楠（分会长）、张永福（副会长）、林干庭。后排右起：张秉庚、黄耀庭、邓子瑜、陈何、张继、张华丹（张永福之弟）、吴悟叟。
立身之本——革命经费从哪里来
搞武装起事不单要有人有枪有组织，敢拼命，最重要的也是在烧钱。以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之役为例，其经费约五万元左右。据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文报告，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二千元，占山上炮台花红二千八百元，交甄吉亭二千二百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二千二百元（给王和顺军），士兵伙食每日约一千元，前后约三十天，合应三万元，这还不算补充枪械及弹药费用（注：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1911年4月的黄花岗之役，是唯一留下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共花费18.7636万元（捐款主要来自加拿大、马来亚、印尼、越南）。
前文说过，同盟会并没有财力基础。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和社会捐助外，发行机关报《民报》是仅有的财源。《民报》零售价0.2元。1905年11月第一号出版五千册，其中三分之二寄回中国国内销售，剩下部分在日本发行。发行至第四号（1906年5月1日），达到一万多册，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到了萍浏醴之役失败后，清廷发觉哥老会与日本同盟会有联系，便查禁《民报》，导致销售数量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民报》社长章太炎语）。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清政府在1901年7月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后，高达4.5亿两白银（本息共计9.8亿两，以关税、盐税做担保，分39年还清）的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成为英、美、日、德、俄、法等国的长期提款机。各国都希望中国维持现状，以获取长期利益。即使是扶植同盟会起家的日本人，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同盟会有能量去破坏这台“提款机”。这才是同盟会经费匮乏的真正根源。其后孙中山遭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及同盟会分崩离析，均与日本对华政策有关。内田良平等同盟会中的黑龙会首脑分子，实际控制着同盟会的发展趋势。
为了筹集经费，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计划发行“革命债券”筹款。他在横滨印制了两千张债券，面额为一千元，实际销售每张250元（相当于普通日本人一年多的薪水）。以越南西贡成立的“广东募债总局”作为担保，承诺等革命成功后，分五期在每年年底以20%的本金加利息摊还。然而债券销售情况并不好。这种大额债券只有富人买得起，而华侨富商在当时视同盟会革命党人如“恶徒”。他们认为革命成功绝无希望，宁愿与康梁的保皇党联合，也不愿意与被清廷斥为“盗匪”的革命党人交往。革命党与保皇党之所以持续数年论战，实际目的还是争夺侨民的捐款。而中下层侨民虽然热心革命，但收入微薄，捐的都是血汗钱。（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139页）。
同盟会当时在海外设有四个支部：南洋、欧洲、美洲、檀岛。自1907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后，便转往越南、新加坡、马来亚。南洋由此成为同盟会工作的中心。从1900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九次达到南洋，主要目的即为灌输革命思想，筹集活动经费。1907-08年，同盟会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六次起事。据孙中山估计一共花了20万港币。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另外张静江（浙江丝商巨贾）独捐五万，日本人铃木久五郎（野村证券创始人）捐1.4万。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和运输费用，花红赏金、善后抚恤也占很大一部分。
南洋华侨虽然人数众多捐款踊跃，但是几年下来，同盟会举事屡次失败，中下层华侨已经不堪其扰。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文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号召同志再起。意思就是要再捐款。孙文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台湾《近代中国》1980年第20期15页）
结果，还是失败。
章太炎（字炳麟，1869-1936），光复会创始人。黄兴（字克强，1874-1916），华兴会创始人。陶成章（字焕卿，1878-1912），光复军总司令，1912年1月，被上海都督陈其美（孙中山亲信），指使蒋介石、王竹卿刺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
倒孙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自1906年底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给了孙中山5000日元（在当时是笔巨款），将其礼送出境，并许其三年后可重返日本（此事为内田良平策划）。孙中山在离开日本赴越南前，神户著名证券商铃木久五郎（野村证券创始人），另外又给了孙中山10000日元。孙中山留了两千日元给《民报》，打算拿八千日元筹备惠州起事费用。章太炎（光复会首脑）得知情况后，认为孙应该把一万日元全部交给《民报》，张继、刘师培等人出言附和。庶务刘揆一为孙文辩护，与张继扭打成一团。章太炎还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同盟会由此陷入四分五裂，矛盾不断。
