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事业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
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的我国广大工商业者，既有愿意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又有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倾向和悲观落漠的消极情绪。
就在这历史性的关头，毛主席相继于1955年10月29日和1955年12月8日，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的座谈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他高屋建瓴地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指出了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光明前途，又具体做了政策安排，在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程。
我本人亲聆了这两次讲话，毛主席生动的语言，诙谐的比喻，深邃的哲理，尤其是他在阐述革命道理时所表现出的满腔热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两篇讲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典范。
我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
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入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
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是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
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
就这样，我比较顺利地过了抗美援朝关和“三反”“五反”关。但是，在灵魂深处，对放弃剥削，背叛原来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毕竟缺乏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存在不少糊涂认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私营企业主关心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者的志忑不安的心理，他在两篇讲话中，从大家的思想实际出发，开门见山地提出人们关心的前途问题。然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明确指出，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很宽广的，并且将一天天发展。他风趣地要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这番话，引起了会场上一片会心的笑声。
是啊，当时我们已经从亲身的经历看到，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内战外患的废墟上，仅仅用六年时间，就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她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再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她的迅猛发展是可想而知的。
我首次见到毛主席，是1950年6月。当时，我作为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次会议，并荣幸地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为首次列席的代表举行的宴会。在我走上颐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人民领袖的谦逊，温暖人心。
当潘汉年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他还问我：“老先生（指我父亲荣德生）好吗？”此时，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東感顿然消释，仿佛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不是一位大国大党的领袖，而是一位相识已久的师长。
我问候了毛主席，回答了他的提问。在宴会中，毛主席鼓励我们说，要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地做下去。做好事越多，越有名誉。替人民做好事越多，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怀的。
1955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他说，去倒是去过，只是没有公布。1956年1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陈丕显同志的电话，要我速回家中。我匆匆赶回，丕显同志已在那里等我。他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我们到申九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毛主席要工商业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讲话，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策励着工商业者提高认识，转变立场，自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最终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就在此时，我头脑里冒出了一个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十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是否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这个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矛盾，而由于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可以用不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呢？我反复思考，终于在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公开提出了自已上述的想法和问题，希望马列主义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帮助。
问题一经正式指出，顿时波澜迭起。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的报刊还为此开辟了讨论专栏。一些好心的朋友，甚至为我捏着一把汗。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毛主席的讲话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消除了存在的思想顾虑，鼓舞着我和所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改造，不断前进。
距毛主席两次讲话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给神州大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但动摇不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的讲话，深感他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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