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政治路线的本质错误是图谋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并长期采取旧军阀手段，将本应置于党领导下的四方面军作为要挟上级组织及对抗组织决议的工具。甚至发展到图谋中央政治局最高权力；非法成立“伪中央”；以“伪中央”名义武力通缉现任中央领导人的险恶地步。基于小集团利益的军事路线片面夸大当面敌军的强大，反对和破坏北上抗日的战略作战方针，极力施行向不具天时地利人和、不能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恶劣环境地域发展和避战。致使南下百丈关和西路军的重大历史悲剧。本文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对其错误和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
1、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师时极力谋求个人与小集团利益的张国焘路线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的张国焘路线表现出什么性质和情况呢？我们从1935年7月6日1时，李富春发给中共中央的下面一份电文（该电文产生的背景可阅读双石所著网文“松潘战役是如何流产的”一文）内容开始分析研究。电文内容如下：
“李富春为四方面军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军委增设常委致中央电”（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长征时期——1935年7月6日1时）注：该战史资料后文均简写为（A—— *年*月*日）。
“朱、周、王、毛、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正像当时周恩来所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读者应该注意和思考的是：徐向前一生都是一个不争权的人，肯定不会暗中积极参与副总司令这一职位的觊觎。但是，争取副总司令和总政委职位的这一图谋，张国焘必须事先与陈昌浩、徐向前取得一致；否则，出现徐或陈推辞相应职位的情况，就会使他处于相当尴尬之处境，还会被中共中央看出：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思虑和谋划。只有徐、陈均不公开表示推辞时，才能体现出四方面军高层意见的一致性，使中共中央承受来自四方面军高层的集体压力。我们接着来看中共川陕省委发出的“川陕省委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致中央电”（A——1935年7月9日）电文内容如下：
“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布礼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刘瑞龙）、黄超、琴秋、维海（李维海）、富治、永康 （吴永康）”
该电文内容的政治错误是：以下级省委的身份公开索求中共中央改组总司令部领导层，并指名道姓地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人选名单。该电文内容中：“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这一句咄咄逼人的话所持有和反映出的语气，“速决速行”和“立复”二字却更像是上级对下级行文的语气——中共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下级省委直接对中共中央使用如此张狂无理的语气。“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对比前面7月6日1时电文中：“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这句内容，7月9日的电文，更是以下级身份进一步指名道姓地要求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降级为参谋长——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陈昌浩其资历和能力是远不能与领导组织过南昌起义、上海80万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相提并论。该语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疯狂至极。“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 该句内容和电文不提张国焘，实际却隐含着要朱德让出总司令职位，由张国焘来担任的含义。下级省委高高在上、如此张狂、目中无人的电文，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笔者认为：该电文是在张国焘当时极信任的亲信纯全、黄超二人策划下行文，很可能与其他川陕省委成员关系不大。黄超、李特后来被王明认定为托派处死（读者可以思考：陈云、康生、邓发与王明同时回国怎么就不制止此事？），邓发1936年赴莫斯科将这些电文带去给王明、陈云和共产国际相关领导人阅后，必然会对他们产生极其负面的印象。而张国焘过去在莫斯科时，就有与苏联托派人物关系密切、受到苏联相关方面严厉批评的历史。张浩莫斯科回国直接去陕北，不与张国焘发生直接联系，不能排除如此张狂电文所产生负面作用的影响。
该电文存在一个非常尴尬诡异的问题：军委主席由朱德兼任，张国焘并没有主动向李富春表示过此意，张国焘后来实际也不愿意充当一个总司令职务、屈居于陈昌浩总政委之后。因为总政委与总司令意见分歧时，总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川陕省委拍马屁拍到屁股上，张国焘必定是很不高兴。军委主席由朱德兼任这一提议内容，川陕省委必然是没有送经张国焘审阅，就私自把该电文发出。九天后发出的“陈昌浩建议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电”（A ——1935年7月18日）这一份电文内容可以印证川陕省委提名错愕的问题。电文中一段与此相关的内容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该电文内容中：陈昌浩直言不讳地指明把朱德降为前敌总指挥，不但明确地提出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索求，并且索求“给军委（实为张主席）独断决行”的权利。此内容显然是经过商讨后对川陕省委之前提议的修正，明显是在张国焘授意和操控下而为。陈昌浩这个建议最终挑明了张国焘觊觎军委主席职位的图谋。张国焘本人直接出面或幕后密谋操控陈昌浩和川陕省委的做法，一开始就突显出：公开违反党内一贯建立之“下级组织机关服从上级组织机关”的原则，显示出下级机关人员逼迫分化党的上级领导机构的严重政治错误。为使读者明确此问题，列出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就建立如下内容的规定（以后发布的党章均写有类似内容的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对比他们体现在前面电文中的不正当索求和行为，上级机关并未考虑取消或改组他们这些下级机关时，他们却反客为主地错误索求取消或改组上级机关。张国焘他们少数人之所以敢于公开这样做，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四方面军人数上和武器装备的优势看作是个人或小集体的私产——他们不是自觉地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集中组织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之下，而是将其作为胁迫上级组织、实现个人野心或谋求小集体利益的工具。这是中国历史上众多农民起义不能取得最终胜利，发生激烈内部争斗，归于惨痛失败的极其重要原因——太平天国殷鉴不远。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置于个人和小集团图利的工具，其所作所为堕落到一切旧军阀所具有的丑陋思想境界和行为特征，距离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组织内部各级领导人应该具有的品质相去甚远。这也是党内朱总司令、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众多放弃旧军阀高官职位并脱离旧军队而起义创立红军的领导者，一致批判张国焘军阀主义路线的确切理由和依据。
对于上面电文中咄咄逼人的多个极其不正当索求，中央政治局必然深切地感受到从未遇到过的特殊而沉重的压力——无疑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一种分裂势力。这就是被毛泽东后来称为“一身所历最黑暗时期”的重要原因。三天后的1935年7月21日（芦花会议后）发出的“中革军委关于 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决定”（A——1935年7月21日）这一份电文对他们所提出的不正当索求给予了灵活而睿智的正面回应。电文相关内容如下：
“各军首长：（机密）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省略各军军首长任命） 特电知照。朱、张（国焘）、周、王（之前张已取代周恩来为总政委）”
该电文中写明的“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一段内容，实际就是直接否定了“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的无理索求——以徐、陈二人的过往经历审视，其内心当时对此职位不一定是志在必得。同时也直接否定了陈昌浩提议之“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以下级机关或个人逼迫上级机关、谋求个人和小集体利益的不正当索求。我们要想到的更重要问题是：以上十几天来往电文的内容和情况，实际反映出党内下级组织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和上级组织正确政治思想路线进行的一次尖锐的正面交锋。电文内容中：“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这一以退为进的决定，顺势采纳了他们要求组织军委下属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对徐、陈的最新任命就策略地否定了他们之前无理索求副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要求，同时也给予他们恰当的前敌指挥部新职位安排。完全符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和团结需要。
虽然否定了“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焘任军委主席”的这些无理索求，毛泽东亦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在遭受张国焘们轮流施加各种不正当索求压力下，张闻天甚至考虑将自己所处党的总书记位子让与张国焘。面对如此不正当索求和恃强威逼局面，毛泽东认为：张国焘若处于总书记位置，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召集和主持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就无法避免被张国焘不正当掌控下的后续风险和麻烦——此后发生的历史表明：若张国焘果真处于总书记位置，其以后通过不正当或非法程序另立的伪中央就将会化伪成真。至此就可以体会到：这一场表面上看似不太复杂的政治思想路线斗争，在人员组织问题安排上，一开始就面临着一次极其艰难和风险极大的重大选择。一步走错就会酿成不能预知的后续中国革命历史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即需要满足和适应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追求，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已实现会合后之红军内部的密切团结，将一、四方面军整合成一股绳。中央政治局最后违心地将周恩来红军总政委职务谦让与张国焘担任。这里的分析过程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张闻天、周恩来当时相忍为党、不计得失的领导者品质，可以体会到中央政治局内高度的领导智慧和呈现出的斗争策略及务实灵活性，这也真实反映出中国革命一路艰难走来时所呈现出的非凡历史幸运。
本文分析过程中还特别注意研究那些无视党规和党纪而盲目追随张国焘的关键人物，因为张国焘路线是一个存在比较长的时间段——直至西路军遭致惨痛失败后，张国焘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极其负面之影响和危害才迅速消失。日后在西路军形成的整个过程中，这些盲从于张国焘的关键人物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负面消极作用。这种相当程度的负面消极作用，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一贯不遵守和执行党规与党纪而无原则盲从于张国焘的个人指挥。例如：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陈昌浩竟然代表张国焘秘密“假传中央军委命令”（见后文分析）致使中央军委“击破南敌”的计划被提前破坏。又如：在甘肃“岷州会议”上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发布后，以“向、纯、李均照：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的极端逆反语气和西退避战的无理行动直接对抗和反对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致使“静会战役计划”遭到强行抵制而实际无法执行（详见笔者网文“1936陇南分裂的危机”）。本文的许多分析内容也揭示了这些关键人物一贯盲从于张国焘，并多次无视党规党纪，致使许多战役战斗失败和红军战士遭致无谓与惨痛牺牲的历史真相。
2、“沙窝会议”觊觎和非法谋求政治局最高权力的张国焘路线
张国焘虽然成为了红军的总政委，“芦花会议”后没有获得索求之军委主席，内心仍然是非常的不满意。分析他在“芦花会议”前、后制造和操控出的各种分裂矛盾，就可以看出许多问题。就在1935年7月6日李富春发出上面那份电文之前一天，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高级干部会议（“杂谷垴会议”）上，包藏祸心地发言，挑起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对毫无预料的中央慰问团李富春、刘伯承等人的极不友好攻击和质问——从此就挑起了：一、四方面军下层之间发生的某些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严重不团结事件。对此我们来分析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在“党中央和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A——1937年2月27日）这一文章（笔者注：该文是张国焘尚未叛党前，中央政治局内面对面呈送张的批评文章，后文所引用凯丰相关论述内容均出自该文。）内容中的一段相关论述如下：
“在两河口会议上已经一致决定了北进计划，但是国焘回到理番、杂谷脑后，却不公开反对这一计划，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的调动，中央不顾一方面军的疲劳，继续向毛儿盖开动以便求得先机占领松潘，在“芦花会议”又与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经几次的曲折才到毛儿盖。到毛儿盖后国焘又提出组织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于是又延宕占领松潘的计划。在这种怠工执行决议之下，敌人已先机巩固松潘，于是又有沙窝决议，完满解决组织问题。”
该段论述中：“在两河口会议上已经一致决定了北进计划，但是国焘回到理番、杂谷脑后，却不公开反对这一计划，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的调动------在芦花会议又与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经几次的曲折才到毛儿盖。”——“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的调动”就是要配合前面电文所索求之“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焘任军委主席”而采取的消极对抗“两河口会议”、拖延北进计划之威逼行动。“在芦花会议又与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的无理索求结果就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显然政治局是违心地、极不情愿地要周恩来退让出总政委职位。），徐向前兼前敌指挥部总指挥，陈昌浩兼前敌指挥部政委。然而，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这些任命结果并没有满足张国焘的野心和欲望，“沙窝会议”前他就向中央政治局又提出了另一份无理索求人事变动的名单。我们继续分析凯丰的相关论述：
“到毛儿盖后 国焘又提出组织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于是又延宕占领松潘的计划。在这种怠工执行决议之下，敌人已先机巩固松潘，---”——凯丰谈到的这一内容真实地揭示出：张国焘操纵延宕占领松潘的计划，造成了敌人已先机巩固松潘的不利局面。"于是又有沙窝决议，完满解决组织问题。"——“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无理要求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中央政治局，而当时除陈昌浩中央候补委员外，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8人都不是中央委员。既然不是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就不可以无理要求政治局来违反党章党规、批准他们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显然这也突显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 一 一次，依仗所掌控军队人多势众而公开施加压力、无理逼迫中央政治局改变最高领导机构的恶劣政治事件。这也是张国焘路线反对执行上级机关决议，公开违反党章党规，同时暴露出极其恶劣之军阀主义作风与行为的明证。徐向前历来是不参与、不主动争取权利的人，他没有来参加沙窝会议。而陈昌浩却是积极要求参加会议的（见下面电文中：“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所反映出的不满情绪。）与会者。我们进一步来分析陈昌浩在7月18日电文中表露出的极具极端性语气、颐指气使、目中无人的一段内容：“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从“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如此趾高气扬、带威胁性、逼迫性和目中无人的骄横语气就可以知道：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与张国焘配合将会对政治局采取何等无理态度。尤其是之前还使用了“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这样带威胁性的语气，挑明了就是胁迫你：不满足相关索求、我们不下达命令，你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都别想调动和指挥四方面军的部队。我们已经知道“沙窝会议”的结果是：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提升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且陈昌浩一跃提升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一跃提升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此逼迫环境下违心的集体决定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严重违反党章党规的孤例，因为中央政治局并没有直接确定或增补中央委员的权利，确定或增补中央委员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为了明确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里重新列出中国共产党六大党章第十章第三十八条规定为：
“中央委员会委员之数量，由全国大会规定之。”——以旧军阀惯用手段无理逼迫气氛之下，中央政治局违心地、不情愿地违反这一党章党规，从另一个角度衬托出：毛泽东后来为什么称为“一生所经历最黑暗时期”。“沙窝会议”决议违反党章党规的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引起过一些议论和争议，那就是：会议违规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此后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许多时候并未得以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资格出席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其他会议——例如，六届六中全会他们都未参加，陈昌浩因为犯错误也未参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一方面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代表资格时，依据党章党规是不能接受“沙窝会议”结果的；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出席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或中央其他会议，实际就是在这些会议上纠正了“沙窝会议”这个被严重胁迫气氛下作出的违规决定。当然也不是绝对把他们排除在所有会议之外，例如1937年8月22日，徐向前和傅钟不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没有产生相关书面文字决定，中共中央实际还是为了更紧密地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而作出的淡化处理。尤其要考虑1935年7月5日的“杂谷垴会议”上，张国焘以欺骗性、挑拨性分裂两军的发言，曾经误导了一大批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对中央政治局及一方面军强烈不满的情绪。
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无理索求增加四方面军尚不是中央委员的几个人进入中央政治局，超过当时已有8人的政治局委员数量。其依靠军队数量和少数头脑不清醒高级干部（他们严重缺乏对党章党规的学习及严守“下级机关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机关决议”的经常教育和修养。）的盲目非理智支持，觊觎和谋求党的最高权力之野心就明明白白地暴露在中央政治局面前——既要采用军阀主义的逼迫施压手段，又想要长期谋求：之后中央政治局内多数表决形式上的合法手段。如此便能够名正言顺地实行：以后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时，向陈昌浩发出过的那份密电中所写明的那样——“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斗争策略。政治局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张无理索求9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不良动议，同时反制做出恢复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要决定。显示出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上坚定保持必要的原则性和斗争性决心。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就可以随时合理合规地直接过问和查询原一方面军各军团的行动，可以合理合规地要求一方面军各军团随时主动报告其行动计划及所处地理位置。在张国焘已经以红军总政委名义将一方面军各军团与中央直接联系的电报密码统一收归到红军总部的诡秘环境下（笔者网文“1936陇南分裂的危机”中详细分析了朱总司令回忆所述：电报密码被统一收归到红军总部后，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以及中革军委长期失去联系的历史情况。），这无疑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制决定。为使读者明确这一严重的政治路线斗争问题，列出彭德怀对当时的一段重要回忆内容为：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彭德怀的这一段回忆说明：电报密码统一收归到红军总部是在黑水芦花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从“芦花会议”后开始，张国焘就开始不正确和错误地利用总政委的权利，限制取消了中共中央以及除张以外的其他中革军委成员对一、四方面军各军团和红二、六军团的直接指挥权和联系（其恶劣行径及个人野心的一次充分暴露，也是中央单独带领一、三军团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一直保留在军委参谋部，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也失去了联系。如此包藏祸心和野心的极端做法，显然是对“芦花会议”没有任命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张为军委主席表示强烈不满，采取的一个直接对抗手段。笔者还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前敌总指挥部与各军团联系的密码为什么就不能复制一份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处，尤其是前敌总指挥部最后就是与同在右路军的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分手的。他们同在右路军向包座方向进军那一段时间也不是没有给予复制的机会 。可见，陈昌浩与徐向前当时对前敌总指挥部密码的控制非常严格，这种不正当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之前。在此日期之前，党中央毛主席与相关方面的电文联系长期经张国焘红军总部转发。