1907年6月17日，孙中山准备在广东再次起事，请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从香港回日本购买武器，在宫崎寅藏的协助下，定购了2千支村田式快枪（1889年前研制的老式步枪）。章太炎得知后说：这种老式武器在日本都不用了，送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他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中山、黄兴二人想靠大量廉价武器以壮声势。东京总部的张继、陶成章、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对此坚决反对，结果导致购械搁浅。同时，他们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选黄兴为总理。二次“倒孙”风潮因为黄兴的反对而逐渐平息。
自从1907年的两次“倒孙”风波后，陶成章（光复会系）前往南洋筹款未果，便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于是甩开同盟会，单独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从此一炮而红，在南洋名气有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态势。这自然引发孙的不满，他不但让胡汉民写信劝阻陶成章继续“单干”，还亲自指控陶为保皇党，甚至有孙找人暗杀陶的说法。因为李燮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燮和是同盟会元老，时在南洋教书，素有威望。他对孙中山“以诈术待人”非常不满。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其欺瞒耍诈之事，遂公之于众。而远在法国的张继（青年会系）也摇旗呐喊，要求孙中山辞去同盟会总理一职。
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必遭排挤出局。面对此起彼伏的攻击，孙中山对同盟会东京总部失去了信心。1909年5月，他在远走欧洲前，委托自己的亲信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发号施令，俨然东京本部外的另一总部。孙中山甚至一度想舍弃同盟会之名，另组新团体。至此，同盟会即使是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
左图为1910年5月5日，孙中山与儿子孙科在美国檀香山合影，何其悠哉；中图为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中壮烈牺牲的100多位新军官兵合葬墓；右图为1936年，宋庆龄向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献花圈。孙中山全家，从未在革命活动中牺牲过一个人，流过哪怕一滴血。
三无组织——同盟会实质解体
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是多事之秋。继陶成章挞伐孙文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150日元（相当于半年工资），逾期不交就要罚民报社长章太炎做苦役。而同盟会并没有给予救援，陷章太炎于绝境。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极大不满。此后，汪精卫等人未和章太炎协商，即秘密在巴黎印刷、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浇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布传单。指控孙文四处鼓吹、欺瞒侨民以诈取捐款，见民报危机而不救，忝为盟长。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章、陶接连发布的讨伐文章，给保皇党提供了难得的攻击孙中山的重磅炸弹，以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还要从中取材。不难想见孙中山的恼怒，他下令所能掌握的各机关报，不遗余力地攻击章、陶等也就可以理解了。纷争最激烈时，孙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怀疑陶“煽人暗杀”他，光复会也怀疑孙派人暗杀陶。双方互有攻伐，已成势不两立。
其实自同盟会成立之日起，就存在强烈的宗派山头意识，组织松散无序，还有左中右三派的思想分歧。再加上孙中山偏激固执，独揽经费大权，从不公开账目的行为，使得党内治理根本无从谈起。大同盟的组织路径，也为分裂瓦解埋下了隐患。同盟会创建之初，即是以“反满兴汉”为宗旨的种族主义组织。除此之外，在政治认同上并不一致。孙中山所提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来就没被真正认同过。连其亲信胡汉民也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争论。宋教仁则说：“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同盟会中的日本人，也分为两派，平山周和北一辉属于反孙派，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拥孙派对立。而真正支持孙中山全套主张的，只有汪精卫、廖仲恺等孙中山的广东同乡。
