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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一直如车行刀刃之上，时有彻底倾覆之险。
此间日本政府固不乏有识之士，深知全面开战不利于日本的发展，幻想能在占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尽快缓和两国关系，因而推出了以“满洲以外无野心”为主旨的“天羽声明”。但军部却视东北、华北乃至中国问题如禁脔，非但不允许外务省干涉，甚至不愿意政府过问。而政府与军部的关系，也逐渐从若槻、币原政党内阁的反抗，过渡到斋藤、冈田海军内阁的旁观(在陆军少壮军人暴起并刺杀政府高官的“二二六”事件中垮台)，再到广田、林内阁的屈从，最后是近卫内阁的为虎作伥。
“二二六”事件后，政府对军部的横暴噤若寒蝉，其对华外交态度，也从“天羽声明”转变为迎合军部鲸吞独占整个中国野心的“广田三原则”。
1936年5月23日，日本第32任首相广田弘毅在东京发表讲话，他后方坐于高位者为时任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几个月后，广田提出了主张对华扩张的“广田三原则”
至此，中国已经让无可让，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战前中日主要陆战兵器产能对比 为迎合军部的战争野心，1936年3月广田弘毅组阁后，日本国家财政即全面开闸乳哺战争机器。
早在1931年，日本军费开支就已经占到了国家预算的30.7%，按重光葵的话说就是“日本军事预算与一般预算的比例，除了极权主义国家之外，比任何国家都高”。但即便如此，此年的日本陆军主要兵器生产数据仍然极其可怜，仅为步枪3600支，机枪540挺，火炮90门，坦克10辆，飞机194架(陆海军合计)。
除飞机、坦克两项外，其他陆军主要兵器产能，比之中国一个地方军阀的兵工厂犹有不及。如同期中国奉天兵工厂，年产步枪即达48000支，轻重机枪1680挺，枪弹1.8亿颗，1924年至1931年间累计生产75毫米以上火炮829门（其中包括105毫米以上榴弹炮、加农炮333门。还有2门试制中的240毫米榴弹炮，尚不在数内）。所以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东军占领奉天兵工厂后，有如乡巴佬入宝山之叹，也就不奇怪了。
广田内阁上台后的1936年，依靠马场藏相拼命放水的办法，日本军费开支得以大幅飙升，一举达到了国家预算的47.3%(1937年更飙升至69%)。在扩军订货的刺激下，陆军兵器产量有了显著的提升，达到步枪25300支，机枪2400挺，火炮590门，飞机600架。
但即便如此，日本也只是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等技术兵器产能上超过中国，陆军作战消耗最大的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和相关弹药产能仍然远逊于中国。以四川军阀刘湘控制下的军事工业为例。重庆华兴机器厂在1934-1936年间生产启拉利轻机枪6000余挺，年均产量超过2000挺。即便是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的1938年，该厂仍生产出了1900挺启拉利轻机枪。而刘湘的另一所兵工厂重庆修械所的产能则更加惊人，年产捷克造轻机枪在3600挺以上，且质量上乘。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日本铆足了劲备战的1936年，其轻机枪产能还没达到中国一个地方军阀同等产能的五成!