上面的分析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从7月6日李富春发出那份张国焘向中央无理索求权利的电文，到7月21日“芦花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发出那份“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决定”，陈昌浩这样的“芦花会议”与会者在长达15天时间内的精力都集中在为张国焘或小团体索求期盼的权利。在他们所持有的消极对抗态度下，必然不会积极主动地集中精力和时间去安排对松潘城的攻城计划、详细的行军路线以及松潘城内外的敌情侦查。会议结束并取得他们满意的结果后，他们才会集中精力安排部署这些事情——从陈昌浩的电文中：“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这一句非常情绪化、气汹汹带威胁性口气的内容可以印证上述分析。尤其是“芦花会议”决议并没有完全实现令之满意的结果，他们的怨气还在继续积蓄，否则也不会作出收缴各军团密码这样恶劣的事情。对松潘这样工事完备的坚城发起强大进攻行动之前，必须对城内和城外军事工事的位置、人员及火力配置进行隐秘而详细地侦查，隐秘侦查时间少则几天，多则需要十几天以上。战役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侦查的详细程度和准确性。然而在各部队向松潘行进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几起因敌情和情况不明造成不能按计划到达指定地域或中途改变拖延行进路线的情况——显然就是没有集中精力安排部署专人和相当的时间进行足够详细的侦查（“沙窝会议”之前，被收缴密码后的毛泽东等已经不能通过电文指挥各军团相关人员进行这些部署安排。）。可以断言：张国焘操控下不正当争取个人与小集团权利和利益的无理行为和一系列分裂活动，不仅刻意制造了一、四方面军下层的矛盾和混乱（甚至发生某些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情况），也直接在两军高层之间制造出极不和谐的气氛。极大地拖延和妨碍了“松潘战役”的战前行动准备和战役展开部署工作——敌方却因此获得额外充足时间来进行松潘城内的物资运输囤积，城內工事和城外围野战工事的修筑和加固。有古语曰：“将帅不和，累死三军。”张国焘们无视党规党纪制造的诸多矛盾岂止是将帅不和能够形容，日后之三过草地，兵败于百丈关，西路军惨败，叛党而去，所造成的极其严重恶果，决不是用一句累死三军所能够包容和企及的。
3、破坏“夏洮战役计划”顺利执行的张国焘路线及南下阴谋
在1935年8月4日之政治局扩大会议“沙窝会议”还没有召开的前一天，以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的名义、向两个方面军发布之“夏洮战役计划”（A——1935年8月3日）中的一段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内容如下：
“据上述（敌情）判断，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
对“夏洮战役计划”中写明的“据上述（敌情）判断，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这一句内容，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预先估计不周”的情况？“松潘战役计划”早在6月28日两河口会议后就已经发布，再到“夏洮战役计划”发布已经长达一个多月。在7月份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身为总政委的张国焘和陈昌浩等一直在为了个人和小集团权利不断制造和挑起两军之间的矛盾，或忙于向中央政治局不断施加压力——对于打不打得下松潘城，在张国焘和前敌指挥部的人心里并不十分重要——日后错误放弃将士们流血牺牲所攻占的包座而南下二过过草地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而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亦不能通过电文指挥各军团进行所期望的行动部署。心中充斥着对中央政治局的极端不满情绪，不愿意或拖延安排人员和时间对“松潘战役”的行进路线和松潘城内外的敌情开展详细的侦查，“预先估计不周”的情况当然就是无法避免的。笔者这样来论述的一个直接明确的证据就是：1935年8月3日发布的“夏洮战役计划”第二天，即在8月4日这一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沙窝会议”才刚刚召开。尽管当前的“松潘战役”过程进行得极其糟糕、不如人意，该会议的讨论内容中仍然穿插着：刻意违反和不遵守党规党纪、意图将9个尚不具有中央委员资格（陈昌浩候补委员资格）的人员安插进中央政治局的事前谋划、无理索求和激烈论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发生和发展着如此不良而极端无理论争的气氛下，“松潘战役”若能取得政治局期望中的胜利，那才确实可以非常幸运地创造一个军事上的怪例！
“夏洮战役计划”中写明的“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这一部分内容明确包含有攻占阿坝的要求。并且需要确切指出的是：攻占阿坝的这一要求就是中央政治局特别采纳了张国焘提出的建议(见凯丰下文)而写入战役计划的。我们列出凯丰同志对此问题的下面一段相关论述来进行相应的分析研究：
“在这时不能出松潘，但北进还有可能，国焘又提出出阿坝的计划”。如是他又单独率领一部（左路军）出阿坝，以延宕北进之实现。中央当时委曲求全，总想一、四方面军同时北进。中央为达此目的，不得不督促右路军（一、三军团、三十军、四军）先向班佑、阿西、包座开进，以待左路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五军、三十三军等）之到达。但右路军达到阿西、包座后，国焘同志又借口昆都伦河（即噶曲河）水涨不能过，而折回阿坝，同时密令徐、陈准备南下，以破坏中央的北进计划而达到他的川康计划。”——把该段内容中的“右路军达到阿西、包座后，国焘同志又借口昆都伦河（噶曲河）水涨不能过，而折回阿坝，同时密令徐、陈准备南下，以破坏中央的北进计划而达到他的川康计划。”这一部分论述内容再与“夏洮战役计划”中写明的另一部分完全不相容的内容：“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进行认真分析对比就看出：张国焘个人在“沙窝会议”后针对中央政治局的对立不满情绪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卑劣地以个人的身份采取无理对抗政治局决议的错误行动——“折回阿坝”、“准备南下”，反对“迅速北进夏河流域”之违反党规党纪、严重破坏“夏洮战役计划”的公开分裂行动。“国焘同志又借口昆都伦河（噶曲河）水涨不能过，而折回阿坝”就是与政治局北上决策行动公开对抗的明证。由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日记记录（36年7月29日到8月2日），从阿坝到噶曲河北上行军需要4天时间。张国焘驱使左路军再次使用四天时间从噶曲河南下折回阿坝，就公开采取了反对和破坏“夏洮战役计划”中：“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这一政治局北上战役决策目标之严重违反党规党纪的错误行动。为使读者明确其行动的恶劣及严重错误性质，在此列出中国共产党六大党章第三章第七条组织原则中的一段相关内容如下：
“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恰当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该区域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党员对党内某一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
其错误行为的严重性更在于：张国焘身为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大特约代表，本应该以身作则，模范宣传执行党章党规，维护党中央的集体权威和党的统一；而其采取南下折回阿坝、分裂红军、另搞一套的错误行动却是明知故犯，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滑落并公开走向旧军阀的极端思想和道路。张国焘旧军阀思想和错误行为的本质就是要用枪来要挟指挥党中央，其恶劣明确的表现就是：把人多势众、兵力雄厚的四方面军当成个人或小集体私产，把本应该自觉置于党中央指挥下的人民军队置于他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控制之下。某些军史研究者非常错误地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产生的上下级之间或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极其严重的政治路线斗争，仅仅是两个方面军领导人之间磨合不够的矛盾。这些军史研究者在此问题上也是淡忘或忽视了对党章党规历史规定的学习研究，遗忘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一个上下级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纪律严明的政党—— 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个纪律，谁就是破坏了党的统一。对于张国焘决意拖延北上拒不执行政治局“夏洮战役计划”的错误行动，徐向前和陈昌浩亦发电文对其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和批评。徐、陈曾经发出的“徐向前、陈昌浩对左右路军行动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A——1935年8月24日10时）相关电文内容如下：
“朱张：------（三）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向、浩
该电文中：“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所持的强烈批评语气表明：徐、陈当时是明确和真心赞成政治局“夏洮战役计划”之北上创建陕甘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反对张无理拖延北上之错误行动的。这是他们当时与张的根本不同。就在该电文发出之前，徐、陈二人曾经连发两份电文明确表示出：对张国焘主张向西部偏远荒凉的青海西宁方向发展持极不赞成和反对的态度。二人的第一份电文：“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的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 A ——1935年8月20日20时）——电文中表示不赞成和反对分兵出青海西宁的一段重要相关内容为：“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二河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便集中灭敌。”徐、陈的第二份电文：“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 A ——1935年8月21日晚）——电文中针对张想要西进青海西宁表示不赞成和反对的一段重要相关内容为：“今后发展或向文、武、成、康向东南，或向天水、庆阳向东北，当依当时情况决定。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 徐、陈后来不能够继续坚持这种正确的原则和态度，不能克服和摆脱张国焘不遵守党规党纪的错误路线影响，盲目无原则地追随张国焘南下，带领右路军的三十军、四军长途行军，南下二过草地返回阿坝，演变出百丈关战役的惨烈失败和重大牺牲，不能不说是一次非常值得叹息和极其遗憾的错误选择——这也是中共中央日后指出他们不能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的一个重要历史观察点。尤其是毛泽东当时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派曽思玉直接给徐、陈送去“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A ——1935年9月10日）这一指示电文的情况下：
“徐、陈：（一）略（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中央政治局”
徐、陈二人最终不能继续坚持他们曾经正确的原则和态度，率领四军和三十军经长途艰苦行军、二过草地追随张国焘南下而去。 张国焘还有什么其它理由坚持南下而对抗北上抗日方针呢？我们接着从凯丰文章中的另一段相关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其文章相关内容如下：
“ 国焘同志不主张北进，除了根据他的政治估计出发外，他确是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尤其是对于骑兵的恐惧，形容得是不可战胜的妖精，国焘同志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曾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后，发表如下的意见：“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个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上又集中两万骑兵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易封锁。------。”（1935年10月10日，'政治局’会议国焘报告。——黄超记）。在他看来，北进只是一团黑糟！幸而马克思有灵，一、三军团没有被骑兵活捉去。” ——凯丰文章中这一段内容写明的“政治局会议”“国焘报告”是指：卓木碉成立伪中央政治局后张国焘所作的报告。黄超在卓木碉所做会议记录（傅钟将军在其回忆文章“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一文中称为“松岗会议”），后来被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的与会者傅钟交由杨尚昆夫人李伯钊转给中共中央。
“国焘同志不主张北进，除了根据他的政治估计出发外，他确是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尤其是对于骑兵的恐惧，形容得是不可战胜的妖精，------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上又集中两万骑兵在夏河，----”——这一部分内容真实地表明：张国焘当时非常害怕北进甘肃南部遭遇马步芳回民骑兵时之极端恐惧心理，因为当时洮河、夏河流域属于马步芳的统治区老家，尤其是马步芳本人就出生在该区域的临夏县（旧称河州）。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研究的问题是：当中共中央带领一、三军团北上到达甘南哈达铺，通过岷州、通渭等地，最终胜利与陕北刘志丹、徐海东红军会师，期间没有出现被张国焘所恐惧的两万马家骑兵打垮的预测时，这之后的张国焘又转而轻率地认为马步芳的骑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斗力。笔者这样说的理由和依据是：1936年9月“岷州会议”之前，张国焘极其逆反地将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他以前所极端恐惧的洮河、夏河、岷州区域——即其所述“马上又集中两万骑兵在夏河”之区域，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岷、洮、西战役”，拖延与一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上会宁的会师。其错误行动的结果又造成四方面军几千人的重大伤亡。对此，朱总司令曾经批评：打岷州根本不应该，造成几千人的重大伤亡。笔者在网文“1936陇南分裂的危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本文后面会分析到：陈昌浩对马家军的极端轻敌冒进思想，是招致西路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个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团，------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易封锁。”——这一部分内容表明：张国焘当时除特别惧怕马家军骑兵外，还惧怕遭遇胡宗南、张学良东北军、岷州鲁大昌一百多个团的军队。对北上形势这些极其错误的估计，是他对抗北上、决心南下避战的重要思想基础。而陈昌浩、徐向前虽然知道他这些估计不正确，也没有再继续坚持对他的反对和批评态度。以上分析也非常清楚地呈现出：张国焘当时畏敌如虎、主张南下或西进青海避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明确印证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对张国焘畏敌如虎做出的批评结论是确切无误的。对张国焘一贯畏敌如虎的问题，本文后面还会分析到：张国焘及少数高级指挥员再次极其错误地估计“静会战役”战场形势，害怕要面对与胡宗南、毛炳文、王均进行的战役和战斗，恐惧夸大敌人力量的强大，公开采取违反党规党纪的一贯做法，抵制破坏西北局“岷州会议”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错误命令四方面军采取西退避战、撤离“静会战役”主战场“西兰大道”的恶劣行为。
张国焘极端错误地判断和夸大北上敌情的严重性，终于在1935年9月8日22时，向徐、陈发出了公开反对和拒绝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夏洮战役计划”的电文为：“朱德、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1935年9月8日22时）电文内容如下：
“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注：意图绑架一、三军同时南下），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 ，右路皮衣以备否。即复。 朱、张”
收到这一份电文的徐、陈二人当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和态度突然发生转变，彭德怀在其自述回忆中有这样一段相关论述：“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一段内容中，彭德怀最担心可能出现的一种形势变化是：“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显然，若出现这种情况，林彪的一军团也必然被迫返回南下，中央欲北上抗日的“夏洮战役计划”就此中途夭折。彭德怀最担心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形势变化是：“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没有解散彭德怀的三军团，后续形势必然发展成：一、三军团都被迫跟随左路军南下。在彭德怀所担心的这两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都必然不能置身于南下的行动之外，全国形势急需北上抗日的“夏洮战役计划”也将中途夭折。“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彭德怀有如此严重的担心和推测会不会真实发生呢？在卓木碉成立“伪中央”之后实际发生的历史情况——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发布的武力通缉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里重新列出张国焘发布过的那个通缉令的相关内容如下：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什么是通缉令？通缉令就是采用武力的手段将被通缉者缉拿归案。张国焘如此气急败坏地发布此通缉令，就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他们毅然带领一、三军团、遵照“夏洮战役计划”预定行动、背离南下行动北上抗日而去，使他意图绑架中央政治局和一方面军各军团一起南下的大阴谋破产。笔者这里采用“大阴谋”这一术语，是因为：即使毛、周、张、博带领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北上抗日而去，也是名正言顺地坚决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通过之“夏洮战役计划”的正当行动。张国焘若不是居心叵测、早已存有阴谋诉诸武力之野心，就根本不会也无必要把他们置于武力通缉的敌对面。列出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延安会议）上针对张国焘的一段发言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就可以知道张国焘还会有什么大阴谋。毛泽东当时一段发言内容（毛泽东年谱——1937年3月30日）列出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的关键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草地密电”中那一句至关重要的内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句内容中含不含有诉诸武力的意思？张国焘希望“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1935年10月5日，“伪中央”发布气急败坏的武力通缉令—— 白纸黑字、十分明确地暴露和显示出：张国焘最终将会用武力解决和压制政治局内不能统一到他的意志之下的那些不同意见分歧和矛盾，达到最终掌握和控制中央政治局最高权力的目的。这就需要破坏和抵制“夏洮战役计划”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违反党规党纪而突然地采取未经允许的南下行动；同时营造和达成绑架中共中央及一方面军各军团不得不一起跟随南下的既成事实。张国焘就此才可以得到他所需要和希望“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时间空间和斗争对象，就可以采用各种不同阴谋斗争手段（武力或非武力的、合法与非法的），“名正言顺”地逐步达成他所期盼的“伪中央”。这就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必然在南下后启用武力压制中央政治局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大阴谋。本文后面对张国焘将采取什么手段“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会进行必要和深入的研究分析。
显然，彭德怀所担心的两种极其忧虑的严重情况，在毛泽东和政治局毅然带领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断然北上而去的决策行动下被化解于无形。张国焘期盼获得对政治局“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时间空间和斗争对象遽然消失，名正言顺地逐步对毛、周、张、博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预谋也随之彻底落空。这就是“伪中央”气急败坏地发布伪通缉令的根本原因。彭德怀针对陈昌浩的反常言行及时务实地向毛泽东反映和商讨他的格外担忧决不是空穴来风——张国焘之前多次不遵党规党纪的错误言行和所作所为，长期革命斗争积累经验和高度警惕性是引起他那样严重担忧的重要原因；是促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和毅然采取果断行动不能忽视的一次重要警示，关键时刻具有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功绩决不可以小视。
对于刚才说到的“草地密电”或毛泽东说到的“秘密命令”究竟有没有呢？首先应该想到的是：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张国焘并没有叛变投敌（1938年投敌），张国焘必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若没有或不存在密电这回事，他一定会当场进行激烈反驳。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对毛泽东进行反驳（以后也没有提到进行了这种反驳）而选择保持沉默呢？这就是因为：朱德总司令也是不能缺席这一会议的与会者，张国焘想要发那份“草地密电”的时候，朱德总司令曾经坚决反对和拒绝在那份密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面对德高望重的总司令在场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反驳。为了明确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问题，现将朱德总司令对那份密电发表的一段相关讲话重新列出如下：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总想转到甘孜去搞，政委是他，是中央通过的，总司令是我，总部就跟他走，当时南下还是统一的，没有分歧，南面有许多队伍，一、四方面军一部，想收留这些部队一起北上。但到阿坝时，他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将北上的部队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接看，告诉中央毛主席（所谓密电首先就对党中央保密），没有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这样就破裂了。”（“朱德谈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本文下面简写为“情况纪要”】——A——1960年11月9日）
