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冲突并剑拔弩张时，我正好入伍到东北边防第一线。后来多年间每当听到“那高高的白桦林，有我的青春在流淌”的歌声时，本人总是心绪起伏地回想地在风雪前沿“反修”行动的紧张艰苦时光。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我曾同当年苏联的一些负责人包括后来任俄中友协主席的基塔连柯相交，谈起两国一度交恶的历史都叹息不已。尤其是当时国际上曾传言苏联准备对华发起核打击，而事过多年后考察俄罗斯已解密的历史档案可看出这类传言多系美国散布。可悲的是，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包括网站)却仍在不断散布所谓“美国曾保护中国免遭核打击”的文学虚构情节。其实美国当政者及其附和者散布这一说法，是想以此塑造对中国“有恩”的形象。由于西方舆论多年来一直擅长在国际斗争中传播假信息，现在人们仍有必要辨明这一传言的真伪，以正确地对待中苏/俄关系。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事史专家，军事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苏由“兄弟”关系反目成仇，导致边界冲突出现
上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曾大力宣传有着“牢不可破兄弟友谊”，然而进入1960年以后逐渐反目成仇，这有着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战略利益相背的两重原因。双方分别攻击对方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后，苏联采取了撤退专家、中断援助项目(主要是军事项目)的措施，使理论争吵演变为国家关系恶化。此后规模不大的边境冲突虽然带有偶发性，却是双方长期政治严重对立并走向极端的必然产物。
1961年初，苏方看到中方毫不退让的斗争态度，赫鲁晓夫曾采取了愿意借给中国粮食、建议推迟还债等和缓措施，然而同年末又因中方在政治上保护阿尔巴尼亚而最终决心破裂。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爆发，翌年苏军又进驻蒙古国，更使中国感受到军事压力。1964年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时，毛泽东于7月间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并提出沙俄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老账。苏联则以中国想“夺回历史上丧失的土地”为由向边境增兵。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边防人员也由争吵、殴斗发展到珍宝岛以枪炮射击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武装冲突包括1969年3月2日、3月15日和17日进行的三次战斗，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档案中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中方死伤人员略少于苏方。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在3月22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也讲过：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毛泽东在3月15日冲突后便要求，到此为止，不要打了。苏方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这就使边境冲突得到了控制。
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及其盟友。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过两国友好期间铺设的、供中苏高层领导直接联络的专用电话来找毛泽东或周恩来，想直接商谈解决边境冲突。当时头脑中充满极“左”狂热的中国女接线员竟拒绝接线并进行辱骂，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不妥，不过根据当时的指导思想仍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说明：“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提议双方进行谈判，同时又采取了炫耀武力的一手。中国方面拒绝谈判后，8月苏军又在新疆铁列克提袭击中国边防分队以施加压力，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苏联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传言，使中苏进入了战争的边缘。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关系曾一度非常紧张。
双方军力相差，核打击传言使中方感到紧张
苏联领导人在处理对邻国关系时一贯有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同自己阵营中的国家出现分歧时也习惯采取强硬施压方式，这一恶劣做法在中国却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弹。从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可看出，苏联对华施压的目的是想让中国回到其阵营，结果却适得其反。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红星报》以不指名却有明显影射的方式称，自己有强大核反击力量，可以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这是苏联历史上拥有核弹最多的时候)，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中国刚刚于1964年10月试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才进行了“两弹”结合(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成功试验，在1969年时却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比。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33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一代以上，国民产值只相当于苏联的六分之一。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紧急向远东增力，1969年夏天还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客运而专供军用。此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美国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国内又处在“文革”动乱中，同苏联发生冲突对自己十分不利。
此时“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珍宝岛事件后提出“团结起来，准备打仗”虽对消除严重派性和国内武斗发挥了一定作用，却使中国又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不想同苏联谈判以缓和“反修”气氛，一方面又担忧苏联的军事实力。珍宝岛事件后的近半年时间，国内“准备打仗”的口号主要是服务于政治需要。此时美国故意调整对华关系，于7月21日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明显是想拉拢中国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据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说，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半年内，林彪根本不过问对苏战备，认为不会真正发生战争。8月份末中央下达全国战备指示后，林彪才开始布置相应的准备，不过他在军委小规模的会上仍讲：“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却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此刻中共中央向全国和全军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直至第二年春天人们才认识到这是虚惊一场。
1969年秋天引发中国最担忧的事件，是当时美国舆论传言称有苏联外交官员向美国官员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对这一消息，美国和苏联的官方都未证实，所说的“袭击”方式也未讲清是否为核打击。不过有国际战略知识的人可以想到，若只是为了几十名边防军人的死亡，核大国之间就要发生一场核战争，这明显违反基本的战略思维逻辑，采取常规轰炸方式同样可以发挥苏军的优势。美国舆论却故意将“袭击”的概念模糊化，牵涉到“核”内容，明显包含有夸大危险并对中国实施恫吓的目的。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做了防止核袭击的最坏准备，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常规力量进攻。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吊唁时提出想在归国时“路过北京”会谈。为了探明其底盘，毛泽东改变了此前不同苏联谈判的态度，同意在机场接待。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客厅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明确指出：“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并以警告的口吻询问苏联对华是否有打仗的意图。柯西金当即保证说，苏联没有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地说：“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