而在国府中央控制下的各兵工厂，也有很大一块兵器产能。依兵工署1937年3月所编材料看，1936年兵工署直辖各厂共生产步枪98948支，机枪1006挺，82迫击炮565门，枪弹1.27亿发。从综合数据看，中国以陆军为主的兵工产能(中央加晋、川、粤、桂各厂)，虽然技术兵器较弱，但在步枪、机枪、迫击炮及相关弹药方面，却对日本形成了碾压式的绝对优势。
飞机、坦克、大炮的产能劣势，决定了中国军队在正面会战中必然处于不利的局面;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及相关弹药碾压式的产能优势，则又为中国坚持长期的消耗作战(尤其是游击战)，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弹药很快供应不上，原因竟然是此前几年陆军预算太少，弹药产量仅能保障当年训练演习所需，所以毫无库存。
1936年7月16日，日本东京举行防空演习，一女校的女学生们戴着防毒面具，走过东京大街
所以深悉中、日两国战争潜力的蒋百里如是说：“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同他讲和!”而号称日本智囊的石原莞尔也认为，没有十倍于当时的国力，就无法打中日战争。
以寡敌众的对华作战计划
如前所分析，日本的优势在于军国体制、工业体系以及技术兵器，而劣势则在于孱弱的国力经不起消耗。作为作战策划和指挥中枢的参谋本部，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按照日本参谋本部1936年制定的《昭和12年(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日一旦开战，日军应于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视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和华北五省;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相互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则使用1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这个计划要求海军一开战即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以协助陆军占领主要地区。整个作战指导思想为避免打持久战和全面战争，力争把战事控制在局部，并速战速决。整个计划，共动用14个师团。
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陆军共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及相当于步兵旅团的守备队等，共约38万人。同期的中国军队则庞大得多，拥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以及其他技术兵种，总兵力约200万人。
从账面看，中日陆军兵力对比超过5：1，中国在数字上占优。但从实际战力来看，中国方面的情况就不太乐观了。日本陆军虽然现役兵力不大，但却具备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有能迅速抽调编组的预备役兵73.8万人、后备役兵87.9万人、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第二补充兵90.5万人，总计448万余后备兵员。除此之外，还有第一、第二国民兵役。其补充效率，远较以抓丁为主要手段的中国军队为高。
由于兵员充实，故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各师团不仅编制满员，且大都附有若干装备轻武器的补充大队。这种补充大队不列入战斗序列，但可用于随时补充缺员。据日军文件，每师团平时11858人，战时21800人，有的甚至达到25200人。
1937年11月23日，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 89 式中型坦克
与编制完善、员额充实的日军师团相比，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编制架子虽大，但技术兵器不足、战斗兵不充实的问题。如暂编第5师，据曾任师长的郭汝瑰回忆，该师对上级报称员额7000余，而师内编制薪饷名册才不过3000出头——就这3000出头，还是各团均谎报多人之后凑出来的数字。
作为一种普遍风气，国军各经理单位（师、团、连）罕有不吃空额的，师一级单位吃10%以下算相当廉洁，吃掉15%算正常，如暂5师这样吃掉60%以上虽属罕见，但也绝不是特例。
一个师的战斗兵通常不超过编制数的40%，而战斗损耗即主要集中在这40%之内。按照日军的经验，损兵三成就是苦战，损兵五成就可视同全军覆没。但国军吃空额，恰恰就习惯性地吃在战斗兵员额上(技术兵种和机关兵、勤杂兵由于岗位特殊性，一般不会用于吃空额。只有吃战斗兵的空额，在平时毫无影响，在战时亦易以阵亡报销，最是方便好吃)，基层连队缺额1/3以上算是常态。所以国军师一级的战斗力，通常还要较理论数据再打一个五到七折。
九战区高参兼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总结1938年武汉会战经验时就指出了中日两军的战力差距：“一个战斗力强的师(两旅四团)，在战略战术都没有错误的状况下，才能与日军一个联队(团)打成平手。”也即是说，师一级战斗，国军在表现极好时也只能四打一。若换成暂5师这样的队伍，被日军一个大队(营)撵着跑也很正常。
从会战层面看，中日两军的战力差距也同样巨大。以武汉会战为例，日军仅动用了9个师团又5个支队，国军却动用了109个师。但会战的结果却是，总兵力投入5倍于敌的国军，既未能保住武汉又未能取得歼灭性的战果。
所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战争计划，敢于在以一敌五的劣势下首先挑起战争，至少从正面战场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可算是精准而合理的。但作战课的参谋们却漏算了一点——由于兵力上的绝对劣势，日军很难对中国军队实施有效的合围和大规模的歼灭，最多是不断地击破和削弱它。但偏偏这个对手又具备超强的补血和恢复能力，因而战争绝无可能迅速地结束。
卢沟桥枪响之后，日方高层一直对是否全面开战，打到什么程度犹豫不决。从最初的坚持不扩大，到最后被自家的最后通牒逼迫着下达动员令，经典地演绎了一次日本特色的“下克上”决策。而在动员过程中，又处处存在着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的幻想，导致“自北向南，以河为限;牛刀杀鸡，速战速决”的既定战略思想自始至终都未能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一系列失误，使日本失去了在战争初期迅速击垮中国的可能，被迫以有限的国力投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并最终输掉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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