其中这一部分的内容：“到阿坝时，他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将北上的部队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接看，告诉中央毛主席，没有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这样就破裂了。”表达得清清楚楚：南下的密电是存在的，张国焘欲要总司令签字遭到严词拒绝和反对。这里就可以看出，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总司令与彭德怀不谋而合地意识到南下对中央是极其不利和非常危险的，不然，就不会有“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这样就破裂了。”如此坚毅和肯定的语句表示。那些想要否定密电存在和张国焘欲武力解决中央政治局的人，就必须进一步证明：张国焘指令徐、陈南下的密电不是叶剑英偷偷拿给党中央的，而是张国焘公开发给党中央的电文；而且，他们必须证明：卓木碉对毛、周、张、博的伪通缉令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根本不使用武力的温文尔雅的通缉令。他们还需要否定1937年3月30日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面对张国焘的批评讲话是不存在的，不然他们就无法令人信服地推翻笔者对此历史问题的分析研究。该政治局扩大会议还作出了对张国焘路线错误的决议。
4、“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未能如愿的阴谋手段和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卓木碉伪中央成立的会议上，一方面军某些高级干部（何**、罗**、邵**、李**等）错误地倒向张国焘一边，激烈地抨击毛、周、张、博及中央政治局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与决策。他们为什么分不清是非而产生如此大的变化？而他们过去都是党中央和一方面军非常倚重的高级将领！他们倒向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种种极端表现令人惊奇——某些人甚至高喊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他们与毛泽东一起长期建立并具有过的血与火的战斗情谊，竟然在极短时间就突然发生割裂而消失殆尽了！他们的个人人格表现着实令人大跌眼镜！毛泽东他们已经断然率领一、三军团北上抗日而远去，当时是不可能知道远去后这些被拉拢老战友们的极端反常表现；然而整个南下期间，这些人追随张国焘的种种反常和错误表现必然被朱总司令、刘伯承、董振堂、黄火青、郭天明等众多党中央拥护者和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朱总司令、刘伯承等众多同志日后必然要将他们追随张国焘的种种反常和错误表现汇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尤其是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张国焘通过这些立场发生错误变化的人又几乎把萧克军团长拉下水，后经总司令与其谈话才发生转变。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那一段时间内，任弼时、贺龙、王震等在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会对这些一心追随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人们极其反常表现给出自己的客观评价和看法。日后也必然要将他们自己的评价和看法汇报和反映给尚不知情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因此，这些站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一边积极反对中央北上正确路线方针的人，对他们南下期间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之处理，必然是综合考虑朱总司令、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王震等许多指战员意见的结果，决不会呈现为对他们个人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所谓私人恩怨处理。而是中央政治局对他们错误地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与他们积极地拥护张国焘违反党规党纪、分裂红军之错误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作出的处理。许多网民狭隘地把他们某些人错误追随张国焘的严重政治路线错误仅仅看做是毛泽东个人与他们之间的所谓私人恩怨，丝毫不考虑或忘记了朱总司令、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期间所必然持有的观点、作用及评价，就信誓旦旦、振振有词地在网络上发表出许多幼稚可笑的错误言论。更可鄙的是：有某些惯喜传谣者奉以为真、广为言传，大有谬种流传，误人至深之语境。张国焘究竟要如何利用这些被他成功拉拢策反的一方面军高级干部达成何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呢？现在我们列出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傅钟将军之回忆文章“西北局的光荣使命”（A——1987年12月））一文中的一段相关内容来分析研究这个问题。
文章中一段重要内容为：“这时，任弼时同志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为基础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但在对党中央的态度上有个思想障碍要克服，这就是，对于遵义会议决议只说以前的军事路线错了，不承认政治路线也错了，想不通。有的是出于一种教条主义的思路，以为军事是服从政治的，军事路线错了，怎么能说政治路线不错呢？这种错误认识带有普遍性，源起于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等到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正好是和张国焘同行的。临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张国焘耍了个手腕，他把刘伯承同志等放在一个军部里“休息”，自己先到方面军领导机关给干部们讲了一通（注：即1935年7月5日之“杂谷垴会议”上）。使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东西在干部头脑中先入为主，待到刘伯承同志正式传达时，正确的东西就被“抵挡”住了。”——这一段内容中，傅钟将军揭露张国焘当时采用不正当手段、阴谋挑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反对和攻击党中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和抓手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只追究了党中央某些人之前所犯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追究党中央某些人之前所犯政治路线的错误。显然，张国焘当时特别希望在追究党中央某些人之前所犯政治路线错误的过程中，首先达成李富春电文与陈昌浩电文内所写明和要求的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无理索求；并同时达成周恩来降职为参谋长、朱德降职为前敌总指挥之目中无人的狂妄索求——该无理索求一方面给周、朱本人施加思想压力，暗含着也要追究周、朱政治路线错误的隐喻（显然，他们认为周、朱也是存在某些严重错误的。），否则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杀气腾腾地直接提出将他们降职的要求。其后在“沙窝会议”上，更进一步无理索求非中央委员9人进入政治局和图谋改变并控制最高权力的事件。该事件更是公开暴露出张国焘还会利用和操控“追究党中央某些人之前所犯政治路线错误”这一手段和抓手，继续不断向政治局成员（毛、周、张、博、王、刘、凯、邓等）施加种种压力，并在胁迫中央南下过程中逐步达成和实现“沙窝会议”上没有达成之改变和控制政治局的目的。这也是党中央毅然率领一、三军团北上而去必定考虑到的最严重因素之一 ——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无法排除的阴谋手段。此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尽管，张国焘是在中共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北上以后才非法成立的“伪中央”；然而“伪中央”在卓木碉非法成立时，那些高喊打倒毛、周、张、博的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为张国焘拉拢和策反、却必然是在一、三军团北上之前已经充分表露出来——如聂荣臻曾经回忆到：他有一次愤怒地对林彪拍了桌子。原因就是：林彪当时受张国焘的影响，也错误地认为张国焘的路线是不存在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对这些被拉拢者当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被张策反的表现必定会深有感知和担忧；中央政治局也决不会无所作为地等到被迫南下过程中，让这些被拉拢策反的高级干部在张国焘的阴谋操控下，一起来合力追究所谓“党中央某些人之前所犯政治路线错误”——由此达成改变和控制政治局及中共最高权力的邪恶目的。依据历史确实显示出的资料信息和以上分析就可以归结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共中央毅然率领一、三军团北上而去是一次极其伟大而英明的政治突围决策行动。否则在被迫跟随张国焘南下过程中，决不能避免或排除朱总司令所说的“中央是很危险的”严重未知事件发生，也不能避免或排除彭德怀所极其担忧的两种恶劣情况成为事实。更有可能如前面毛泽东所述的一段讲话那样：“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在张的阴谋操控下发生，一、四方面军内部武力火拼的恶性事件。对南下被挑动发生武力火拼事件的这个实际问题，1960年11月9日，朱德总司令有一段亲历过的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相关回忆内容（见前“情况纪要”一文）如下：
“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当年南下期间，总司令面临张国焘要挑起两个方面军打架动武而被他毅然制止的情况说明：当年毛泽东判断所言：“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决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可能发生的事情。另外，从胡底同志被张派人残忍勒死的过程，总司令都没敢出手相救就知道：“中央是很危险的”这句话是身临其境的体验。
“有的是出于一种教条主义的思路，以为军事是服从政治的，军事路线错了，怎么能说政治路线不错呢？这种错误认识带有普遍性，源起于张国焘。”——傅钟该句内容更是说明：到二、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制造对立和煽动反对中央的活动有了相当普遍的错误思想基础。尤其是强调：要同时追究相关中央领导人政治、军事路线错误的煽动性口号，成功地拉拢和策反了一方面军某些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员站到了党中央的对立面——在两军会合后的思想和行动上。这些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之所以错误地站到了党中央的对立面，为张国焘而利用于获取私利，一个极重要客观原因就是：他们仍然对中央苏区和遵义会议前，博古等政治局成员所犯政治军事路线错误存在不能排除的私人怨气和不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观原因是：他们没有从思想上清醒地意识到，张国焘利用这些私人怨气和不满达成控制和掌握中央政治局最高权力，会造成一、四方面军之间严重分裂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明显缺乏对党章党规文件的学习，不能理性判断张国焘严重违反党纪党规的错误行为和图谋小集团私利的旧军阀行为和手段。导致他们非理性、极其错误而遗憾终生地站到正确路线的对立面。与总司令、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同一问题上严守党纪党规、维护中国革命全局利益及党中央权威的行为和表现对比，这些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所显露出的思想境界确实是极狭隘落后并缺乏政治远见和大局观念。而且，他们不仅是对已经北上的毛、周、张、博心存怨气，就是对总司令、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王震等革命家也是不以为然的，否则不会公开进行策反萧克、贺龙、王震等活动，站到与总司令、刘伯承、贺龙等严重对立的立场。
一个无比亮眼的历史对比是：毛泽东受到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所犯政治军事路线错误的强烈压制和迫害更甚于那些被策反而始终心存怨气的高级指挥员。面对严重的历史危难时刻，若与张国焘一起盲目地去追究博古、李德等过去的军事政治路线错误，必然要广泛涉及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众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就要不合时宜去追究他们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苏区丧失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他们于中央苏区所犯政治军事路线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以后就没有再能够延续和发展下去，即张国焘是想要重点挑动追究他们在遵义会议之前所犯政治路线错误——因为遵义会议已经清算了之前所犯的军事路线错误。分析到这里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判明：张国焘拉拢策反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就是需要提供针对那些犯有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局成员们的党内斗争武器和政治炸弹——亦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武器。拥兵自重的张国焘及其积极追随者对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凯丰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无疑施加了特别巨大的政治思想压力——张闻天考虑团结大局而主动提出退让总书记，就是强烈感受到这种思想压力而出现的不明智反映。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像那些被拉拢策反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那样为张国焘蒙蔽所用，就是他在思想上一贯坚持的党内斗争原则是：“治病救人，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始终保持中央政治局成员之间和整个红军内部的集体团结和凝聚力——包括团结和争取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奋斗。而决不会与张国焘一起，利用自己具有的关键地位，采用极不正当的旧军阀阴谋手段，制造党内和红军内部分裂以获得小团体和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从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凯丰等真诚革命者的角度思考，他们在与张国焘追随者和被拉拢策反者这一时期的严重斗争过程中，进一步深刻体会到毛泽东所具有之高超的团结、斗争灵活性、策略和原则性，更加深入地感受意识到毛泽东个人临危不乱、团结同志的独特气质和高度政治智慧。笔者这样的论述评价，最明显地体现和反映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此人身上，遵义会议及之后一段时间内，他是毛泽东的极端对立者和强烈反对者，长征结束后他却无私地转变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其最根本的思想转变就是源于这一时期对毛泽东能力、智慧和高尚品质的全新认识。其实，不仅凯丰一人有这种新认识，其他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也多有同感。被毛泽东称为“所历最黑暗时期”，在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的斗智斗勇过程和艰难经历极大地奠定了毛泽东以后的领袖基础和地位。
中央政治局率领一、三军团北上陕甘后，张国焘想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图谋彻底失去了追究政治局成员政治路线错误的时间空间和目标对象。恼羞成怒之下，就公然发布了对毛、周、张、博的武力通缉令，转而又将心中的怨气对准了坚决反对南下而赞成北上方针的朱总司令和刘伯承。为了逼迫总司令和刘伯承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方针，要求总司令和刘伯承公开作出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表态。遭到严词拒绝后，竟然命令其警卫队长何福圣带人强行将总司令和刘伯承武力胁迫到他那里逼迫二人就范。仍未如其所愿的情况之下，就采取极其恶劣的限制二人自由之卑鄙无理的软禁手段。对于当时所处的凶险环境，朱总司令在前面所列出的“情况纪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内容：“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刘伯承同志去二方面军，这是我们明知道的他反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伯承同志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右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是很凶的呀！”——总司令这一段相关回忆内容指出了张国焘其人所真实具有的军阀主义凶残本性和面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政治局若不果断带领一、三军团北上而去，实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后续过程和结局一定是非常危险的。从张国焘非法成立的那个“伪中央”名单中剔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姓名来看，以追究某些人的政治路线错误为抓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危险结局已经非常清楚地表露无遗。张国焘其人所具有旧军阀的凶残本性和面貌，其实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就已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例如：1932年12月10日陕西城固的小河口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对张所采取的错误领导方法及造成的损失提出了强烈而正当的党内批评。张国焘当时处于众怒之下，虽然虚伪地表示接受批评，却在以后的行动中不断挟私报复，陆续采用夺其性命的残忍手段将他们逐个杀害。对张国焘挟私报复采用过的这些极残忍作法，徐向前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相关内容：“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参加酝酿的高级干部有：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傅钟、朱光、王振华等。此事因张琴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希望他支持，而被陈揭露出来。------但同时也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愈加怀恨在心。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徐向前所提到的这些真实情况，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陈庚（曾经任四方面军12师师长）、傅钟、张琴秋等相关同志一定会有所了解和掌握，但由于许多人是被秘密杀害，当时并不全部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以后从陕北发出的“林育英为保全廖承志、曾钟生的生命致张国焘电”（A——1936年2月8日）这一相关电文说明了这种情况。该电文内容为：
“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塌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生（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切嘱。”
此电文中仅列出廖承志、曾钟生两位要求保护人的姓名，说明中央政治局在没有北上陕甘之前就已经知道1933年旷继勋、余笃三在四川被杀害的事实。否则，电文中一定不会遗漏这两位被要求保护的四方面军重要高级干部名字。“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塌台。”——这一句内容说明：中央政治局对许继慎等高级将领早在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长征前被张国焘所杀害的事实也是非常清楚的。而曾钟生在1935年8月被张国焘、陈昌浩密谋杀害的情况，至1936年2月8日的电文发出时，中央政治局显然还是不知道他已经被杀害的情况。否则，电文中也不会出现他的名字。
对张国焘以上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明：当毛、周、张、博等政治局成员看到发给陈昌浩的那一份电文中写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这一内容时，他们一定会联想到张国焘对党内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一贯就是采取挟私报复和极端手段杀害众多高级将领的这些实际情况。这必然也是：他们判断张国焘日后可能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成员采用武力压服手段的另一个重要判断依据；是他们毅然决定带领一、三军团北上脱离险境、避免出现红军打红军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即之前毛泽东所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大的一次幸运机遇就是叶剑英把那份密电先给了毛泽东，促成了中央政治局不动声色、巧妙而果断的北上决策行动——为稳住陈昌浩并获得北上行动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空间，毛泽东亲自到陈处表示政治局需要集中开会讨论南下的相关问题。若陈昌浩先看到那份密电并察觉中央的真实动向，历史会如何演变呢？中央领导机关在陈昌浩的干预下，能够无阻拦地率领一、三军团安然北上而去吗？从陈昌浩与张国焘密谋杀害曾中生避免或不许徐向前了解和介入的过程来看，情况绝不可能盲目乐观。对于曾中生被关押，徐向前曾经亲自找陈昌浩为他说情：“别人历史上的问题，我不清楚，不敢打包票，但中生同志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中央也了解他，有话慢慢说嘛，关起来总不合适吧!”陈昌浩却虚伪地搪塞徐向前说：“不会关多久的，搞清问题就放他，放心好了（见徐向前回忆录）。”结果却是曾中生被二人残忍地密谋杀害。身为前敌指挥部政委的陈昌浩一贯无原则地盲目追随张国焘，若其先一步命令四方面军部队秘密采取监视阻止行动，中央政治局是没有可能带领一、三军团北上离去的。只是他发现中央政治局离去时，已经晚了许多时间，又经过徐向前的关键劝阻反对，才没有紧急发令指挥大部队追去。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的历史功绩不可轻视，若无人劝阻的陈昌浩决然下令派大部队紧急追去，骑兵快马先追上进行拦截的可能性极大；在不能避免发生红军打红军的恶性武装冲突危机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很可能无奈地放弃北上而跟随右路军南下返回。
5、百丈失利及张国焘南下军事路线的战略性错误