从1907年至1911年，由于内部纠纷不断，起义暗杀连遭失败，同盟会已实质解体。同盟会中地位较高的四川张百祥、湖南焦达峰等人，在东京另立“共进会”，图谋在中国中原地区发动起义。后来引燃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即为共进会所为，与孙中山无关。1910年2月，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设立总部，在南洋各地设分会，另树一旗，与孙中山分庭抗礼。光复会在浙江策动了一系列刺杀革命活动，影响很大，大有取代同盟会之势。1910年6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至此，这个一无共同信仰、二无严密组织、三无民众支持，仅是靠日本黑龙会撮合联络起来的同盟会，算是彻底解体。而孙中山本人还在以同盟会总理的身份，在欧美四处进行募款活动，滥发许愿形同诈骗。
1911年12月21日，流亡海外16年的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返回中国香港，要来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了。照片为试图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日本人与孙中山的亲信，在乘坐的DEVANHA号邮轮上，与孙中山合影。前排左起：荷马·李、山田纯三郎、胡汉民、孙中山、陈少白、何天炯、廖仲恺、谢良牧，后排左起第6位：宫崎寅藏。日本人出现得真是时候。
这张极为重要的关键性照片上，暂时还无法辨认的日本人包括：太田三次郎（1865-1917，预备役海军大佐）、郡岛忠次郎（1870-？，玄洋社间谍出身）、池亨吉（1873-1954，黑龙会成员，孙中山秘书）、緒方二三（即緒方南溟，汉口乐善堂情报网重要头目）。
革命先行者——在美国刷盘子
自从遭到同盟会成员攻击排挤后，孙中山从1909年5月便远赴欧洲。1910年2月，又从美国旧金山抵达芝加哥唐人街，企图在当地募集款项，并建立同盟会分会。然而芝加哥华侨听了孙中山的宣传后不为所动，讥讽其在吹牛，根本实现不了（孙大炮之名由此而来）。更有甚者，一次孙中山至华侨洗衣店募款，还没等进门，里面的华侨拿着熨斗就跨出门来，直接赶其走开。
直至1911月10月10日，湖北新军文学社与湖南焦达峰等共进会成员，织发动武昌起义（规模3000人）时，45岁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一家姓卢的中餐馆里打工当茶房（募款不得，生计所迫）。他在当地报纸上得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对于“武昌暴动”他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已经发生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
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孙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黄兴发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跑堂小二孙中山，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当然，这里面必然少不了头山满和日本黑龙会的运作，后文详述。
当现在的中国历史书籍上，指着袁世凯大骂其为“窃国大盗”时，我们不妨翻查一下历史资料，看看——孙中山和袁世凯，到底谁才是窃国大盗。
日本人绘制的孙中山与日本人关系图，仅仅显示了孙中山在日关系网的一小部分。当孙中山当上“大总统”后，这张关系网开始活跃起来了。无价值的废物，终于到了有用的时候。
1900年4月1日，孙中山、浅田春、温炳臣，入住箱根富士屋宾馆二楼45号房间。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高级宾馆，多为日本宫内厅或外务省介绍入住。照片为入住时填写的登记簿，S.Nakayama＆Haru即指孙中山和浅田春。Nakayama意指“中山”，在国籍栏填有China，住址有“Yokohama（横滨）”。孙此行可能是拜会头山满。浅田春是个神秘的女人，至今未留下任何可考的照片，仅见于日本外务省档案，基本可以确认为受训的间谍。
1904年，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证明。孙中山对美国移民局的官员解释说，他1870年出生在夏威夷，3、4岁时被父母带回中国，10岁左右又回到夏威夷，17、18岁后再回香港，1896年以旅行证件入境旧金山，之后并依此从纽约抵达英国，1901年他最终以本土出生公民身份回到夏威夷。当时，美国的海关移民官员根据孙中山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认为他已自动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因此拒绝了他的入境请求。孙中山求助于美国华人组织致公堂，于是由致公堂出面将其取保候审，并为其雇请律师申诉。
1960年1月19日，台湾伪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设计委员李德廉、周祥、自由新闻社记者杨隆生及华侨周祥赓，一起去横滨西区，访问了大月薰和宫川富美子。照片为李德廉、周祥、周祥赓和大月薰、宫川富美子及宫川富美子的丈夫一起合影，当时大月薰怀抱孙文的相片。该相片是国民党官员们带到大月薰家的台湾杂志《中外画报》，上面登载着孙文的照片。1970年大月熏辞世，1977年宫川富美子携子宫川东一，参观了台湾伪“国父纪念馆”，1980年至南京拜谒中山陵。1984年8月18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介绍了孙中山日本妻女的情况，社会反响很大。但台湾国民党当局出于神化孙中山之目的，长期封锁消息，刻意回避这段史实。
2010年3月24日晚，日本东京筑地，华人教授事务所会议室，孙中山的日本外孙——宫川东一（1928年生，孙中山和大月薰所生女儿宫川富美子的长子），与宫崎寅藏的孙女宫崎蕗苳（1925年生，日本滔天会成员）会面的情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与曾侄孙孙必胜，曾见过宫川东一，但不承认这段血缘关系。
未完待续——请见第七篇：美洲白银与明清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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