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至1949年，香港《华商报》所属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了17种，别具特色，发行量和影响都比较大。但在今天，已很少人知道这套《毛泽东选集》。笔者收藏有这套《毛泽东选集》的部分版本。现将其有关情况，做简要介绍，以便抛砖引玉。
中共创办香港《华商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曾经不断发展和成熟。但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我党的新闻进行全面审查、封锁和查封，破坏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和沿海大城市相继被日本攻陷，这些地方的新闻机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急需创建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新闻宣传阵地。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英帝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反倒成了我党对外交流、沟通和宣传的重要途径。1941年2月，廖承志向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党中央研究决定，同意廖承志的这一提议。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局:这张报纸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但必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退步。在廖承志的倡议并主持下，由邹韬奋、茅盾、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7人一起谋划，于1941年4月8日共同创办了香港《华商报》。
《华商报》报名的由来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当时申请注册该报的法人邓文田，他的身份是个商人;二是这个报名便于博得工商界的支持;三是“华商报”体现出华侨商人自己办的报，便于增进华人华侨、无党派人士、普通民众以及广大爱好和平者对报纸的感情;四是可以寄到东南亚华人聚集的地方，从而扩大报纸的影响力。同时，还收集了海外华侨崇敬的孙中山先生写的“华”、“商”、“报”三个字的墨迹，拼起来做了报头，国民党右派也无借口反对。《华商报》创刊后，邹韬奋联合救国会留驻香港的代表和文化界名流，撰文在《华商报》上批判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倾向和积极反共政策，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行为，大力宣传抗战英雄事迹，讨伐法西斯，支援苏联卫国战争，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同时，还为抗战募捐。这些体现了《华商报》为了宣传抗战，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服务，为党的军事斗争服务的办报目的。
由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2日日军占领了九龙，香港沦陷。同日《华商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而后主动停刊。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4日，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华商报》在香港复刊。廖承志邀请范长江任社长，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陆浮、张惠通分别担任采访部、营业部主任，并确定夏衍负责文艺版，邹韬奋执笔写社论，可谓报社人才济济。复刊后的《华商报》社附设有两个直属单位：一是“有利印务公司”，一个是“新民主出版社”。
新民主出版社是在英国殖民统治者标榜民主和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共产党在香港设立的公开宣传出版机构。新民主出版社以“供应优良读物，忠诚服务读者，出版进步书刊，促进民主文化”为宗旨，从事进步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自1946年3月开业起，到1950年5月停业止，在4年多的时间里，除印刷出版本社编辑的书刊外，还翻印大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出版的一些革命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文件，先后共出版发行图书224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套17种以单行本发行的《毛泽东选集》。
独具特色“毛选”单行本
香港《华商报》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毛泽东选集》，是在出版社总编辑廖沫沙领导下，由经理吴仲负责策划编辑的。这套“毛选”的鲜明特色和风格，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属于一种特殊的版本。编者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出一本书，以分册形式单独印行，均为32开本，其封面设计每册都在上端印有从右至左横排的“毛泽东选集”字样，其下是竖排的毛泽东单篇著作的书名，正中间套印有五角星，四周环绕有丰收的玉米图案。书的封面用纸分别采用红、黄、橙、绿、蓝等不同颜色，严谨大方而又变化醒目，给人以美感，印象深刻。7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这套“毛选”，仍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这套《毛泽东选集》所选的17篇毛泽东著作，其目录分别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文艺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生产组织与农村调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农村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种以单行本印刷的《毛泽东选集》，不仅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而且还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一是能及时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出版的著作可密切配合时局变化，读者通过阅读这种“毛选”可以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二是投入资金少，出版周期短，适应市场需求快;三是单行本每册页数较少，便于流通和保存，也便于将这套“毛选”邮寄到大陆并远销东南亚各国;四是每种著作出版后，根据市场需求，便于及时再版发行，如笔者收藏的《论联合政府》，1949年3月已经发行了5版。全套“毛选”共17种，发行总量约25万册，但也有人说每种发行都在10万册左右，总之，香港《华商报》下属的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利用香港这块所谓“出版自由”的地方，发行了大量的毛泽东著作和革命书籍。这套《毛泽东选集》尽管当时发行量较大，但在7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是很难见到的珍本，藏书家也非常钟爱这套“毛选”，能收藏到其中的一两本，常引以为豪。笔者也只收藏到8种10多本(见图)。
笔者收藏的这套《毛泽东选集》中，有一本《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新民主出版社的“样本”书，在其封面上盖有“新民主出版社样本”的印章，在其版权页上的“再版”也有校对者更正其为“初版”的笔迹，从其出版的时间(1947年8月)看，该书为“初版”是无疑的。书的封底盖有“广州新华书店资料”的印章。这种“样本”“资料”书，更为珍贵和难得。这是笔者在20多年前逛旧书摊时的意外收获。
“毛选”新书广告更可贵
《华商报》为了扩大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和影响，在香港的报刊上刊发了新书广告，还散发了销售资料，并在部分《毛泽东选集》单行本的封尾刊登了这套“毛选”的新书广告。1948年1月出版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书后，都在刊登11篇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书目之下印有这样一段广告词：“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太阳，东方殖民地解放的导师。他之所以能在革命事业上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生长在人民中间，尽忠于人民解放斗争的事业。在斗争的进程中，他集结了人民的智慧，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这些都是根据每个现实阶段所必须的宝贵指示。不是高调，也不是‘法律’，而是切合时弊的针砭，中国革命的灯塔。”
这则广告词，言简意赅，激情洋溢，比喻得当，对毛泽东的杰出才能、重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做出了鲜明的表述和中肯评价。读后令人难忘，特别是身处殖民地的香港人民更盼求解放，渴望能早日读到毛泽东的著作。今天重读这则广告词，仍能产生共鸣，并且意味深长。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是在解放区，也不是在新中国的大陆，而是在英殖民地的香港;不是被解放的劳苦大众，也不是一般的党员干部，而是旧中国的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这则广告词，是对反毛辱毛者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一个有力回击。
香港出版的这套《毛泽东选集》，通过广州和其他途径向国民党统治地区输送，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及时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通过邮寄和捎带到东南亚等地，在海外宣传和扩大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多海外华侨纷纷回大陆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由此可见，这套“毛选”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张其武，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现任国家移民管理局驻三江县扶贫顾问，原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衔。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县人，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曾参加过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任排长，带领全排出色完成作战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参加香港回归安保工作，荣立个人三等功;参加汶川抗震救灾，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获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曾任社会兼职：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学会统筹研究会理事，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级研究员，原武警学院(现警察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公安边防部队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原《中国边防警察》杂志编委、副总编辑、编委会主任，《人民日报》特邀记者等，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半月谈》、《解放军政治工作》、《政治指导员》、《中国边防警察》、《党风》、《作品》、《收藏》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编著政治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书籍十多本，多次参加全国、全军学术研讨会，在省、市和全国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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