张国焘带领部队南下返回卓木碉后，于1936年10月7日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A——1936年10月7日）。这一战役计划内写明是纲领性的一段关键内容为：“我军主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今为金川县金川镇老街）、崇化（今为金川县安宁镇）。跟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该段内容明确指出：战役计划开始行动的起点是观音铁桥（位于现金川县观音桥镇）及党坝（现马尔康党坝乡）两地，战役最终要突袭占领丹巴、懋功（现小金县）。由地图测距两地间的路程最远达两百几十公里。“跟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这一句内容也明确指出：占领丹巴、懋功仅仅是整个南下战役的第一阶段攻击占领目标，整个南下战役最终要占领的目标是紧靠四川成都外围的邛崃、大邑两地。即最终形成攻击四川省会成都的军事态势。由地图测量懋功、芦山两地间取捷径的路程达两百多公里，芦山、邛崃两地间取捷径的路程达上百公里。统计整个战役起点到终点的概略路程在六百公里以上（右路军路程更远）。更严重的战场环境问题是：战役行动需要在由西向东横跨翻越南北长达二百五十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的邛崃山脉之高山、峡谷间进行，尤其是必须要翻越海拔五千米以上呼吸困难的大雪山巴郎山和夹金山。分析到这里可以明确：对南下红军来说，整个战役战斗在行动上就是一次千里迢迢异常艰苦的远征，尤其是对于已经二过草地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而言，其战斗行动的过程更是疲劳和艰苦异常。陈昌浩对战役第一阶段检查总结的一段内容可以对此进行分析印证。该检查总结的相关内容为：
“检查此次战役，其最大缺点即四军不善于追击。当渡河成功后，敌约营人向绥靖退，不能乘势跟追，取绥靖； 大部接近绥靖后，不连夜跟打绥靖而集中休息，放弃连续追击动作，而重新布置攻击，延时疲兵，纵敌逃脱。进绥靖后，又不乘势击退敌之抵抗，猛向丹巴猛追，该军长许世友请示休息一天，延时共两夜一天，使绥靖敌人安全退丹巴，使崇化敌人安全退过河西，使丹巴敌破桥脱走，使进逼康定失错一筹。不然，如四军首长稍能机动，不但绥靖敌两团不能走一个，崇化敌两团亦受三十军由左岸攻击不能安全渡过河西。穷日夜之追击，敌必死亡逃散， 难得一个脱走（“绥崇丹懋战役之检查”—— A——1935年10月）。”—— 南下战役第一阶段在10月8日刚开始不久，许世友这员一贯能征善战的战将竟然请示休息一天，并且实际造成“延时共两夜一天，使绥靖敌人安全退丹巴，使崇化敌人安全退过河西，使丹巴敌破桥脱走，使进逼康定失错一筹。”的重大不利局面。笔者用重大不利局面这一词语是因为：丹巴和崇化（今安宁镇）四团敌人安全退过金川河西修筑防线，是造成我军不能由此两地迅速过桥直接进取康定敌李抱冰部的原因。也是造成后来五军在大炮山（雅拉雪山）一线前进受阻与敌李抱冰部长时间对峙的直接原因。许世友带领的红四军若不是为极度疲劳所困，怎么就会出现如此不堪的战斗结果！尤其是：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向川陕长途跋涉艰辛转移时，四面受敌关系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一战之敌情环境比绥靖这里要恶劣得多，许世友仅率领强悍的34团就挽救了整个四方面军的生死危机——能征善战的许世友因此由团长迅速提升为师长、副军长。回想到陈昌浩曾经使用马鞭毫不留情地狠抽高级指挥员倪志亮的严重军阀作风，“绥崇丹懋战役之检查”对刚刚率领四军二过草地南下的许世友来说，突显出其颐指气使的蛮横脾气与无理指责。笔者如此论述就是要揭示：张国焘、陈昌浩的战役计划在一开始就犯下了所处战场环境与用兵时机严重选择不当的兵家大忌。对此问题，总司令在本文列出过的“情况纪要”一文中有一段可以印证的相关内容为：“南下后一到冬天，又没有吃的，只好组织打仗，打天全、芦山在军事上取得了些胜利，不打活不下去。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是中央委员，其他人没有，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总司令该段回忆内容明确指出：战场环境除地形和时间选择不当之外，最严重的战场环境问题还是没有吃的，又即将面临冬天，“不打活不下去。”是整个南下部队面临的严酷困境。红四军二过草地面临冬天时间又吃不饱，体力战斗力已然受到极大影响。许世友竟然主动要求休息一天，说明他率领的红四军不仅饥疲交加，体力透支也极其严重。而陈昌浩的战役检查显然没有认为，这是他自己作为一个指挥员不能忽视或应该首先给予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胜机原则。突显出他们南下二过草地返回恶劣环境的严重错误，一开始就强行携带疲兵饿军、翻山越岭、长途奔袭是难以胜计的原因。对于恶劣环境问题，我们分析陈昌浩的另一段总结检查内容为：
“次则三十军先头团夜间占懋功后，杨敌代师长杨汉城所部共两旅之众（少则四个团）， 均退在城外美乐沟内，路小山大退走不脱，二十七师又正好截断通达维大路， 如果该团乘夜追击，只要很少数兵力，可以将敌完全打乱。然而该先头首长 （八十九师师级干部）以部队疲劳夜间行动困难，竟停兵不动。天明时敌大部已走，但仍可追击，又不猛追，以致敌虽击退不能穷灭之。”——该段内容中明确指出：同样也是二过草地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先头部队的指挥员“以部队疲劳夜间行动困难，竟停兵不动。天明时敌大部已走，但仍可追击，又不猛追，以致敌虽击退不能穷灭之。”这样一个极其无奈而令人特别懊恼气愤的事实情况。虽然已经显现出“只要很少数兵力，可以将敌完全打乱。”的极好战场取胜机会也没有能够抓住，显然无法排除同是饥疲交加、体力严重透支，才无法抓住和掌握这么好的战场取胜机遇。红四军、三十军都是四方面军最强悍而勇猛的部队，若不是他们的体力严重透支到极点，其高级指挥员怎么会接连出现如此丧失极好战场机遇的情况。仅仅毫不留情地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不想一想决策者自己对战役战场环境与时间选择的严重失当，是不能合理解释也说不过去的。由于红四军和三十军一开始就发挥极不正常，原定南下第一阶段在10月16日占领丹巴和懋功的战役战斗计划，推迟到10月20日才不如人意地完成占领懋功和丹巴的第一阶段战役任务。据历史资料显示，南下红军从翻越梦笔山到巴郎山和夹金山多达八、九座雪山，恶劣的战场环境必然导致一路掉队需要收容者众多。陈昌浩的另一段总结检查内容对此问题的表述为：“收容工作之不力。特别是四军前进时一路掉队丢枪甚多，该军首长均不注意，即收容亦不能使政治上物质上给被收容者以保证，使部队减员甚广。”——实际上不仅四军疲劳减员严重，其他各军减员开小差（只有开小差带枪或甩枪走人才可能丢枪甚多）的也不在少数。笔者对开小差作出如此判断的重要依据就是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这一句关键内容：“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这一句内容非常清楚地指出，百丈战斗全军伤亡近万人。而南下四方面军最终在炉霍清点时由8万之众减员为只有4万多人（该数字由当时亲自参与统计的吕黎平将军回忆著作“星光照西陲”内写明），这个数字差额明确地显示出：除去百丈关战斗伤亡近万人，至少还有2万多人之众的非战斗减员数额。2万多人的非战斗减员是如何消失的？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是一个无人认真讨论过的巨大历史疑问！四方面军战史资料中列出的历次南下战斗伤亡损失数字相对于百丈战斗都是微不足道的。显然一个合理而不能排除的解释就是：许多战士面对南下设置失当、极其严酷恶劣的战场环境，选择了离队开小差当逃兵，否则除去百丈战斗伤亡的近万人和其他伤亡，无论如何也不会减员到只有4万多人。这对于编制和审核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的同志来说，无疑是一个关系四方面军之荣誉而又相当尴尬的问题。回避和模糊的态度不仅遮蔽南下错误路线留下的这个特别巨大的历史疑团，也掩盖了错误路线拥趸者造成的重大伤害。我们接着来分析“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占领天全追歼退敌致倪志亮等电”（A——1935年11月11日）这一电文内容，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深入理解这一问题。电文的相关内容如下：
“志、仕、建、世：（甲）郭师全退，你们见敌不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真军事上之盲子，革命之罪人，一误再误，酌先予你们各严重警告一次。四台台长拒不收报，大误军机，先予警告，如敢再犯即以军纪制裁。-------电台不断与我通报接受命令，违者重惩。”
电台台长竟然敢于大胆到私自拒不收报这样的事情，若没有最高指挥员倪志亮对其下达不再接译上级复发同义电报而直接拒收的指令，他自己就敢不请示而私自这样去做？他就不怕倪志亮或陈昌浩事后会直接以通敌罪枪毙他吗？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一个奇葩！出现如此严重之拒收电报延误军机的行为，仅仅是“先予警告”的处理而已，日后的战役检查电文中却没有再看到徐、陈或倪志亮提及并严厉追究此事。“你们见敌不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真军事上之盲子，革命之罪人，一误再误，酌先予你们各严重警告一次。”—— 这一句愤怒至极的语句，是不是也反映出一个不能够排除的无奈事实：即追击郭勋琪川军模范师的兵力当时已经是处于数量严重不足以接敌的实际情况，否则怎么会出现四个高级指挥员都“见敌不追”如此奇怪的情况呢？显然只有出现兵力严重不足以接敌的战场情况时，倪志亮、许世友这些战将们才会极其无奈地“见敌不追”——尤其是：陈昌浩在前面的“绥崇丹懋战役之检查”中已经严厉地批评过这样遇敌不追的问题。要不是发生因饥疲交加掉队和离队者确实太多的情况，当时又不可能或无法将他们迅速集中收容归队，倪志亮、许世友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将们也不会盲目无情地指挥兵力严重不足情况下的战士们去进行鸡蛋碰石头的追击战斗。待部队收容集中到足够接敌的兵力之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郭勋琪退走。即使徐、陈再复发二次、三次紧急电文进行追击行动的催促，都会无奈地出现“四台台长拒不收报，大误军机”这样让人极度愤怒、令人惊奇的奇特情况。许多战士中途大量掉队离队、急需要收容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王树声指挥的另一纵队中，“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消灭杨森向芦山前进致王树声电”（A ——1935年10月28日）这一电文中列出的一句相关内容可以给予印证和说明。该句电文的相关内容为：“我们今在达维，明越夹金山，你们掉队的甚多，速收容。”——就在这一强调收容的电文发出几天后的11月6日（战役开始将一个月时间），张国焘发给徐、陈的电文中也同样有一段内容专门强调为：“速令四军以一部截断天、芦交通，余集结。四军收容最差，应具体指示之。”——可见整个南下战役期间，掉队离队不能及时收容集中的这个问题一直在严重影响着四方面军的整个战役战斗进程。即使是红四军这样极其强悍的部队都不能例外。
以上分析足以看出：张国焘错误的南下军事路线所面对的险恶战场环境造成许多战士严重的军心动摇和士气低落，从而出现战役战斗过程中许多人极其严重的过度疲劳和掉队离队，致使预期的战役战斗计划多次受阻、不能顺利按期完成和发展。尽管在众多指战员们英勇顽强、艰难困苦的努力奋战下取得了一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南下过程中一开始就出现大量的减员掉队和离队情况，预示着一场得不偿失、不容乐观的战役战斗情况一直在恶劣的战场环境和不良气氛下继续进行和发展。而当年已经进入11月初的邛崃山脉，温度较高的地方夜间温度已经普遍是10℃以下，温度低的山上夜间温度普遍已在0℃以下，显然温度将很快都下降到0℃以下。最严重的问题是：敌人所占据的地区早就是修筑了大量坚固碉堡和工事的军事态势，在经过600多里地的长途奔袭战斗到宝兴、天全附近时，显然已经是极度疲劳之师在继续主动向武器装备优良、以逸待劳、数量几倍于己不断集中的敌军发起进攻——新占领地留守兵力和维护后勤需要增加的兵力也在不断削弱前线兵力及攻击力。讲到这里就使笔者想起打长沙、打赣州、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以弱小兵力攻击强敌、以硬碰硬的严重错误打法。其错误性质与四方面军南下作战方式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都是以弱小的兵力强行向兵力集中、坚固防守的敌军占领地区发动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南下所面临的恶劣战场环境区域显然比打长沙，打赣州、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更加凶险。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是在多年经营巩固的根据地内进行，后勤物资供应显然大大优于川西南下时的恶劣情况。南下的后勤物资供应是在冬季长达几百里的新占领区域内向前推进，期间跨越多座高山、河流和大雪山，其艰难程度可以预见。长沙和赣州都是经济和交通远比川西发达的汉人聚集区域，而川西南下占领区内少数民族众多，开展宣传工作、获得民众广泛及时支援、收集情报等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长沙，赣州、中央苏区是经历过北伐战争和大革命洗礼的区域，有多年广泛发动的工农群众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这些获得民众广泛及时支持的条件，川西南下占领的区域显然都相差甚远。即使占领这些区域，也很难短期在此站稳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对于南下最为不利的一个政治历史情况就是：张国焘放弃通、南、巴红区老根据地向川西转移时，残忍错误地命令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以坚壁清野的名义将千佛岩到威州间长达一百几十公里的民房烧毁（参见张国焘贴身卫队长何福圣的相关回忆），重犯湘南暴动的重大历史错误——这也是中共中央放弃在嘉陵江到岷江间区域发展一个时期，又决定经松潘战役直接北上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湘曾借此事件组织四川多地人员进行现场参观和广泛的媒体政治舆论反宣传。这样极其不利的政治因素必然对作战部队的后勤供给以及情报获取产生重大不良的影响，并严重影响到南下战役和战斗的结局。百丈关一战失利决不可能完全避免或不受这些严重不良因素的综合影响，即天时、地利、人和对于南下作战（或古今中外的军事行动）的失利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战略战役影响。经过前面这些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种影响战役最终胜利举足轻重的重大战略因素，南下战斗的红军几乎一条都没有具备。退一步来说：经过七天七夜血战，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重大伤亡近万人的极其不利情况下，百丈关战斗在红军战士的英勇战斗下即使艰难地取得了胜利，进入平原区域的四万兵力若继续进攻一百几十公里以外50多万人口的坚固城市成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军事风险。有一点可以肯定：经过对火烧千佛岩和威州民房这样失去民心的政治反宣传，是根本无法消除许多民众内心的怀疑和恐惧，在成都周围继续取得战斗胜利、建立长期巩固的根据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张国焘南下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最大惨痛教训和严重战略错误性质就是：进行了一次根本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致胜因素的长距离盲动冒险攻坚战，以无谓牺牲众多英勇顽强红军将士的生命为极其高昂悲壮的代价。这惨烈的结局和结果不幸又应了毛泽东过去曾经严厉批评一些盲动激进领导人的一句名言：“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历史教训无比悲壮！更不幸的是：在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以后，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某些高级军事指挥员并没有就此吸取南下失败致使众多英勇顽强红军将士失去宝贵生命、兵员减半的重大教训。在北上进入陇南地区后，不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继续重犯不遵守党规党纪的错误；而且，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继续重犯不重视和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重大军事战略错误，致使西路军最终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相关的认真分析和研究。
6、张国焘路线最大的政治错误及破坏“静会战役计划”的西退避战行动
现在我们来看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合之时，中央领导人朱、毛、周、张发给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徐、陈各同志的一份电文：“中央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A——1935年6月16日2时）其中的一段重要内容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 该段重要内容早就特别清楚地指出了：“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所需要进行和展开的南下作战区域具有“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极其恶劣的战役作战环境和地理环境困境。 即该地区根本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重大军事战略谋划和兵家用兵胜机。可见中央领导人对天时、地利、人和这样关系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用兵胜负的大战略谋划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并且在1935年6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后就作出和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该会议最重要的相关内容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就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样就彻底避免和摆脱：在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南下恶劣作战环境区域内错误地进行和发起危险的军事冒险行动。“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就是要直接通过占据松潘和控制松潘北部地区，进入到天时、地利、人和作战地理环境远远优于懋功为中心的不良作战区域以外的甘肃南部，就此避开以后绕道穿越阿坝北部危险沼泽草地后到达包座、阿西的路线——松潘战役被无理拖延延误情况下未能实现。不幸而极其逆反的历史情况就如前面分析所述：红四军与三十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带领下，二过极其危险的沼泽草地加入了战场环境极差的南下战斗和战役——即“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空前剧烈的百丈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我军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近万人（计入丢枪、带枪离队者人员减半为4万。）。此结果对于当时急需争取团结一致、联合对外作战的全国抗战形势，无疑是不具有任何政治和军事上的积极意义。因为，向成都这样远离侵华日军的国内后方核心城市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内部战役行动，只能是严重加剧国共两党的内斗，大量消耗牺牲国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国内国际没有任何寄希望于结束剿共、一致抗日的政治力量或民主党派会相信和赞成：向着背离侵华抗日前线、集结重兵的成都大后方进行规模空前的进攻作战，是中共积极要求国共联合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行动（时值我党号召全国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发表仅两个多月）。而南下这样主动消耗牺牲国内人力物力资源的战役行动，对于当时正准备在华北扩大侵略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说，无疑是乐观其成极其有利于侵华战争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张国焘南下路线反对北上抗日所具有使亲者痛仇者快之最大政治错误。而当时中共中央既需要打破蒋介石指挥的军事围剿，同时要不断使红军向着直接对日作战的北方华北地区推进；努力争取尽快结束国共两党的摩擦和内战，尽早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紧迫任务，才是中国共产党极力争取完成的代表全民族和各党派利益的最大政治军事目标。1936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东征进入山西作战，东征红军打出的军事政治口号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而东征的山西方向就是长城抗战后日本侵略者积极准备扩大占领的华北地区。1936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也制定和提出到华北绥远直接对日作战的政治军事大目标。更早一步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就明确要向东面日军占领的方向发展，都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军事政治大战略目标。从这个军事政治大战略的意义来说，张国焘错误路线主导下的南下战役对于急需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致对外的政治大目标没有任何积极的促进意义和帮助，在大量消耗了本国国内人力物资资源的战场上牺牲了众多没有能够参加抗战的英勇红军将士的宝贵生命。而南下打出和极力宣传“打到成都吃大米”的狭隘口号来鼓励士气，对于一个已经发布“八一宣言”的先进政党和人民军队来说，无疑也是极其短视而没有任何政治远见的错误宣传。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二、四方面军进入陇南后，张国焘多次不遵守党纪党规、重犯类似军事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我们先从张国焘反对和破坏“岷州会议决议”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开始进行分析。
西北局“岷州会议”召开前两天发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占领宁夏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A——1936 年 9 月 14 日）该电文中的关键内容为：
“（甲）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乙）略（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1）略（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3）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4）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
“岷州会议”就是要讨论落实该电文中：“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今中卫宁安镇）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所要求的与四方面军直接相关的“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收到该电文的当天到“岷州会议”结束，张国焘就始终表示出坚决反对的态度。为尽快促使四方面军果断采取实际的行动，中革军委在上面电文发出的第二天又发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A——1936 年 9 月 15 日）——该电文与四方面军直接相关的主要内容为：“乙、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 丙、四方面军宜在五夭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力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收到以上两份电文后的9月16日到9月18日，西北局"岷州会议"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又收到中革军委发来催促尽快行动的第三份电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速占隆静大道致朱德、张国焘等电”（A——1936年 9 月 16 日20时）—— 电文的内容为：“朱、张、任、贺： （甲）胡宗南部队大部已到西安，现陆续向西运。胡本人到西安。 （乙）四方面军宜迅速占领隆、静大道，否则将被截堵断。”—— 在9月14 日和9月15日连发两份电文急迫要求四方面军迅速占领西兰大道（即隆、静大道），中革军委在两天多时间内都没有得到相应回电，于是在9 月16 日20时又发出第三份心情急迫的催促电文。显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并不知道西北局“岷州会议”尚在与张国焘展开激烈争论的第一天内。三天时间都没有得到朱、张相应回电的急迫情况下，在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时又连续发出第四份更加急迫催促行动的电文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进占界石铺地段致朱德、张国焘电” （A——1936年 9 月17 日 12 时）——电文中的一段相关重要内容为：“我第一师已到界石堡，现在静、会北端之单家集一带。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连续多份电文催促下，会议与会者多数经过与张国焘激烈地辩论后，张国焘欲西退古浪、红城子避战的错误意见被否决。1936年9 月18 日20 时，形成落实上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四份电报指示精神和要求的"岷州会议决议"即“静会战役计划”重要关联内容如下：