在这次会谈中，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从而停止了边界冲突，并达成恢复互派大使和增加贸易额的共识。不过中方怀疑苏方是在进行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包括总参在10月间以林彪名义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命令”。后来中央经调查证实，此命令系黄永胜布置、总参作战部长阎仲川拟定，是在过度紧张情况下违规发布，而非“九一三事件”后所说的“阴谋活动”。根据中央的疏散决定(有些文章和书籍将其说成是根据林彪的命令是不准确的)，首都和许多北方城市进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参加挖防空洞。在冰天雪地中疏散时，我本人首次尝到了被冻伤之苦，对那纸过火的疏散令真有切肤之痛。
当时中国的核武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苏联相提并论。
美国想对中国以“恩人”自居，国内不负责的媒体又搞炒作
中苏之间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后，美国从1969年夏秋起便开始缓和对华关系，包括禁止台湾当局对大陆实行军机侦察，基本取消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目的就是争取中国在战略上靠拢自己以对付苏联。
在这种大背景下，苏联准备对华实施核打击的消息就开始散布出来。看一下炒作这类消息的美国媒体，又是来自民间报纸而非官方。因为美国一向标榜“新闻独立”、“新闻自由”，美国的媒体绝大多数属于私营，有时又充当官方传声筒，散布的消息能达到影响和蛊惑人心的目的自然好，即便被揭穿是谎言，政府也可以不负责任。
苏联瓦解后，中国有关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1995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曾自60年代中期起便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全过程，他后来研究了历史资料曾总结说：“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对于这种误判的原因，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百年潮》2008年第7期第32页)
中苏两国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首先是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感，美国从中散布离间性消息无疑也起到一定作用。
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访华要求得到中国同意，美方就此进一步散布苏联可能对华发起攻击并需要美国“保护”一类言论。毛泽东主要从苏联的军事威胁角度考虑，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不过对当时美国散布“帮助”和“保护”中国防范苏联打击的言论十分反感。1973年基辛格来华时，周恩来在会谈时就驳斥了美方表示要提供“保护”的说法。
碰了钉子后，美国为了进一步加深中苏裂痕，仍利用各种渠道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美国叛逃后，不久发表了《同莫斯科决裂》一书，其中又这样记述珍宝岛事件后的情况说：
“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
这段叙述后来被国际上不少书籍引用，不过若仔细考虑，若苏共政治局真有这样的讨论，一个中级外交官的“外交部同事”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苏联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对这段书的内容是否可靠，笔者在2002年曾询问原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后任俄中友协主席基塔连科。他称看到过苏共对华关系的众多档案，也问过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根本不存在此事，“这个叛徒的‘回忆’完全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
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最终完全实行了正常化，90年代中俄两国又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对立关系都不愿再提起。可叹的是，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演义”式的所谓“纪实”为寻求猎奇，又拣起当年苏联准备对华实施核打击的传闻，并做添油加醋地说什么“美国帮助中国避免苏联核打击”，甚至编造出苏联领导人的表情变化和“喊叫”内容。尽管有识者一看便属小说式的臆想描写，这类内容近年来却反复在一些小报、通俗书和网站中流传。
有些想宣传美国对中国“有恩”的人，在撰文中曾危言耸听地散布说：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想要对中国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这才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这段叙述得不到当事人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证实，有些细节描述明显系编造。至于说美国为“保卫”中国而不惜自己陷入核大战的风险，更是违反国际常识的天方夜谭。美国在中苏冲突中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那便是希望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相拼”而两败俱伤。正视历史的人都可看出，美国不仅不存在拯救中国之事，过去还多次公开威胁对新中国实施核打击，还一直支持台湾当局并阻挠中国统一，对华谈判中提出“保护”之辞是只是想拉中国向其靠拢。
美国媒体曾表示苏联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吸取中苏破裂的历史教训，应澄清西方谣言影响
对中苏两个过去十分友好的国家发生争吵乃至冲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曾有过认真的总结。“反修”斗争时的中联部负责人、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权在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顾：“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11期第18页)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中苏以“葬礼外交”的方式开始了改善关系，苏联领导层也开始研究总结其对华政策的错误。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原阿尔希波夫(原苏联驻华总顾问)受苏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并得到苏共中央认可。这一文件中称：“伟大卫国战争后我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的主要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我国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场冲突的结果，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欧和日本。” 担任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也曾公开说过：“同中国搞坏了关系，是苏联前领导人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他回顾说苏联两面受敌后，为防范美国花了1万亿卢布，为防范中国花了3000亿卢布(注：当时1卢布折合1.1美元)，这接近拖垮了苏联经济。
中国对战争危机紧迫临头的估计，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同样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1969年以后的多年间，中国以重点防范苏联的战备作为五年计划的中心项目，国家财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费和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大大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并影响了人民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后对苏关系的改善，对加强经济建设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吸取了当年的惨痛教训，中俄两国尽管意识形态不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在对抗“一超独霸”和主张世界多极化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一些想破坏中国对外关系的人，在历史领域一直进行挑拨性宣传也就不足为怪。何况在西方的传媒中，根据自身需要制造谣言且主导舆论，已经成为一门纯熟的艺术，不少谬谈也深深影响到国内。如今，我们在有关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澄清一些谬谈，正确地认识当年的历史教训，对于正确看待国际关系和防止偏激情绪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俄在对抗“一超独霸”和主张世界多极化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
(中华网军事 2016年0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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