“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关于静宁会宁战役纲领致徐向前等电”（A——1936年9月18 日 20 时）—— “向、纯：甲、决定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如下：A、略B、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 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乙、部署：A、九军、三十一军为第一纵队，由九军首长孙（玉清）、陈（海松）指挥，以速击静宁方向之敌，相机占领静宁为目的。九十三师二十二日前，集中通渭，先以两团以上兵力占界石铺，以小部向静宁及以东游击。九十一师以一团封锁武山与陇西。八十九师同日撤收两团集中武山附近，待命经通渭至界石铺。九军二十五、二十七两师、军直十九日由大草滩开通渭约二十五、二十六日集界石铺。海松所部，解旧城围后约一日到界石铺。B、五军为二纵队，二十四日大部集梅川，即经通渭、马营向翟家所进，以策应一、三 纵队为目的。-------。”
该电文中最令张国焘所忌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张国焘为什么会害怕与一方面军会合呢？徐向前回忆录中对“岷州会议”后的一段相关论述内容点明了这个问题。该段相关论述内容为：“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从后面对徐向前的回忆分析可以看到，该主张实际是徐向前提供给张的建议。），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该段回忆论述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张国焘被迫取消卓木碉“伪中央”后存在着一个巨大心病：即会合后到陕北被开除党籍、坐监狱。而开除党籍、坐监狱对于一贯盲目追随张国焘、当时就在张讲话现场的李特、周纯全也是心情相当震撼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国焘连夜由“岷州会议”所在地三十里铺赶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对徐向前他们说上面那些话时，在场并具有西北局委员资格的只有徐向前、周纯全、李特三人。就凭他们三人和张国焘就能够推翻“岷州会议”多数人制定并已经形成决议的“静会战役计划”吗？他们还会重复在阿坝南下时就犯过的错误——采取不遵守党纪党规、公开违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党的组织纪律吗？下面一份电文非常清楚地说明：他们又一次极其逆反地重复犯下了直接对抗和反对已经形成的党的组织决议的错误。电文的重要相关内容为：“朱总：向、纯、李三同志均照，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即来漳县面商。”（“张国焘关于反对静会战役计划令部队停止待命致朱德电 ”——A——1936年9月21日21时） 笔者注：此处的向、纯、李即徐向前、周纯全、李特三人。
电文中“请你即来漳县面商。”的表述说明：朱总司令还没有离开岷州到达漳县，即两天后的西北局“漳县会议”（1936年9月23日召开）与会者朱总司令和多数西北局成员还没有到达漳县。换句话来说：在西北局漳县会议还没有被召开前，张、徐、周、李四个人就直接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利破坏了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多数委员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这句恶狠狠公然挑战组织原则的语句中，四人制定所谓第二方案的某些内容也十分清楚地列出在张国焘发给朱德的同一电文中。电文中与所谓第二方案关联的内容为：“五军仍在该地，万不可放弃岷城。”对比“静会战役计划”中五军的行动任务为：“五军为二纵队，二十四日大部集梅川，即经通渭、马营向翟家所进，以策应一、三 纵队为目的。”—— 两相比较可知：原定五军从岷州进至300公里以远会宁与静宁大道间的翟家所（现会宁县翟家所镇）之行动部署被错误取消。四人制定出所谓第二方案的其它内容还进一步表述在下面一份电文中。电文的相关重要内容简略列出如下：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五军任务致董振堂 、黄超等电”（A ——1936年9月22日 22 时） 笔者注：该电文发出日期也是在“漳县会议”没有召开的前一天夜里。
“董、黄、罗、傅钟、子昆：（甲）根据各方情况估计，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原率领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到障碍，故从新决定，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 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会合。（乙）五军即在原地围岷州，四十五团在洮州，两营即开到野狐桥、三十里铺看护桥梁、 船支，分一连看守莲花桥。红大、保卫局即在原地进行工作，己到梅川、中寨集河左岸。军委直属各部即移到梅川、中寨集河左岸。-------”
该电文中：“原率领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到障碍，故从新决定，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 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会合。”——这其中，经循化到甘肃永登再到靖远的西退避战行动路线离开“静会战役计划”所指定的会宁县界石铺、翟家所远在800多公里以外。制定这样不远千里直接破坏“静会战役计划”的行动路线，就是要极力回避与一方面军会合这一张国焘极其忌讳的重要行动。我们一定要想到：该电文或类似电文必然同时发给四方面军各军指挥员，并直接明确他们的行动路线和任务，不会仅仅发给五军——这样就可以防止总司令和陈昌浩对各军进行干预。上面分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被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所直接破坏的时间是在9月21日和22日。即“漳县会议”还没有召开之前就错误地部署和下达了具体的破坏行动命令——不是某些军史研究者错误认定，是在9月23日召开的“漳县会议”上或会议以后。“漳县会议”只不过是与会者无奈地接受了四个人已经部署向永登、红城子地区西退避战行动的既成事实。徐向前在此次违反党纪党规的行动中是处于无关紧要的位置吗?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论述内容真实地描述了这一问题。
其回忆录中该段关于“静会战役计划”的自我论述内容为：“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川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注：胡宗南部后来不敢直接走西兰公路上界石铺、翟家所一线，绕道清水、秦安、通渭一线发起进攻，说明该判断极其错误。该段论述也清楚地表明：当时对胡部实力的错误畏惧心理不只是张国焘一人。）。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注：本文后面对徐、陈根本就没有对西路军部署过任何与永登有关的行动分析表明，与兰州东北军配合是句天大的谎言。），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认真回顾的确切事实是：徐向前的这一段回忆论述是在9月14日就收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占领宁夏的部署”那份电文时产生的真实想法。在他当时的想法中：“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这些直接否定“中央宁夏战役部署”和“静会战役计划”内容的话显然是在“漳县会议”之前，就对张国焘、周纯全、李特三位西北局委员先进行讲述的。因为前面列出过的电文说明：张国焘在9月21日前就到达徐向前他们那里，而“漳县会议”在9月23日才举行。9月21日21时和9月22日22时发出的那两份破坏“静会战役计划”之极其错误的行动电文，无疑就是张国焘、周纯全、李特根据徐向前的建议并采纳其建议后发出的。“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张国焘不采纳他反对“静会战役计划”的这些建议，怎么会有之后与此建议内容完全吻合并最终遭致意外失败的那一次实际的西退避战行动发生呢？
回忆录中的这一段内容：“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与前面列出过回忆录中的另一段内容（注意这一段论述内容是发生在9月18日以前“岷州会议”期间的事情）进行对比：“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两段内容中相同的关键地名古浪、红城子比较后就可以看出：徐向前“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的这个建议实际是在比“漳县会议”召开之前还要早几天时间的“岷州会议”期间就已经被张国焘采纳，并且还因此与陈昌浩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争论。换句话说：张国焘在“岷州会议”召开前就早已知道徐向前的这个建议，而不是比“岷州会议”要晚几天的“漳县会议”召开之前才知道。读者要注意永登、古浪这两个重要地名是徐向前最早提出的，本文围绕这两个地名发出的电文还要进行不能回避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 9 月 14 日关于“宁夏战役”的电文中：“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这一段对“静会战役计划”提出具体行动要求的相关内容，徐向前最早在看到中央发来的这份电文内容时，就会产生并告诉张国焘他上述的错误建议和想法。否则，张国焘不会早在“岷州会议”上就采用徐所说的“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的建议。
张国焘指挥四方面军采取西退避战的错误行动后，中革军委直接发电文指出其错误行动将会使西退避战部队面临严重的军事地理困境为：“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张国焘则信心满满地发电文反驳为：“如四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距五百六十里，敌决不可能限制我于青海一角。”中革军委在1936年9月27日18时，继发电文警告指出：“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敌如先占要点，我将是绝大困难。”——电文中强调的人户稀少、粮食不足、大雪山等关键词，事实上非常明确地指出：西退避战将又一次犯下南下百丈关所犯过的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之军事战略胜计的重大错误。虽有邓发亲历者的实践警告之，西退避战先头部队仍然坚持前进到黄河南岸的循化时，意外突遇黄河北岸化隆县已大雪封山；根本无法再按计划继续前进到古浪、红城子预定区域的情况下，才极其无奈、极不情愿地采取返回原“静会战役计划”出发地的行动。笔者采用极其无奈、极不情愿的术语是因为：这之后中革军委关于“击破南敌”进行“海打战役”和“宁夏战役”的所有部署电文中，都没有主动要求或指示四方面军所属部队行动到古浪这个不需要到达的区域。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进行“海打战役”和“宁夏战役”的过程中，张国焘和徐、陈的电文中总是希望突进到古浪这个凉州管辖的区域。他们最终就是采取先入为主的行动手段，突破了中革军委对古浪的区域限制，实现了早已希望向古浪和凉州方向前进的愿望。当年的实际地理气候情况是：进据古浪、红城子的行动路线上首先要经过黄河北岸海拔1800多米到4480米范围、年平均气温接近零摄氏度的化隆县高海拔寒冷山区。继续行军到永登和古浪间的天祝区域（当年属辖于永登）时，天祝多年的平均气温极限值可达零下8摄氏度到零摄氏度之间。天祝一年三个季度无夏天，春秋两季仅50多天，4到10月之间雷雨冰雹多发。天祝西有4400多米马牙雪山，西北有祁连山脉4874米的大雪山。邓发当年在张学良的帮助下经兰州、永登、古浪、凉州去新疆必然经过天祝的大雪山区域。显然徐向前对行动路线上这些关系天时、地利、人和（一路皆少数民族地区，仅天祝就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的困难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调查，西退避战在其意料之外的劳师远征、失败与失落当然就不可避免。下面一份电文是西北局“洮州会议”后对他们不遵守党纪党规，也不讲天时、地利、人和，招致那次西退避战行动彻底失败的自我宣判和批判。该电文中一段重要内容为：“宏坤、再道：（甲）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进与一方面军会合。-------略”（“朱德、张国焘等为北上会合一方面军致王宏坤、陈再道电”——A ——1936年9 月 27 日 20 时）
对于徐向前向张国焘提出“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西退避战的建议，在“彭德怀不同意张国焘西进致毛泽东、周恩来电”这一电文中表示出的愤愤态度为：“毛、周：（绝对秘密） 甲、看到张国焘二十二日二十二时致毛、周、彭电，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其反说是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后略------。”（A——1936 年 9 月 26 日 12 时）——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当时虽然不知道西退避战实际是徐向前给张的建议，但电文中的这一段内容严厉批评和指出了：“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其实质就是畏胡敌如虎、以邻为壑及不顾大局所体现出的严重政治错误。另外发出的“毛泽东关于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的部署致彭德怀、聂荣臻电”这一电文（A——1936年9月28日22时半）中的如下相关联内容：“彭并告聂：甲、朱、张来电；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乙、谍息：胡敌六个团到天水、秦安，六个团在风翔及天水道上。关师向宝鸡。------”非常明确地指出：西退避战对“静会战役计划”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军事形势变化。即胡宗南部两个师六个团敌军占据渭河河北岸的天水、秦安。显然敌军胡宗南部充分利用了四方面军西退避战放弃的地域空间和几天时间，迅速由陕西陇县经关陇通道东部的固关到达关陇通道西部清水和秦安地域（参见网文“1936陇南分裂的危机”对关陇通道的相关分析），控制了渭河北岸因西退避战放弃的重要地域。历史资料显示出的一个关联事实信息是：红二方面军就是在1936年10月9日开始在与秦安相邻的武山和甘谷间北渡渭河，向通渭经界石堡过西兰大道去将台堡会合一方面军。先机占据天水和秦安的敌军胡宗南和王均部配合定西的毛炳文部，向渡河后疲惫不堪的二方面军展开了猛烈的侧面攻击和追随尾击。对于这一严重局面，“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述为：“当时的情况，是敌人看透我们之无意抵抗，毛炳文部猛力追进，胡宗南部竭力向二方面军截阻尾击。以敌我力量与任务所在，必须而且可能集中四方面军在会宁前或会宁附近予敌以打击。”——陈昌浩在这里明确反省指出了西退避战、畏敌不抵抗给敌军创造出极好的截阻尾击机会。“必须而且可能集中四方面军在会宁前或会宁附近予敌以打击”就是指没有坚决遵照9 月 14 日中共中央指示并按照“岷州会议”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采取行动。会宁前或会宁附近，就是指通渭、秦安、清水、静宁、界石铺等地。
对于二方面军当时因西退避战所遭致的严重损失和危险情况，在1961年6月5日，贺龙元帅对此有一段极其深刻的回忆：“出草地后，中央的电报指示(作战计划)，他们(四方面军)接到了，我们也接到了。这个战役，我们是出关中坝子，不是汉中，对西安胡宗南有威胁。我们把四县(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打下，张国焘却不打，向西一跑，三个军一过河，所有的敌人都加到我们的头上，对付我们。------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拢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西退避战形势的突变不仅造成二方面军几千人的损失，并直接导致了“静会战役计划”无法继续进行而破局。其一个极恶劣后果就是：在不受四方面军任何有效阻击和打击情况下，敌胡宗南部顺利实现与天水王均、定西毛炳文部在渭河北部清水、秦安、通渭区域的军事加强及会合，为蒋介石当时制定“通渭会战计划”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战场局面和条件。“静会战役计划”受西退避战干扰、无法继续进行和提前破局就直接催生或促使“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计划”被中央军委提上日程。换句话说，“静会战役计划”实施的结果本来是要达成：遏阻胡宗南部于甘肃东部，不使其与毛炳文、王均会合并加强于通渭、秦安、天水地区。即如前面9月14日中共中央电文中强调的一句非常重要内容：“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本文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却是：陈昌浩竟然代表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少数高级指挥员虚伪地假传中央军委命令，不仅造成中央军委新制定出“击破南敌”的要求和“海打战役计划”再次被破坏而破局，9月14日电文中强调的“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也在张国焘们多次不予配合执行或直接破坏的秘密行动下最终无法实现。
7、假传中央军委命令及破坏“击破南敌”的多次密谋手段
时任红四军政委的王宏坤在“河东阻击”（A）一文中，对陈昌浩假传中央军委命令的一段论述为：“一天夜里，方面军总部在会宁城中的一座庙里召开会议。我们各军干部到了会，会上由陈昌浩传达中央军委命令，其中说：“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三十一军四个军过黄河。以我们四军在河东掩护，阻击敌人。手段是运动防御，完成掩护任务之后，进到靖远东面的打拉池，再到盐池、靖边，转入陕北”。军委命令是这样说的，陈昌浩也是这样传达的。我记得很清楚。”——笔者在网文“西路军形成的一系列步骤和错误行动”中，详细分析了陈昌浩假传中央军委命令的那一天是1936年10月20~22日这三天中的一个夜晚。陈昌浩敢于假传中央军委命令一定是事先与张国焘等人密谋后决定。之所以说他是假传中央军委命令，是因为：中央军委从来都没有发出过“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三十一军四个军过黄河。”的命令。陈昌浩虚伪而胆大妄为地配合张国焘做出如此失去品德原则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陈昌浩的这种两面人性格表现——先拥护“静会战役计划”，后假传命令，谁能保证他不再复犯！这也是他以后不再被党中央重用的重要原因。
紧接着陈昌浩假传中央军委命令之后发出的“ 中央军委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A——1936年10月25日）这一同时发给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的电文相关内容中，对四方面军的明确要求有：
“甲、略乙、因此，部署应如下：（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略----------（四）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 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该电文中这一句话：“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非常清楚地指出：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不过黄河。陈昌浩提前几天在会宁假传中央军委命令却说：四方面军包含九军四个军过黄河。而最后他们就是不遵守或执意违反中央军委10月25日指示，直接让战斗力较强的九军跟随在三十军后面从虎豹口渡过黄河——电文中明确指示并要求：“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距离虎豹口九军渡河点远在两百几十公里以外）渡河。”这一“击破南敌”的既定行动一开始就被他们密谋抵制和破坏。电文中的另一句指示内容：“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也明确指出：即使第九军从宁夏中宁渡河后，四方面军仍然要有两个军用于河东执行防御南敌的任务，这两个军根本不需要渡过黄河。陈昌浩假传中央军委命令的历史事实非常明确地说明：张国焘他们一开始就密谋策划了四个军西渡黄河组织并形成所谓西路军（即密谋策划的所谓西路军数量多于后来三个军的西路军，中央后来为之命名的西路军也不等同于非组织密谋策划的那个所谓西路军。即他们在会宁秘密进行策划的非组织行为不能、也不可能得到中共中央的公开承认，而九军从虎豹口渡河的行动就是在非组织密谋策划下未经任何请示与批准的既成事实。）的阴谋。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徐向前回忆录中所揭示的：害怕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到陕北开除党籍、坐监狱；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惧怕受到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的联手攻击。非组织密谋策划四个军西渡黄河的行动，一开始就是违反党纪党规、提前采取对中央军委10月25日“击破南敌”指示内容的破坏和抵制行动。彭德怀对他们进行这次秘密策划相关的一段回忆内容为：“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并告以东北军四个军的位置：-----你们应全部集结海原、打拉池地区，准备消灭王均部。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注：有电文资料显示这一天为10月20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 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这一句内容反映的行动，无疑就是10月25日之前秘密策划之四个军过黄河假传的中央军委命令。人算不如天算，密谋策划之四个军过黄河的行动最终也未能完全如阴谋策划者所愿。
密谋策划四个军过黄河遭遇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仅安排陈再道、王宏坤指挥的红四军一个军阻击兵力数倍于己的胡宗南、毛炳文和王均所部——即王宏坤所说的：“以我们四军在河东掩护，阻击敌人”。而不是按照中央军委10月25日电文中“击破南敌”的指示：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阻击南敌，消灭其三、四个团，停止南敌进攻。仅安排四军一个军来阻击兵力数倍于己、武器装备优越的敌军就发生了密谋者意料之外、非常糟糕和极其不堪的险恶战况。对此我们来分析王宏坤“河东阻击”一文中的一段相关论述如下：
"我们路东部队节节防御，不断给进攻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敌人攻势不减。我们的部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不管敌人怎么猛攻，阻击绝不手软。到后来，优势的敌人聚拢过来，把我们四面包围。到夜晚，我们又发动反击，从包围中突围出来，又组织起新的防线。像这样节节抗击，日复一日。战斗到第四天，敌人集中兵力向靖远黄河渡口方向压来，妄图阻击我军后续部队渡河，并将我军河东部队聚歼于黄河东岸。敌机也成批出动，轮番向我阻击部队和河上船只轰炸。敌人攻击部队分三路向我发起猛攻，以正面突击，左右两翼迂回。"
这一段重要内容中：“优势的敌人聚拢过来，把我们四面包围。到夜晚，我们又发动反击，从包围中突围出来，又组织起新的防线。像这样节节抗击，日复一日。”——出现敌人把我们四面包围的极端情况，说明周围已经没有任何兄弟部队的配合援助，否则是不可能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后面的分析知道，兄弟部队三十一军就在附近休息。“到夜晚，我们又发动反击，从包围中突围出来，又组织起新的防线。像这样节节抗击，日复一日。”——到夜晚才发动反击从包围中突围出来，说明白天根本没有从重兵包围中成功突围出来的可能，只有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反击才有成功突围的可能。白天不能突围的致命缺陷就是要死守在阵地上承受敌机轰炸造成的重大伤亡，这显然也是徐、陈没有安排任何兄弟部队配合支援四军的无奈之举。一连四天都是这样节节抗击的险恶战况，最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王宏坤论述的最危险情况：
"我们顶不住，边打边撤，来到离黄河渡口二十里处的蒋家大路附近。当时准备渡河的三十一军住在这一带。我把部队布置好，要他们在蒋家大路东面构置阵地阻击，然后，急忙向蒋家大路镇内赶。进入镇内，发现三十一军在午睡。这几天他们也很疲劳。我对他们说，你们还睡觉敌人攻来了。问他们军部在哪里，说是在镇子西北面的一个围子里。我又赶到三十一军部，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都在，我对他们说：“我们眼看守不住了，前面已经没有阵地，敌人一突破，就没有办法，你们快准备吧！”说话之间，敌机就来投弹，蒋家大路和黄河渡口是其目标，隆隆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人又饿又渴又累，头脑都发晕了，在他们军部搞了点吃的，又急急忙忙朝外赶。"——毫无疑问，离四军最近的兄弟部队就是正在距离黄河渡口二十里处之“蒋家大路”镇子内休息午睡的三十一军。显然他们没有去支援四军的任何思想准备，虽然他们是距离四军最近的兄弟部队，也没有想到敌军会这么突然的到来，他们当然就没有做好任何防御的准备。王宏坤心情极其紧张地对萧克、周纯全说的这一句话：“我们眼看守不住了，前面已经没有阵地，敌人一突破，就没有办法，你们快准备吧！”——非常清楚地表示出：四军最后一道阻击防线面临被敌军突破的危险，午睡休息的三十一军要立即进行遭受敌军直接攻击和打击之前的紧急突围和阻击防御转变。这里应该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为什么不提前安排三十一军做好防御和阻击的准备呢？王宏坤怎么就没有把四军的战况通过电文告知徐、陈呢？再进一步分析前面所述：“到后来，优势的敌人聚拢过来，把我们四面包围。”这一句关键内容，只存在一个合理的解释——被数倍敌军四面团团包围阵地的情况下，所有指战员必须随时准备突出包围圈，电台人员不可能有时间安装、拆卸电台，接收，发送和译收电文。电台人员也要随时做好突出包围的准备。换一个思路而言：在四面受敌的激烈战斗情况下，无法保证电台人员就安然无恙，电台也不会受到损失！否则，怎么会发生三十一军在那里休息午睡，徐、陈还不及时命令他们做好准备呢？可以断言：徐、陈对四军几天来的险恶战况毫无了解。接下来又出现了什么凶险的战况呢？我们继续来看王宏坤的论述如下：
“过蒋家大路镇子后不久，正遇十师余师长和两个营朝后撤，我拦住他们说：“不能撤，谁撤我枪毙谁！坚决执行纪律！”我以一部坚守左面一个山头，另一部坚守左面一块坟林。正在布置中，敌机在头上飞过，人刚卧倒，子弹就雨点般落在周围。敌人接着就猛攻。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反复与敌人拼杀，许多战士血染军衣，那种残酷的搏斗场面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这真是一场拼狼劲、拼耐力、拼意志、拼作风的硬仗。在此情况下部队坚守阵地达四个小时之久，为三十一军转移和突围赢得了时间。由于敌人多路进击，我军被插成营连单位，有的排和班不得不各自为战。我忙着把我的警卫连战士派出去抓部队，最后身边的人都派光了，我也成了一个光杆，到天快黑的时候，一个警卫员先抓来了李定灼的一个排，后又抓来了一个营。李定灼同志当时是独立师副师长，我掌握住这一个营，继续抗击敌人。”
“不能撤，谁撤我枪毙谁！坚决执行纪律！”——王宏坤对血战了四天的十师余师长他们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这一句内容道出了原因：“在此情况下部队坚守阵地达四个小时之久，为三十一军转移和突围赢得了时间。”——为毫无准备的三十一军组织转移和突围争取足够时间就是唯一的原因。三十一军下属各师、团、营、连紧急通知需要时间，紧急安排各师、团不同的撤退路线或阻击敌军的地点及任务需要时间。在四军孤军血战、急需获取兄弟部队支援的危险时刻，如今却反客为主来掩护午睡休息的三十一军突围，这绝对是徐、陈军事指挥生涯中的一个奇葩！按照假传的所谓中央军委命令行动而制造出的一个极危险奇葩！“我们顶不住，边打边撤，来到离黄河渡口二十里处的蒋家大路附近。当时准备渡河的三十一军住在这一带。”——分析前面已经列出的这部分内容中：“当时准备渡河的三十一军住在这一带。”这句内容就可以知道：三十一军在蒋家大路准备渡河绝不是按照中央军委10月25日电文指示行动。因为，三十一军准备渡河这一天（本文后面将要说明这一天是10月27日）三十军和九军两个军已经或正在渡过黄河，在这之前中央军委从来没有发出过要三十一军或第三个军渡河的命令。在九军已经违规渡河的情况下，中央军委10月25日电文中要求的是：四方面军要用三个军“击破南敌”。显然没有过河的三十一军、四军、五军这三个军都不能待命渡河。在四军掩护待命渡河的三十一军突围、坚守阻击阵地期间战况又出现了王宏坤所述的不幸事件：
“天黑时，敌人大部逼近蒋家大路，随即发起猛攻，三十一军一部就地坚持阻击，在与敌反复拼杀中，九十二师师长柴洪儒英勇牺牲（注：四军阻击战斗进入第四天10月27日）。天黑后，我们从蒋家大路东面向北撤退，当夜到达打拉池南面二十里处宿营，三十一军也转到了这一带。”—— 这里讲到柴洪儒师长英勇牺牲的真实历史事实：九十二师师长柴洪儒当时为了保障待命准备渡河的三十一军安全突围，是在王宏坤突然到来并紧急发出敌情警示后，没有获得充分时间准备的情况下，由午间休息进入紧急突发状态、仅具备仓促构筑阵地的阻击战斗中而英勇牺牲。历史资料显示，他英勇牺牲这一天的准确日期是笔者前面强调过的1936年10月27日，牺牲地点是会宁县蒋家大路东面一个叫墁牛坡（现慢宁坡）的地方。当地人民政府在牺牲地点修建了烈士陵园，以永久纪念烈士和激励后人。即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师长柴洪儒是在敌军突然逼近、临危受命、万分危急情况下，与四军共同阻击敌军于临时建立的最后一道阻击防线时英勇牺牲。我们再来看柴洪儒师长英勇牺牲时，王宏坤所述的战斗激烈程度为：“由于敌人多路进击，我军被插成营连单位，有的排和班不得不各自为战。我忙着把我的警卫连战士派出去抓部队，最后身边的人都派光了，我也成了一个光杆，到天快黑的时候，一个警卫员先抓来了李定灼的一个排，后又抓来了一个营。李定灼同志当时是独立师副师长，我掌握住这一个营，继续抗击敌人。”——军政委成了一个光杆，警卫员都派出去了，电台人员显然也不知死活何处！意味着四军的阻击战斗面临突围撤出前的尾声。“部队被插成营连单位，有的排和班不得不各自为战。”——这一句被敌军如此穿插分割攻击的险恶形势，四军和三十一军能够集中收拢被打散的部队就是非常幸运了！至此可以明确判断：中央军委于10月25日电文中明确要求“以三个军阻击南敌，消灭其三、四个团，停止南敌进攻”的指示，在电文发出仅两天就已经面临破局。如此危局，徐、陈二位高级指挥员采取过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挽救措施吗？徐向前回忆录中是一片令人叹息的空白！下面列出的一份电文却从反面印证了：他们决心与中央军委10月25日电文中，要求“击破南敌”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的真实意愿。电文内容如下：
“徐向前、陈昌浩对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部队渡河之意见致中央军委电”（A ——1936年10月27日） （ 读者注意：该电文的发出日期正是柴洪儒师长英勇牺牲的那一天。）
“ 甲略------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需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较妥当。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卢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可渡河。”
在收到中央军委10月25日电文两天后“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这明明白白就是要公开与“以三个军阻击南敌，消灭其三、四个团，停止南敌进攻”的要求和指示相对抗。使用“提议”两个字也丝毫不感到虚伪和羞愧！明知毛、王、胡大军紧随其后，不会眼睁睁、客客气气地让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而去；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要求或他们自己断然渡河而去，那中央军委就必须另派一、二方面军的部队来紧急阻击毛、王、胡大军，保证掩护渡河中的部队不会受到敌人严重攻击和打击。徐、陈事先是不是做了这样不负责任、不顾“击破南敌”这一战役全局的算计？“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这些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用语明明是在说：10月25日电文“击破南敌”的要求和指示存在根本性错误；否则，为什么会毫无来由地冒出“根本影响战役计划”这样无理的判断，并急切地要求“重决速示”如此紧迫之索求。换句话说：中央军委“击破南敌”的要求和指示不存在错误，就根本不需要“重决速示”。笔者认为：若不是10月27日四军和三十一军遭到惨痛损失情况下，敌军迅速逼近并占领虎豹口渡河点，将四军和三十一军接续渡河的可能和希望彻底消弭，不能排除他们断然命令没有渡河的五军、四军和三十一军采取全部渡河的行动。就像9月21日那天一样，在发出“向、纯、李三同志均照，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气汹汹的电文后，便断然采取违反党规党纪的西退避战之错误行动那样。王宏坤论述过的险恶战场情况使徐、陈10月27日电文中所谓提议和设想彻底化为无法实现的泡影。王宏坤那句关键论述为：“天黑后，我们从蒋家大路东面向北撤退，当夜到达打拉池南面二十里处宿营，三十一军也转到了这一带。”——从蒋家大路到打拉池的步行距离约80公里，即王宏坤军部在敌人强力攻击下被迫仓促撤退到近70公里以外的打拉池南面，距离打拉池朱、张红军总部仅二十里处宿营。显然徐、陈当天发出那份电文时，并不知道这一极不希望出现的意料外惨痛战局。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同一天发出那份不合时宜、不讲军事常识、贻笑大方的所谓错误提议电文。另外，四军和三十一军若不是果断撤退至打拉池红军总部附近，担负起阻敌保卫红军总部的责任，要让胡、毛、王突进到此地，缺兵少将没有转移准备的红军总部机关就会立即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实现中央军委要求用三个军消灭敌三、四个团，停止南敌进攻这一既定的目标，徐、陈二人一开始就应该明确用那三个军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们二人由谁来指挥（见后文朱张总部要二人留一人指挥电文）这三个军，并应该将军事部署计划报告红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他二人根本连这样简单的军事规划都没有做，就一起冷漠地渡过黄河而去。这也反映出：他们事先已经秘密安排四军一个军阻击胡、毛、王敌军，内心一开始就认为不需要或他们根本也不想指挥三个军去阻击并消灭三、四个团的敌军。若非如此，他们给中央军委的电文中怎么会出现那些无来由、气势汹汹的语句呢？笔者在浏览王宏坤“河东阻击”一文中，通篇都没有见到徐、陈二人对四军空前激烈的四天阻击战斗给予任何及时有效的指导和支援，可见他们当年是何等地放任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读者请看“朱德、张国焘关于除已过河之三十军、九军外其余部队停止过河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A ——1936年10月27日5时）——该电文中对徐、陈突出强调的一句重要内容就是：“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这里强调去一人指挥已经渡河的部队，另一人就是要指挥没有过河的三个军，该句内容特别明显是在强调坚决执行10月25日中央军委电文的指示要求。该电文显然是在总司令的介入下发出，而张国焘的内心态度必然是与徐、陈一致的，因为张早知道假传中央军委命令一事。而极其逆反和对立的历史事实却是：恰好就在10月27日这一天，徐、陈突然发出与中央军委“击破南敌”计划根本不相容的所谓提议和要求——即四方面军全军过黄河。对抗中央军委的态势强烈而公开化，只是因为战况惨烈没有来得及或已不能采取后续的实际对抗行动。
从王宏坤的另一段相关叙述中知道：陈再道率领阻击路西敌军的四军另一半人马面临的战场情况更加糟糕。王宏坤的另一段相关叙述如下：
“敌人占领了靖远边的渡口后，继续向北进击，敌人攻势很猛，出动的先头部队的兵力就有四个师，近二十个团，加上飞机拼命轰炸，我们只得向北撤。我很担心被隔在靖（远）会（宁）通道以西的陈再道他们。同志们也不断地来问我：军长和十二师他们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我只得安慰大家，他们一定会出来的。在打拉池西北大约二十里处，我向陈再道发报，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电台，经常与我保持联系，要他们选择路线向打拉池以北与我们会合，还专门向他们介绍了沿途敌情。”——该段内容明确指出：敌人占领了靖远黄河边的虎豹口渡口；敌人先头部队的兵力就有四个师，近二十个团；陈再道他们被敌军攻击隔断在靖远、会宁道路以西。这样糟糕的局面显然是完全没有可能造成中央军委要求“消灭敌人三、四个团，停止南敌进攻”的军事态势。张国焘对这一糟糕局面肯定已经心知肚明，四军和三十一军在10月27日夜晚突围撤退到打拉池附近时，在四军拼死掩护下先突围撤离到打拉池附近的三十一军政委周纯全必然立即秘密报告了张国焘。笔者采用秘密报告这一术语，是因为张国焘得知这一糟糕战况后背着朱德极隐秘地发出了直接破坏中央军委部署的电文命令。对下面一份电文的分析可以说明这个结论。请看电文：“朱德、张国焘关于三十一军应乘机渡河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A ——1936年 10 月 28 日 16 时）——电文中写明的重要内容为：甲、略 乙、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四军主力应在郭城驿、蒋家大路线牵制敌人。 丙、要[是]中革军委认为必须从四、三十一两军在打拉池线与敌决战时，三十一军那时即开打拉池。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该电文内容中：“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这一命令完全是与四小时之前中央军委发给朱、张的另一份电文指示内容相对立的。中央军委四小时之前所发电文中的一段相关重要指示内容为：“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朱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骤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 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中央军委对朱德、张国焘二十七日电的复电”——A ——1936年 10 月 28 日 12 时）——四小时之前中央军委对朱、张如此明确地强调：“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骤地区，------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实际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九军、三十军以外的四军、三十一军、五军都不能渡过黄河。朱德与张国焘四小时前就看到了中央军委这一明确要求，朱总司令当然是决不会同意“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这一违反中央军委电文意图的极端错误命令。可以断定这是张国焘个人背着总司令盗用其名秘密发出的电文。该秘密电文在几十年后仍然有许多军史研究者错误认为是经总司令同意后与张国焘一起发出。仅仅三个小时后又发出的另一电文：“朱德、张国焘关于三个方面军协歼胡敌之行动部署”（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36 年 10 月 28 日 19 时）使张国焘这一次电文的密谋直接归于失败。三个小时后发给一、二、四方面军全军的电文中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内容为：“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主力接三十一军后集中小水、打拉池。”——三个小时后收到“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的这一不同命令，就直接使萧克、周纯全无法或不敢再执行“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这一违反中央军委电文意图的极端错误命令。张国焘是不甘心其密谋失败的，仅仅又过了十五分钟，他又背着朱德秘密发出电文：“朱德、张国焘关于全军部署意见致中央军委及徐向前、陈昌浩电”（A ——1936 年 10 月28 日 19 时 15 分）——该电文中与十五分钟前电文内容相悖离的一段相关重要内容为：“丙、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 丁、估计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可于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陆续到达一条山、大芦塘， 先头师可于三日到达中卫。如此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究应如何？ 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28 日 19 时 15 分这个时间，即四军和三十一军阻击胡、王、毛失利而退居打拉池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发布“击破南敌”指示要求后的第三天，虚伪地向中央军委表示：“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清清楚楚地反映出张国焘还想保证实现“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的意图。电文中该句内容说明这个问题：“估计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可于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陆续到达一条山、大芦塘， 先头师可于三日到达中卫。”——三十一军现在不渡过黄河，怎么能够陆续到达一条山、大芦塘这些黄河西岸的地方？电文中对中央军委闭口不谈十五分钟之前红军总部发布过的“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这一重要内容和其它与击破南敌有关的重要命令。就是极其狡猾地希望误导中央军委能够作出“三十一军可以过黄河的”新指令。“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电文中这一句话与之前在十六时发出的“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进行比较后，就可以知道张国焘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焦急！中央军委能够在当晚十二时前、如此短时间内电复吗（实际的情况是：中央军委在第二天29 日 12 时才给予电文回复。）？张国焘要求中央军委电文回复的时间比先发出的那份电文要求时间提前了8个小时之多。实际就是他一贯善于采取的极端无理语气和手段——即使你来不及回复，今晚十二时我也要三十一军采取渡河行动，发电文只不过是将该行动告知军委一声。仅仅45分钟后的10 月 28 日 20 时发出的下面一份电文内容明显又在与张国焘的阴谋作对，该电文内容直接使张国焘19 时 15 分的那份秘密电文的意图被否决。电文中的一部分相关重要内容如下：
“徐陈、肖周：-----丁、若我不在海打线灭敌，敌将由海原、靖远、同心城、中卫线隔断我军，不仅攻占宁夏目的不能实现，却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 戊、徐、陈即率九、三十两军于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三塘驿后，即速向中卫扫荡前进， 以一个军取定远营，五军即照徐、陈二十八日未时电部署，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 -----。 辛、九、三十军担负占定远营和解决马鸿逵敌一部兵力足够，必须完成任务。”（“朱德、张国焘关于在海原以南消灭胡敌先头部队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A——1936年 10 月 28 日 20 时）——该电文内容中：“九、三十军担负占定远营和解决马鸿逵敌一部兵力足够，必须完成任务。”这一句语气极其强烈的关键内容就直接明确和果断地否定了：“估计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可于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陆续到达一条山、大芦塘， 先头师可于三日到达中卫。”这一句明显包含的不良图谋——即张国焘要三十一军违规渡过黄河与九、三十军配合作战的图谋。萧克、周纯全看到后面发来的这一电文后，就不敢也不可能采取违令私自渡河而去的行动。28 日 20 时电文必然是总司令发现了张国焘19 时 15 分的那份违反中央军委要求的秘密电文，之后又与张以共同名义补发的一份纠错电文。与总司令共同补发否定自己电文的内容对张国焘来说当然是极其无奈而又极不情愿的事情。张国焘是不会就此甘心收手认输的，我们继续来深入分析他还将采取的种种阴谋手段。
8、破坏“海打战役计划”的阴谋手段及一系列严重危害的分析
我们来看中央军委曾经回复批准三十一军渡河的电文：“中央军委关于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电”（A——1936 年 10 月 29 日 12 时）——这一电文内容为：“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注：此内容说明军委不知道九军、三十军原渡河点虎豹口已为敌所占据）。”——在该电文发出时， 中央军委明显还不知道10 月 28 日 19 时，红军总部已经以朱、张名义发给三个方面军之部署电文中写明的：“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主力接三十一军后集中小水、打拉池。”这些力图挽救击破南敌危局的重要军事部署内容，否则决不会做出完全与朱张总部这些重要军事部署内容相对立的另一决定内容——即“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的决定。中央军委批准三十一军渡河的电文对张国焘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必然在第一时间就主动送与朱总司令进行了阅读交流。然而，就在当天又发出的另一份电文却明确体现出：总司令根本没有同意执行“三十一军立即渡河”这一于当前战局极为不利的行动。该电文中的一些重要相关内容如下：
“（四）一方面军尽可能集中五个师以上在麻春堡、古西安州之线，二方面军集中马营、徐家坪一带，须于三十一日集中完毕。四方面军之四、三十一两军亦于三十一日全部集中打拉池、干盐池线。总部于三十一日开关桥堡 、干盐池线。总部于三十一日开关桥堡。（五）阵地侦察及路线图由兄处制定（笔者注：此处朱、张红军总部已经明确授权和要求兄处、即麻春堡彭德怀处组织并进行作战战场实地侦查及具体作战行动路线方案制定。），多多集中粮食，古西安州须先行占领，彭指挥地位似暂在麻春堡为宜。”（“朱德、张国焘关于海打战役三个方面军部署致彭德怀、贺龙、 任弼时电”——B——1936 年10 月 29 日）（本文B均为前面列出的“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
首先由电文的名称“朱德、张国焘关于海打战役三个方面军部署致彭德怀、贺龙、 任弼时电”可以知道：该电文是朱、张红军总部发给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关于“海打战役”要求和指示内容的部署。以朱德和张国焘的名义发出必然是经过张国焘同意才可能发出，因为红军总部的电台是直接受张控制的四方面军电台总台，不经张的同意就不可能发出。即该电文的所有内容都是经张国焘认可的内容。电文中的这一句关键内容：“四方面军之四、三十一两军亦于三十一日全部集中打拉池、干盐池线。”也是同时向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明确告知了三十一军的战前集结补给地域是打拉池、干盐池线。要改变这一挽救击破南敌危局的“海打战役”已定部署，首先就需要取得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意，并且新制定的部署计划要全部通过电文再次通知三个方面军。现有历史资料没有出现任何再次修改通知的来往电文，这说明总司令当时没有同意或按照“中央军委关于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的电文内容来执行。这也是依据胡、毛、王敌军在10月27日夜里逼近打拉池战场（毛泽东称为“宁夏战役屏障”）的实际情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体现。三十一军实际就没有遵照中央军委指令渡河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分析结论。根据10 月 29 日电文中红军总部“阵地侦察及路线图由兄处制定”的授权，10 月 29 日当天晚上彭德怀就制定出更加具体详细、操作性更强的“海打战役”作战计划如下：
“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十月三十一日以前各部队集结之位置 ”（A——1936 年 10 月 29 日 20 时于麻春堡）
“（甲）略 （乙）略 （丙）各兵团均于三十一日以前按照下列地区集中完毕：㈠第一军团之第一师在古西安洲[州]西南二百户地区集中。第二师、军团部在西安洲妙巾附近。第四师在关桥堡与麻春堡之线集中。---㈡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全部在陈家湾、麻春堡之线集中。七十三师在干盐池以东陈家湾之线集中。十五军团教导营并附骑兵一部仍留同心城向中宁警戒侦察。㈢第二方面军之一部仍在红羊场[房]背靠西安洲[州]阻敌并封锁消息，小部应控置海原以北之王家井以西之十里附近，对海原切实封锁消息，主力集中于马营及其以北。伤病员及笨重资材送高崖子、王家团庄自设后方。㈣四方面军主力四军、五军、三十一军三个军照朱、张电令（见前面所列10 月 29 日电令）集中不变，但第四军应注意在打拉池以南选择钳制阵地，并改造打拉池土城为最后钳制阵地，利用城干部掘成单个散兵射击位置，减少敌飞机和炮弹威力。第三十一军主力应在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靠拢一方面军，从东向西侧击北进之敌。（丁）-----并报毛、周主席。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 ”
该电文首先安排六个师（满足红军总部“集中五个师以上在麻春堡、古西安州之线”的总体要求）的优势兵力部署在不同地名位置的战役发起前隐蔽集中和弹药物资补给区域，以利于我方后勤补给部门在不同区域位置（总部要求“多多集中粮食”就是要集中在各分配区域。）迅速展开战前食品补给和准备战时救援工作。显然这些具体组织安排就是：彭德怀提前组织相关人员对一线战场地形和交通进行详细勘察，并与相关后勤补给部门协商后作出。这也是远离一线战场几十公里外的打拉池朱、张红军总部不可能或无法进行具体安排的内容。电文特别具体强调：“第四军应注意在打拉池以南选择钳制阵地，并改造打拉池土城为最后钳制阵地，利用城干部掘成单个散兵射击位置，减少敌飞机和炮弹威力。”——这一句内容就是明确地要求四军在钳制阻击战斗开始之前，要提前采取防止敌机白天轰炸和炮击造成严重伤亡的有效措施。防止重大伤亡有效措施的指示和要求细化到：“改造打拉池土城为最后钳制阵地，利用城干部掘成单个散兵射击位置，减少敌飞机和炮弹威力。”这种提前的详细安排和指示，也是之前五军在华家岭、四军在四天阻击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和杀伤所不曾考虑过的某种应有措施。罗南辉、柴洪儒以及众多将士遭受的重大牺牲本可以降低或减轻到较小的程度——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提前作出防止重大伤亡细化安排措施的情况下。遗憾的是：浏览10月22日到10月27日徐、陈发出的所有电文中，没有看到他们对击破南敌的几天阻击战斗作出任何这方面的相关细化安排和行动指示。“第三十一军主力应在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靠拢一方面军，从东向西侧击北进之敌。”——该句内容是再次重复强调红军总部前面作出过的这一指示和要求：“三十一军亦于三十一日全部集中打拉池、干盐池线。”——体现为打拉池以东步行路程约36公里到达干盐池（现盐池村），即打拉池以东到干盐池一线战前集结补给的地域行程约36公里。
就在彭德怀电文再次重复强调朱、张红军总部电文对三十一军的要求前一小时，张国焘又背着朱德秘密发出电文指令为：“徐、陈、肖、周： 甲、据毛、周电令，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接九军后跟进。 乙、三十一军到小水后，即经小水直开三角城对（岸）迅速渡河。后略-----。”（“朱德、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A——1936 年 10 月 29 日 19 时）——在朱、张关于“海打战役”三个方面军部署电文内容中，已经授权彭德怀“阵地侦察及路线图由兄处制定”的情况下，总司令是决不会同意或赞成张国焘发出这样直接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之电文内容的。张发这一电文就是要在秘密发给萧克、周纯全的同时，也让已经渡过黄河的徐、陈二人知道，并希望他们提前及时准备好三十一军渡河行动所需船只。张指令三十一军的这次秘密行动还是被敏锐的总司令及时发现而没有得逞和实现。分析的依据就是：彭德怀正远在距离打拉池以东60多公里的麻春堡（现麻春村）组织拟发前敌指挥部29 日 20 时那份战役部署电文，不可能在29 日 19 时张令三十一军渡河的电文发出仅一个小时、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发现并去制止几十公里外三十一军秘密渡河的行动。只有距离三十一军驻地最近的总司令和他的独特身份才有可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张秘密组织的这一次破坏“海打战役计划”的错误行动。以往的军史研究者认为是彭德怀制止了三十一军这次秘密渡河行动，其实彭是不可能发现、也没有时间完成和制止这一渡河行动。张国焘电文中的地名小水位于打拉池西南步行4.6公里的位置，而小水到西北方向三角城黄河渡口的步行距离在70公里以上。这样完全背离“海打战役计划”预定向打拉池以东集中、釜底抽薪的破坏性秘密指令，总司令绝不会同意张在他面前发出如此背离已定战役计划的电文。
29 日红军总部制定的“海打战役计划”部署电文和29 日 20 时前敌总指挥部那份部署电文必然要复发到中央军委接收，总司令必然要将张秘密令三十一军渡河的破坏行为告知彭德怀和中央军委。在事情发生的次日10 月 30日，中央军委追加发出下面一份纠正三十一军行动的电文内容：“朱、张： 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二十九日二十时电命令（注：此处内容说明中央军委已经收到朱、张和彭德怀在10 月 29 日先后分别发布的两份战役部署电文）部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这些内容撤消并纠正了之前10 月 29 日 12 时电文批准三十一军渡河的命令。表明10 月 29 日 12 时，发出同意三十一军渡河的命令时，中央军委还没有收到10 月 29 日 发出的“朱德、张国焘关于海打战役三个方面军部署致彭德怀、贺龙、 任弼时电 ”；否则中央军委绝不会发出与朱、张“海打战役”兵力集结和部署内容相互对立的电文。中央军委收到彭德怀前敌指挥部29日20时电文以后，还将之前：“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这一命令中的九军、三十军原跟进渡河地点虎豹口纠正指定为“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指定远离虎豹口200公里以上的中卫渡河，就是要三十一军渡河后直接参加“宁夏战役”。张国焘这一次的秘密破坏手段表明：他就是要在中央军委还不了解红军总部29日已制定出“海打战役计划”的短暂时间内，尤其是不了解四军和三十一军在蒋家大路严重失利后退居打拉池的不利战况，釜底抽薪地阴谋破坏他自己也参与制定的“海打战役计划”。这之后，他总结了此次秘密破坏行动失败的原因，对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最终精心设计的“海打战役计划”又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秘密破坏行动。对此问题，我们接着分析彭德怀发出的“海打战役计划”最后一次临战前作战部署电文：“前敌总指挥部关于消灭胡敌之作战部署”（A——1936 年 10 月 30 日 7时）其中的主要相关内容如下：
“（甲）北进之敌胡、王、毛分三路向我压迫，企图乘我半渡而求决战。其部署： -------（乙）敌情、地形及我军战略上之要求，应坚决各个击破敌人，消灭其两三个师以停止敌人追击。估计敌我情况有可能取得这一胜利。故决首先消灭孔、邹两师。部署如下：㈠一方面军主力六个师集结古西安洲[州]、麻春堡、陈家湾地区，以七十八师之一个团在海原西南端之米家塘附近监视马师，待孔、邹两师向红井子、七百户、二百户前进时，我一方面军主力即隐蔽集结于关门山南北地区，待敌深入七百户、二百户之线时，由东向西协同三十一军夹击。㈡三十一军集结于干盐池及打拉池以东，待孔、邹向二百户、西安洲[州]、干盐池前进时，该军即隐蔽集结于王家井沟、狼耳子沟之线；待敌深入二百户附近时，即协同一方面军主力东西夹击。㈢第四军应在打、郭间配备钳制阵地，节节吸引王均向打拉池前进，最后扼制之。㈣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一部在黑城子附近吸引毛炳文部向靖远前进，至必要时 转至三角城、打拉池之间与四军联络。------- 彭德怀 十月三十日七时 ”
电文中敌孔、邹两师从红井子经七百户向二百户村方向由南向北前进时，其先头部队和后尾部队将分布行进在长达20多公里的山区路段。其先头部队深入到达两百户村北碱泉口附近，距离西安洲约为16公里时，受到一方面军主力由东向西、对敌孔、邹两师右翼20多公里行进路段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时，敌军就会向其左翼或西部10多公里的种田乡区域占领阵地进行抵抗和寻求突围，以便与靖远区域来援的王均部实现会合。种田乡区域正好处于三十一军受命隐蔽集结的王家井沟到狼耳子沟（现狼儿沟）约25公里攻击线路上，王家井沟到狼耳子沟必经种田乡区域。三十一军此时就是要对先受到一方面军打击后败退进入种田乡区域的残余敌军由西向东配合一方面军发起最后的致命攻击。由于我军集中了多达8个师以上（三十一军考虑两个师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事先进行了现场地形勘察，关键制高点和要点将迅速被我军占领控制，敌军被压缩分隔在南北多山（东西约10公里）的多个狭小区域内。对分隔包围在多个不同区域内敌军的歼击战斗将分别在几个小时以内完成。战斗发起后，胡宗南必然电令靖远区域的王均部火速向东救援，王均部必然受制于四军在打拉池以南的阻击不能迅速实现东援。正像彭德怀电文中要求的那样：“第四军应在打、郭间配备钳制阵地，节节吸引王均向打拉池前进，最后扼制之。”——王均部最终与四军混战在打拉池附近，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击败四军，其东援行动始终会受制于四军的牵制而无法摆脱。当孔、邹两师主力大部分被歼灭或溃散时，我军即可将足够优势兵力乘胜转兵于打击打拉池和靖远方向的王均、毛炳文部。毛炳文部此时按照彭德怀30日7时电文要求、亦应被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所牵制吸引。当孔、邹两师的绝大部分兵力被歼灭或击溃时，由胡宗南处获得溃败信息的王、毛两部就会极力摆脱当面我军阻击部队退出战斗。他们将无法死守在一个小小的靖远县城内，因为一个小小的靖远县城内，是无法支撑两个军的人马和弹药粮草需求。只有迅速收缩撤退到会宁、定西、通渭他们来的地方，才能获得可靠稳定的粮草弹药补给。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在靖远到郭城驿区域进行顽抗或受四军和五军钳制追击不能迅速撤离这一区域，我一、二方面军主力就会迂回占领会宁到干沟驿间阵地，彻底切断其后勤供给线和退路，并最终将他们全部歼灭在靖远到郭城驿区域——若五军和四军不是在执行张国焘发布的密令后，根本违背了彭德怀电文中要求的：“（三）第四军应在打、郭间配备钳制阵地，节节吸引王均向打拉池前进，最后扼制之。（四）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一部在黑城子附近吸引毛炳文部向靖远前进”这些钳制王均、毛炳文的军令。毛、王在四军、五军的强有力钳制追击下是很难迅速收缩回撤到他们来时之老巢地域的。接下来分析四军和五军没有执行彭德怀30日7时电文中相关军令以及产生的恶劣后果，我们先来看彭德怀30日7时电文发出三个半小时张国焘秘密发到河西徐、陈处的一份重要关联电文如下：
“张国焘关于以一、二方面军主力及三十一军集结麻城堡附近消灭突进之敌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 ——1936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半）
“ 徐、陈： 甲、关敌今可能逼进打拉池，决以一、二方面军主力及三十一军集结麻城堡（麻春堡）附近，消灭突进之敌。 乙、三十一军、四军均甚疲劳，现已令三十一军今由打拉池经干盐池向麻城堡进。 丙、五军在靖远警戒，己令渡到三角城，同时将新有船只下开三角城左岸。 丁、九、三十两军即在一条山、五佛寺休息待机，四军经新堡子开同心城。 朱、张”
该电文最后一句关键内容：“四军经新堡子开同心城。”——该句釜底抽薪式的密令就是张国焘直接破坏“海打战役计划”的铁证。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同心城（现同心县）这个远离四军指定战场区域打拉池的距离远在110公里以上，彭德怀29日20时电文中已经明确要求：“第四军应注意在打拉池以南选择钳制阵地，并改造打拉池土城为最后钳制阵地，利用城干部掘成单个散兵射击位置，减少敌飞机和炮弹威力。”—— 收到29日20时电文时，张已明确知道“第四军应注意在打拉池以南选择钳制阵地”对四军指定战场要求的情况下，仍然釜底抽薪式地秘令四军开进到远离指定战场百公里以上的同心城。对于如此釜底抽薪式的破坏性行动，朱总司令是绝不会允许张国焘公开发出这样恶劣性质的电文。根据四军最后确实执行了远离彭德怀所指定战场的历史事实，可以确认这一背着朱总司令发出的秘密电文是张国焘直接破坏“海打战役计划”的历史铁证——虽然他又一次隐秘地盗用了朱总司令的签名。四军远离打拉池区域的恶果之一就是：敌王均部可以在不受到四军任何战斗阻击的情况下提前顺利占据打拉池。而张国焘“令三十一军今由打拉池经干盐池向麻城堡进”的秘密指令，实际就是为占据打拉池后的王均部创造继续追随三十一军撤离路线的条件——即经干盐池直接攻击到陈家湾、麻城堡（麻春堡）彭德怀前敌指挥部那里去。当然，王均部果真到达陈家湾附近我军集结地时，必会受到一方面军的阻击。三十一军的撤离行动首先会被负责其后勤补给的地方部门发现而报告到相邻集结部队。张国焘采取如此恶劣品质的手段，其心实可诛！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徐、陈收到该电文后居然也与张国焘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沉默！当然，不能排除陈昌浩个人经常独断专行，当时并不会立即告知徐的可能。而陈与张保持密切配合的一致性是非常明确的。对于“四军经新堡子开同心城。”这一釜底抽薪式的行动，徐、陈这样的高级指挥员不会不清楚其对我军和当前“宁夏战役”战局会产生的重大伤害。三十一军秘密撤离王家井沟、狼耳子沟之线和四军秘密撤离打拉池阻击阵地产生的严重破坏后果首先反映在下面一份电文中：
“彭德怀关于三十一军单独打孔、周两敌等致毛泽东电” （B——1936 年 10 月 31 日）（笔者注：电文中“三十一军开同心城、王家团庄。”远离两百户敌军九十多公里的地域，绝不可能打到相隔几十公里外孔、周两敌。此为电文名称的理解性错误。）
“（甲）张令第四军开到贺家集（今郝家集）、兴仁堡，三十一军开同心城、王家团庄。（乙）二方面军很疲劳，已令其开至海原、关桥堡之线休整待命。 （丙）一军团、十五军团集中麻春堡、关桥堡之线。 （丁）略 （戊）三十一军不配合一、十五军团，单独打孔、周两师及李旅，对马敌还须钳制，力量还不够，故待敌再深入海、干大道以北，再行侧击之，并于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再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
由该电文中这一句内容：“张令第四军开到贺家集、兴仁堡，三十一军开同心城、王家团庄。”就可以知道：三十一军实际秘密撤离开进到远离指定集结地“王家井沟、狼耳子沟之线”100多公里以上的同心城和王家团庄，第四军也秘密开进到远离指定阻击战场打拉池地域的贺家集（今郝家集）和兴仁堡。“王家井沟、狼耳子沟之线”和打拉池地域这些我军右翼阻击和集结阵地都被张国焘釜底抽薪式放弃，致使我一方面军部队狼耳子沟、王家井沟到干盐池（南北40多公里向西延伸到打拉池以南区域）的右翼大片区域安全彻底失去保障，直接处于王均和毛炳文的攻击态势之下。张这样处事的恶劣性质相当于我军整个右翼战场部队出现临阵脱逃。张之所以又改变三十一军由打拉池经干盐池向麻城堡（麻春堡）进的秘令，主要是由于彭德怀前敌指挥部就在麻春堡，一方面军主力也集结在陈家湾附近区域。萧克到达陈家湾、麻春堡不能避免去见昔日一方面军的老战友，甚至可能去见彭德怀，从而使张的阴谋行动暴露，遭到彭德怀果断制止。改令三十一军到远离麻春堡几十公里以外的同心城、王家团庄就是要避免这一担忧的事情发生。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次秘密破坏行动，彭德怀在以后回忆自述中有这样一段相当愤慨的批评内容印证为：“张口头同意（指“海打战役计划”），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
10 月 31 日电文中这一句内容：“一军团、十五军团集中麻春堡、关桥堡之线。”——该句非常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六个师由前沿集结地西安洲附近被迫向北后撤到14公里以远的麻春堡到关桥堡之间。这就必然逼迫彭德怀前敌指挥部也必须由麻春堡无奈地后撤到东北方向26公里以外的关桥堡，皆因敌军已获得从三十一军、四军放弃的干盐池、陈家湾右侧翼方向无阻挡地攻击到事先毫无防敌准备的一方面军集结区域，同时使麻春堡前敌指挥部和西安州附近一军团部也直接面临被攻击的巨大危险。而一方面军当时首先就要面对的突发紧急任务，必然是掩护干盐池、陈家湾、西安州、麻春堡这些集结区域的我方后勤保障人员、军团部、师部机关及许多物资弹药的及时转移和安全，以避免与右侧翼突然到来的敌军进行毫无胜算情况下仓促战斗造成的重大人员物资损失。张国焘秘密策划的这一次釜底抽薪破坏行动所造成的最重大战役影响还可以从下面一份电文中的关键内容看出。该电文关键内容为：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打击胡敌周孔两师之部署致彭德怀等电 ”（B —— 1936 年10 月30 日22时） (注：此电文在张国焘30 日 10 时半发密电给徐、陈11小时之后同时发给徐、陈)
“ 彭、贺、任、左、聂、徐、陈并朱、张：
甲、 乙略 丙、三十一军必须遵彭令由西向东打。丁、三十二军附电台每日与周、孔两师接触，务不失联络，吸引之向打拉池或西安州行进，贺、任即率三十二军，密码呼号等送彭，并使之直接通电。 戊、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万不可失，深望注意。”
毛、周所发电文中：“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万不可失，深望注意。”这一句内容特别强调指出了“打拉池到西安州”区域对于“宁夏战役”的极端重要性，一语道破了三十一军、四军放弃打拉池、王家井沟、狼耳子沟，实际就是釜底抽薪地营造出放弃宁夏战役之屏障的重大错误事实。这里突现出的一个重大质疑就是：徐、陈二人看到张国焘30 日 10 时半发给他们的密电中之“四军经新堡子开同心城”这一内容时，以他们多年所具有的非凡军事指挥水平，就不知道四军离开或放弃打拉池去到100多公里以远的同心城，实际就是故意造成或失去宁夏战役之屏障吗？他们收到10 月30 日22时电文时，在长达11小时之后仍与张保持高度一致的沉默配合，就明确地表明：他们也是反对“宁夏战役计划”——即反对我党北上绥远逼蒋抗战的战略计划，不希望该计划顺利进行和完成。这也突显出：他们不相信抗日统一战线及逼蒋抗日能够实现的严重思想政治错误。实际情况就是：直到次日彭德怀10 月 31 日前面那份电文发出时，徐、陈相当长时间内仍然与张国焘保持高度一致的沉默配合。他们在这么长时间内是应该直接发电文告知中央军委注意这一重大行动变化，使彭德怀预先知道并制止三十一军和四军的错误行动——如果他们确实不希望“海打战役计划”和“宁夏战役计划”归于失败的话。他们也应该直接发电文给三十一军和四军制止其错误行动，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这里可以明确的问题就是：他们根本不想指挥过河部队向东去参加“宁夏战役”行动，若按计划去东面配合一方面军参加并取得“宁夏战役”胜利，就不可能按他们的意愿形成以后向西行动的西路军。即“宁夏战役”向东行动的方向是不可能造就后来西路军及其悲剧，因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最终是联合傅作义在绥远直接对日作战，造成逼蒋抗日的局面。此次以釜底抽薪方式秘密破坏“海打战役计划”行动的得逞——即营造或放弃宁夏战役屏障的成功，实质就是制造或致使“宁夏战役计划”提前破局之最重要期盼条件的达成。
我们接着来分析10 月 31 日电文中：“一军团、十五军团集中麻春堡、关桥堡之线。”这一句内容所体现出对我军特别不利的军事形势。受釜底抽薪破坏性放弃打拉池、狼耳子沟行动影响，一军团、十五军团被迫由陈家湾、西安州、麻春堡原战役集结地无奈地向北撤退到约14到40公里以远（以南面西安州为基点）的麻春堡到关桥堡一线。我一方面军多达6个师的大规模仓促后撤转移，许多来不及转移的非计划无谓物质损失是根本无法避免的。秘密撤离指定战场的破坏行动直接使我军痛失歼灭周、孔两师并获取大量战利品及物资补充的最佳机会，致使我军由主动被迫转入特别不利的仓促应战被动局面。此临战被动局面一直延续到20多天后山城堡战役胜利，此时敌军已经深入我苏区根据地内部一百几十公里。正如彭德怀电文中所指出的：“三十一军不配合一、十五军团，单独打孔、周两师及李旅，对马敌还须钳制，力量还不够---。”——即三十一军秘密撤离指定战场到达距离敌军进犯区域西安州约70公里，距离王家井沟和狼耳子沟战场区域100多公里的同心城，如此错误地远避敌军孔、周两师及李旅的行动，是直接造成一、十五军团单独面临打孔、周两师及李旅（实际还要防止来自干盐池、陈家湾、王家井沟方向王均部的进攻）的兵力或力量严重不足，被迫或无奈地全线后撤到离西安州东北方向14~40公里的麻春堡、关桥堡间集结的原因。实际就是在突然丧失打拉池、干盐池、狼耳子沟方向的侧翼配合而不得已放弃西安州附近地域的情况下，也极其无奈地痛失了宁夏战役之屏障。放弃打拉池、狼耳子沟、王家井沟的错误行动，不仅使东西两路敌军形成会师，也是迫使我军放弃打拉池到西安州宽广区域内宁夏战役屏障后长期被动局面的转折点。
打拉池由西向东到西安州步行约60公里的大片区域为何如此重要呢？牢牢控制该区域，就将左路毛、王敌军拒止隔离在南北走向的西安州、关桥堡、同心城区域西部60公里以外安全过渡区域的另一端，即西安州、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东南部的大片区域一直延伸到盐池、定边、环县、吴起镇、保安等大片陕甘宁苏区。敌军占据西安州后就获得进入海原县东部向宽广苏区深入攻击前进的有利条件，迫使我军不得不分兵增加更多兵力随时去保护苏区的政权机构、群众和物资转移。已有的历史资料显示出：在张国焘釜底抽薪的秘令破坏下，敌军趁意外获得之有利军事形势、迅速占据了南北达70公里以上的西安州、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区域，我军的全部主力被迫一步步退入东部和东南部大片区域内进行艰苦的苏区保卫战。中央军委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实现北上绥远抗战及逼蒋抗日的战役战略谋划被张国焘的阴谋所破坏。从西安州、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分阶段被迫放弃直至取得环县山城堡战役胜利，我军在长达22天时间内都在为拒止敌军深入苏区而苦苦战斗。其间，我军退入苏区内取得了盐池县萌城保卫战的胜利，但敌军胡宗南大部队已经深入到苏区内160多公里的大片区域，到达距离盐池县仅约13公里的红井子等地。严重威胁到盐池、定边、环县的安全，造成了苏区内政权机构和人员物资的重大损失——盐池和定边始终是陕甘宁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地。换一句话来说：敌军在占据西安州、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距离北面三十一军“宁夏战役”原计划渡河地中宁约70公里）这些重要位置后；即使不再向东南部苏区内进攻，我军也没有可能继续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宁夏战役计划”需要陕甘宁苏区各县提供大量的后勤物资和人员运输保障，即苏区提供的大量后勤物资和人员运输装备必须事先集中囤积在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这些通中宁大道上的关键位置；再根据“宁夏战役”发起后的实际需要，随部队向北进入黄河边或渡河后的宁夏战场区域。而战役发起后，众多伤病员和大量保障物资还要源源不断地来往于黄河南北战场、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和东部苏区之间。分析到这里就知道：三十一军、四军秘密撤离指定战场不仅仅是失去了打拉池、狼耳子沟、王家井沟指定战场区域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我军为实行“宁夏战役计划”事先积累囤积在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以及之后被敌军占据的苏区区域内来不及转移的大量物资损失。而这些物资的囤积是在1936年6月以后，我军占领这些区域时就为“宁夏战役计划”长期进行积累的成果。
我们再看前面彭德怀的这一句回忆内容：“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根据彭发的多份电文应为歼灭周、孔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该句内容非常清楚地说明：张国焘秘密令四军撤离指定战场釜底抽薪的破坏行动是两次。笔者前面只分析了四军秘密撤离打拉池地域的这一次。彭德怀的这句内容还非常清楚地指出：四军第二次秘密撤离指定战场是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海原、同心城之间的伏击计划再一次被破坏而未能实现——即靠近海原约20公里的麻春堡、关桥堡到同心城之间的战斗计划被破坏。此为三地均在极短时间内被敌军轻易进取而占据的重要原因。此三地是陕甘宁苏区西北部边缘距离黄河边最近和最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就在于：“宁夏战役”发起后，它们就成为三个方面军渡河战役的前进出发地和后勤人员物资来往集散转运地。四军和三十一军首次秘密撤离的错误行动使敌军无阻挡地跨越了打拉池到西安州之间约60公里的我军安全过渡区域——即绝不可失的宁夏战役屏障，战场突发性发展到“宁夏战役”的前进出发地和后勤人员物资往来集散转运地。读者可以想到：要在短时间内保障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之间的政权机构、后勤人员和大量物资向根据地内部转移，出现了怎样不利的局面、损耗了多少人力物力资源！换言之：“海打战役”一战消灭周、孔二师转入追歼王、毛敌军，我军将缴获充足战利品及物资补给，我政权机构也将推进并稳定在靖远到会宁等新扩展苏区地域。成为“宁夏战役”发起后新的物资筹集来源区域。
下面来分析电文：“ 朱德、张国焘关于四军、三十一军行动及粮食情况致中央军委电”（A——1936 年 11 月 16 日18 时），更深入体会秘密撤离行动的危害。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毛、周、彭、贺、任、关： 甲、四军今到萌城、韦州线，三十一军今到甜水堡、豫旺城线，备消灭胡敌先头部队和吸引敌人。 乙、三十一军有七天粮食，四军全无粮，甜水堡只有粮四十石，供四军两天食用。 丙、已令肖、周、陈、王设法筹粮。惟甜水堡一带粮房均少，水缺，风大，衣薄，即四军一个军在这一地区行动亦难能持久。略------。”——电文中的韦州位于同心城东北步行深入苏区约87公里位置。萌城位于韦州东南步行约40公里位置，萌城还位于同心城东部步行深入苏区根据地内约125公里的位置。甜水堡近在萌城东南步行约4公里，豫旺城（今下马关镇，该地是1936年6月我苏区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回民政权所在地。）位于甜水堡西部步行约60公里位置。豫旺城距离同心城东北步行深入苏区根据地约75公里位置，是我军被迫放弃同心城后，首先就要重点保卫和转移政权机构、人员物资的第一站。“三十一军有七天粮食，四军全无粮，甜水堡只有粮四十石，供四军两天食用。”——电文中这一句话充分反映出：从10月 30日四军和三十一军秘密撤离打拉池、狼耳子沟区域指定战场那一天开始到11 月16 日的半个多月时间内，我军在意外丧失歼灭周、孔敌军之胜利的极其不利战场形势下，不能获得任何胜利缴获和补充情况下，庞大军队由苏区提供的正常或非正常粮食物资消耗已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在敌军获得顺利推进之战场局面和紧迫军事行动压迫下。换言之：打拉池、西安州地域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孔、周两师的“海打战役”按照计划顺利展开，敌孔、周两师被消灭或受严重打击情况下，我军必然获得向打拉池、郭城驿、会宁方向追歼敌军缴获战利品甚多的有利局面，决不会在根据地内陷于如此窘迫缺粮形势；我苏区根据地内为打拉池、干盐池、陈家湾、西安州、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地域积累集中的大量粮食物资，也不会随敌军顺利占据上述区域、在半个月内基本消耗遗失殆尽。
就在上述电文发出的当天同一时间11月16 日18 时，中央军委致电身在盐池和定边地区的李富春和李维汉，就粮食问题紧急提出补充要求的电文内容为：“富春、罗迈： 胡宗南狼狈加紧向我进攻，我军采取诱敌深入，大举消灭该敌的旗帜，红军日内开到山城堡、环县之线，请你们动员工作人员及全体民众，援助红军一致对敌的紧急动员粮食一个月及敌到地区的坚壁清野。”——该电文中明确指出红军主力将被迫无奈地退守到苏区根据地内山城堡、环县之间，即红军主力即将深入退守到已被我放弃的敌占同心城东部步行距离达152公里以远的根据地内山城堡附近，而敌军胡宗南部也进一步驱兵追随饥疲交加的我军而至。位于山城堡东南部的环县（二方面军退居附近）更是深入同心城东南部苏区内的步行距离达约200公里。最为严重的后续问题是：敌军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步行推进仅约160公里路程即到达陕北老苏区吴起镇（长征结束在此地消灭东北军牛元峰部），吴起镇东南方向再步行推进约70公里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即山城堡、环县区域的战斗若不能将胡宗南部阻击取得胜利，胡敌可能继续东进将战场推进到刘志丹、谢子长他们艰苦奋战创建的陕北老苏区。由于敌情的急剧恶化，考虑到朱总司令和红军总部的绝对安全，同时避免和严防张国焘再次使用阴谋手段，中央军委决定朱总司令和张国焘先行与总部撤离战场区域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文可以印证这一历史情况。电文中的这一句相关印证内容为：“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去做。”（A——11 月14 日 2 0时）根据毛、周次日发给西路军徐、陈的一份电文可以确认第二天11 月15 日、朱、张开始向保安出发。而这一天就成为张国焘不能再通过四方面军总部或红军总部电台对四军、三十一军进行个人操控控制的那一天。
16 日18 时同一时间中央军委还发出另一电文：“中央军委关于全力消灭胡宗南部的作战动员致各级军政首长电”（A——1936 年 11 月 16日 18 时）该电文的内容为：
“各级军事、政治首长： 胡宗南孤军深入，长驱直进，侵略苏区，反对红军抗日救国，我一、二、四方面军有全力消灭该敌之任务。各级军事、政治首长，立即进行迅速坚决的动员，使每个指战员明白此战关系之大，我军胜利把握之多，敌人弱点之存在。号召红色军人一致努力，一举消灭胡宗南几个团，开展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我军粮食困难，用一切方法克服之，保障战役的成功。”—— 电文中特别强调：消灭孤军深入苏区的胡宗南几个团，开展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电文明确指出：用一切方法克服我军粮食困难是保障战役成功所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四军和三十一军当前所面对的严峻粮食困难形势，彭德怀在次日发出的“彭德怀关于消灭胡宗南全部的部署致肖克、周纯全等电”（B——1936 年 11 月 17 日20时后）电文中有一段内容再次强调和告知肖、周二人：“我于本日黄昏赶到河连湾，召开当地党政会议，具体解决粮食问题及其他物资补充，准备十九日到兄等处面谈一切，并望兄考虑战役问题，提出作战意见。”—— 彭德怀赶到山城堡与环县之间的河连湾是去会见紧急到来的周恩来。周恩来之前受命在南京与国民党高层秘密谈判国共再次合作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鉴于山城堡战场区域我军所处的严重缺粮和极其不利的军事形势，特意在谈判处于僵持暂停的空歇之机、赶赴河连湾与彭德怀一起“召开当地党政会议，具体解决粮食问题及其他物资补充”事宜。另有“周恩来关于与胡宗南部作战的部署致毛泽东电”（B——1936 年 11 月 19 日 10 时）这一份关联电文中明确写明印证为：“甲、我昨夜（11 月18日）到彭处，今晨赶赴山城堡布置明晨作战。---丁、彭为作战关系必要我多留数天，助其理后方及做战斗，如南京无回电，我尚可多留几天，并总部同回较好。你意如何。”这些相关联内容可以印证笔者刚才对彭德怀去河连湾会周恩来的分析判断。周恩来在谈判间歇之时亲赴河连湾和山城堡指挥作战，足以说明张国焘釜底抽薪破坏“海打战役计划”后一直使我军处于持续不断恶化的艰难战场局面，不仅使“宁夏战役计划”无法继续执行，甚至造成整个陕甘宁苏区物质基础都可能无法继续坚持和保障几万军队已经面临的严寒冬季。“毛泽东关于战胜胡敌才便开展局面致朱德、张国焘电”（A——1936 年 11 月 18 日）这一电文中的关联内容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电文内容为：
“朱、张： 四军萌城抗战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 现胡军已露疲、阻止（？），其弱点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因陕北绝无粮食， 南下又集中兵力于庆合，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该电文中：“四军萌城抗战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是指电文发出的前一天11月17日，红四军、三十一军在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敌死伤六百余人。此战虽然是击溃阻击战，却为敌军深入苏区根据地以来或釜底抽薪秘密撤离打拉池、狼耳子沟行动以来，受到两军的首次严重打击。根据彭德怀次日发出的“前敌总指挥部命令”（A——1936 年11月19日21时半）这一电文中写明的：“其第一师第一旅十七日进至惠安堡，有向定、盐前进模样似已进至毛居井地域，左纵队有进白家阳洼向山城堡进可能。”该句内容判明：敌第一师第二旅在萌城受四军和三十一军严重打击阻击后，迫使其第一师改变了向东南方萌城和山城堡前进的轨迹，转向东面40多公里的盐池县和定边县前进。这样就致使白家阳洼继续向山城堡进之敌军加大了与东进盐池敌军间的距离，为歼灭继续向山城堡进的敌军创造出极好条件。毛泽东随后发出的相关电文“打丁德隆胜利后立即打周祥初”（毛泽东军事文集——1936 年 11 月 20日23时）证实了这一状况。电文内容为：
“彭： 王均部远在同心城，王以哲已电令其豫旺堡以东地区盘桓数日，蒋介石令胡军向定、盐急进，丁、周两师为断备[壁]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则全部有利矣。 毛 二十日二十三时 ” 注：打拉池、同心城、豫旺堡反成敌筹粮区。
显然胡军第一师第二旅受萌城战斗打击后，蒋介石改令胡军向定、盐急进，意图攻取我后勤经济命脉地域。继续由白家阳洼向山城堡进的敌军丁、周两师却必须要经过山城堡去与胡军主力在定、盐会合。丁、周两师之所以必须向山城堡进是因为：他们去山城堡的预定行军路线上全都是山梁断壁不能改道的受限地形——如电文中所指出的“丁、周两师为断壁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这就是萌城战斗为之后山城堡战役全歼丁德隆廖旅奠定的重大胜利条件。即东进定、盐的胡军与继续进入山城堡地域的丁、周两师距离将拉大到百公里以上——例如，定、盐路线上距离山城堡较近的敌占红井子村也有百公里以上路程。要从百公里以上的距离去救援战斗打响后处于山城堡的敌军几乎是徒劳的，实际上行至红井子附近的敌第一师第一旅也遭到红28军的阻击被击溃，更无法去增援山城堡了。山城堡战役发起之前一天，敌军东进部队对我定、盐苏区根据地经济中心造成的巨大威胁反映在彭德怀一份电文中。该电文的重要关联内容为：“（甲）略（乙）二十八军应以各种手段迟滞敌前进，号召群众坚壁清野，封闭水井，埋藏物资， 尽可能保持定、盐二十五、二十六[日]在我手中。 （丙）定、盐资材立即搬完，羊圈山兵站资材限明（二十二）日搬至鸡家源，并向铁边城转移，略 -------。”（“彭德怀关于攻击丁师得手后红二十八军的任务致宋时轮、宋任穷等电”——B——1936 年 11 月 21日6时）——该电文的名称中“攻击丁师得手后----的任务”这一内容明确表示出：就算山城堡战役取得攻击消灭丁师的胜利，我定、盐根据地经济中心受到东进敌军的巨大威胁也是迫在眉睫的。必须采取坚壁清野，封闭水井，埋藏物资，定、盐资材立即搬完，羊圈山兵站资材限明日搬至鸡家源，并向铁边城转移等多项紧急措施和有效手段避免遭受重大物资损失。正如前面分析所述：李富春和李维汉长期住定、盐两地主持经济供给工作，中央军委要求他们紧急动员为我军筹集的一个月粮食就囤积于定、盐两地。这也是釜底抽薪秘密撤离打拉池、狼耳子沟错误行动以来，苏区根据地经济中心受到蒋军最严重急迫威胁局面。山城堡战役在11 月 21日傍晚后发起到晚24时的几个小时内全部消灭丁师廖旅后，这一最严重威胁局面才得以缓解。笔者这里说山城堡战役11 月 21日傍晚后发起（普遍的说法是下午发起）的依据是：彭德怀在11 月 21日13时40分对当晚战役部署电文（略）中写明的：“各兵团须于本日十七时前派得力干部来本部受领命令。”这一句带有非常明确下限时间的内容。彭德怀接着在11 月 22日1时发给宋时伦、宋任穷的相关电文（略）内容中明确写明的：“丁德隆之廖旅，在山城堡“土围”及隘路被我左翼部队二十四时全部消灭，一部溃散大山中，正搜剿中，正继续准备消灭胡敌全部。”这一句带有非常清楚上限时间的内容确定了消灭丁师廖旅的最后时间。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釜底抽薪放弃打拉池、狼耳子沟破坏行动以来，我军摆脱20多天被动不利局面的重大转折点，敌军占据山城堡、环县地域后东进吴起镇陕北苏区方向的攻击行动被遏制。随廖旅被歼灭时起，东进盐池、定边的蒋军南面右侧区域暴露在我军新的一轮攻击视线中。“彭德怀、任弼时准备侧击胡敌于青山街、红井子地域致各兵团电”（A——1936 年 12 月 3 日 4 时半于深田子）说明了我军将进入新一轮主动攻击东进敌军的情况。电文主要相关内容如下：
“甲、略 乙、我军以最大限度兵力隐蔽集结待机位置，准备随时侧击胡敌于青山街、红井地域， 各兵团部署： ㈠第二方面军（缺三十二军）于五日午前到深田子以南，三十二军仍在俞家湾子、山城 堡，向甜水堡游击迷惑敌人。如甜水堡之敌向山城堡前进时，应给以有力抵抗。 ㈡一军团，四军仍为右纵队，于四号午前进至白家寨、羊圈山、红柳沟、孝沟水口、张家火庄。 ㈢第十五军团，三十一军仍为左纵队，于四日午前进至上红柳沟、牛家寨、三山口子，白草湾及其以南地域。-------”
电文名称中“准备侧击胡敌于青山街、红井子地域”这一内容表明：我军主力在山城堡战役胜利并经过十多天休整补充后，集中了相当于“海打战役计划”时多达10个师的兵力（不含集中到彭德怀指挥部深田子以南的二方面军预备部队）—— 一、十五军团6个师，四、三十一军4个师——分左右两路向青山街、红井子地域的胡宗南部秘密运动接近敌军。其中红柳沟村距离敌军所据红井子东面步行仅约15公里位置，三山口子距离红井子东南面步行约17公里位置。这样的兵力布置就是在由南向北运动，侧击已经对我定、盐根据地形成严重威胁的东进蒋军胡宗南部，根本解除其对我定、盐根据地经济中心的严重威胁。历史情况已经表明：山城堡战役歼灭了丁师廖旅后，被击溃的丁师残敌败退回到萌城以北胡宗南那里，使向东突进到青山街、红井子地域的敌军和蒋介石都感受到来自南部方向丁师败退区域的巨大军事威胁，蒋即令快速向西退缩撤离上述区域，彭德怀在青山街、红井子地域再次打击敌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我们接着来分析前面11 月 18 日电文中：“因陕北绝无粮食，南下又集中兵力于庆合，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该句内容的重大含义。该内容是回应朱、张11 月 16日发来电文中：“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要求立即援助西路军的这一请求。显然去援助已在11 月 14日占领古浪距离几百公里远的西路军，至少先要准备足够两个军使用的钱粮。在“三十一军有七天粮食，四军全无粮”的当前情况下援军是根本无法启程的。驻扎在山城堡一带尚未消灭丁师廖旅前的四军和三十一军去援助几百公里以远到达古浪地区的西路军，首先就要突破或消灭胡宗南、王均进攻部队的阻拦、再次回到釜底抽薪错误放弃的300公里以远之打拉池，并占领靖远黄河边渡口。在敌军深入根据地、我军处于严重缺粮的危机情况下根本是没有可能的。此即毛泽东所言“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所含之深刻寓意。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言：山城堡战役之胜利使蒋介石感到红军有乘胜突破胡宗南防线、再次攻击占领靖远、打拉池地域的可能。因此，他一方面命令突进到青山街、红井子地域的胡宗南部快速收缩退至惠安堡、豫旺堡、关桥堡、同心城等地构筑工事，避免遭受我军二次打击后突破其现有占领区域；另一方面，他命令尾追西路军的大靖毛炳文部回渡靖远、打拉池区域，防止我军突破防线再回此地。时值黄河结冰封冻期，此时西路军若想主动返回河东并没有太大困难。
“因陕北绝无粮食，南下又集中兵力于庆合”这一内容反映的另一问题是：三个方面军继续退居陕北根据地渡过漫长冬季需要补充的粮食实际已无法保证。即山城堡到环县地区不能或即使取得战胜胡宗南的战斗胜利时，三个方面军都将转兵“南下集中兵力于庆合”——三个方面军无论如何都不能东进退入吴起镇、保安方向，必须避免直接引敌追随进入陕北根据地，造成陕北老根据地内的重大人员物资损失。所谓庆合即庆城、庆阳、合水地域。换言之：三个方面军若东进陕北吴起镇、保安方向，不仅严重增加陕北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困难，在陕北绝无粮食的情况下，也根本不存在战胜胡宗南部取得战斗胜利的可能和保障条件——之前陕北人民筹集的钱粮已极大消耗在打拉池、西安州、麻春堡、关桥堡、同心城等地没有取胜的战场行动中。即使不打仗，几万人在上述地域撤离到两百几十公里以远的山城堡、环县地域，苏区人民筹集的钱粮消耗也是巨大的。此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至理名言。对于山城堡、环县地域不能或即使战胜胡敌也将面临的这些严重情况，中共中央早在前几天发出的：“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A——1936 年 11月 8 日）这一份电文中就预先作出重大相关安排计划内容如下：
“朱、张、彭、贺、任五同志：甲、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㈠ 略㈡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㈢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今庆阳市西峰区）、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耀州（铜川市耀州区）、淳化、中部（今黄陵县）、宜君、洛川、鄜县（今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㈣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两城姿势吸引二高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㈤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在清绥，在神府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㈥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㈦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㈧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㈨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而陕、甘蒋军已东调，我可仍回陕、甘，如东出有利，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㈩第二步至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十一）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张、毛、周、博、林”
该电文中：“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庆阳）、合水、正宁、宁县地域”即前面电文简称为“南下又集中兵力于庆合”——第一步南下行动到达距离山城堡、环县最远200公里以上的宁县和正宁县区域，就是吸引胡宗南部追随我军南下、远离东面的吴起镇、保安方向。而胡宗南是决不会置我军南下于不顾、转向东进陕北吴起镇、保安方向，因为我军若继续南下第二步行动到达淳化、铜川地域时，会直接威胁到西安、咸阳的安全。身在西安的蒋介石必将命令胡宗南部赶在我军前面占领西安外围的咸阳，三原等地。我军第二步行动完成后所达成的效果，实际就与十月份二方面军西进成县、两当、徽县方向，配合“静会战役计划”进入华亭、陇县要达成的效果（参见笔者网文“1936陇南分裂的危机”）一样——遗憾的是：“静会战役计划”被张国焘等西退避战无理破坏。我军第二步行动将会使胡宗南部在劳师远征一大圈后（由秦安-会宁-打拉池-西安州-关桥堡-同心城-山城堡-环县等地），受命回防到咸阳和西安附近，我军这一行动演变对想要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张、扬却是非常不利的因素。接下来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央军委接受了张学良希望我军不要南下淳化、铜川地域的建议，之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发生也使该新计划的战略构想没有继续进行的实际行动。“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这一句内容点明了后续军事发展的设想。宜君、洛川、鄜县（今富县）等地域都是东北军的传统驻地，韩城、宜川、延长地域是西北军的传统占领区。虽然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会实质性主动进攻来到该地的红军，但是在蒋介石的亲临逼迫下，就不得不配合回到西安、咸阳等地的胡宗南部向红军发动进攻。红军行动前的三个步骤必定要先告知张、杨，使他们事先有所准备，以避免发生重大误会。对另一电文“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红军战斗部署致彭德怀、任弼时电”（A——1936 年 12 月 1 日 3 时）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说明该问题通告张学良后又发生变化的原因。电文内容为：
“彭、任：（指译） 甲、李毅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承认无法长，该方面蒋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已定。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丙、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姿态，加紧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经费可以解决，衣服可以做齐。毛周朱张”
电文中 ：“李毅（张学良化名）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承认无法长，该方面蒋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已定。”——前面分析12 月 3 日 4 时半电文，彭德怀制定在青山街、红井子地域打击敌军的计划因敌军主动退缩取防守态势而未能实现，彭德怀这一击敌计划无疑就是为“再打一仗则大局已定。”而制定。显然毛、周认为山城堡战役胜利后，再打一次胜仗就可以定大局。该大局就是歼灭青山街、红井子地域敌军后，乘胜追击并突破敌军在同心城、关桥堡、打拉池附近地域的防线——实际胡敌后来避免再次受到打击主动收缩、筑碉堡工事防守，使我军未能达成再歼灭青山街、红井子地域敌军一部定大局的目的。即敌军主力尚在，仍然有休整补充后再次进攻的能力。此即张学良所言“蒋不愿取长期守势”的原因。张建议我军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明显就是不希望我军南下进入前面分析过的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鄜县等地域去扩大红军，解决给养。因为这样就使他和杨虎城很难再与蒋介石继续进行周旋，尤其是不希望胡宗南追随我军回防到西安、咸阳附近。另外，红军在山城堡、环县区域对抗胡宗南部已暂时形成均衡之势，我军南下庆、合后将使平凉、固原地区东北军立即处于与胡宗南、王均、毛炳文部单独接触的不利地位——要在西安举事这就是极大隐忧。这是张所不愿意出现的变化。“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的这一决定，明显是同意采纳了张学良建议我军留驻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的要求，同时放弃了“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的原计划。也是作出了暂不实施南下三个行动步骤的决定。“最小限度经费可以解决，衣服可以做齐。”——无疑就是张学良承诺资助我军留现地解决一、二个月的钱粮经费问题。可以想到：没有张学良承诺的资助，在陕北全无粮食的极其困难情况下、不及时实施和实现南下行动的三个新计划步骤，在现地区继续停留熬过一、二个月的冬天，是根本无法解决几万人冬季所需粮食和衣服的困难。尤其是经过打拉池、西安州、关桥堡、同心城、萌城、山城堡等地长途转战后，整个陕甘宁苏区能够集中获取的钱粮已经消耗殆尽。尽管山城堡战役取得了消灭丁师廖旅的胜利，获得一段时间休整后的敌军主力再次向山城堡、环县地域进攻时，若不能从张学良处获得相应粮食物资补充和资助的我军，将很难继续在原地域坚持渡过一、二个月的严冬并战胜休整补充后之敌军的进攻。
就在山城堡战役发起之前的1936年11月18日，绥远抗战形势取得重大胜利，绥远傅作义部保卫红格尔图之战，消灭日伪军大汉义军王英部兵力1700余人，俘虏伪军300余名(董其武统计数据）。山城堡战役刚结束三天的11月24日上午，傅作义部又收复了日伪军占据的百灵庙地区，毙伤伪军七八百人，俘虏300余人。傅作义部的胜利推动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全国性高潮，极大地激励和促成张学良、杨虎城思想上迫切需要采取一致抗战的具体行动要求。此即电文中所断言：“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之一系列即时战事依据。12月1日电文发出几天后的12月9日上午，傅作义部又乘胜追歼进占锡拉木楞庙的伪蒙军，汉奸王英带着伪蒙军残兵败退逃回内蒙东部张北县，反遭日军全部缴械。日本人在绥远扶持的“大汉义军”就此覆灭。这之前的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求见蒋介石，苦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冷漠拒绝，又适逢一众西安学生到华清池向蒋陈请抗战之激情行动及感召。同时期全国各地发生一系列要求抗战的重大事态推动——例如这之前11月23日的“七君子事件”发生，张学良曾当面呈请蒋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未果，也是促使张、杨二人毅然发起震惊中外之西安事变的重大诱因。显然在前面电文中：“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时，张的内心已经在考虑择机采取联共抗日和逼蒋抗日的实际行动及有效措施了。否则在一、二个月之后，我军于山城堡、环县地域粮食耗尽，就要被迫采取南下新计划的三个步骤，这对张、杨在西安举事就会失去最有利时机。当张、杨果断发动西安事变时，我军驻留在山城堡、环县区域一、二个月的最重大作用就是：直接与东北军联手阻止胡宗南部由现地区迅速南下西安、咸阳，阻断其对西安、咸阳附近之张、杨部队形成直接威胁的可能。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毛泽东军事文集——1936 年 12 月 13 日）这一发给张学良电文中的一段重要内容：“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非常清楚地印证了以上判断分析。电文中：红军以主力由山城堡、环县地域进至海源、固原之间，就牢牢控制了两地间相距约100公里区域内唯一的南下公路运输大道，使胡敌不敢乘车迅达西安城下。“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今下马关镇）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采取该行动就与进入海源、固原之间的我军对胡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并对胡军后勤辎重部队形成尾击攻击态势。同时，海源、固原、豫旺我军与静宁、平凉之东北军对胡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在海源、固原、平凉南北200多公里地域的阻击、夹击态势下，胡、王、毛敌军后来被迫远道绕行靖远、会宁、通渭方向集结于天水——西安事变后的电文显示，是去接受到达天水的顾祝同指挥，未能对西安事变城内的局面迅速产生直接的重大不良影响。西安事变捉蒋后的我军最后也迅速南下集结在西安附近，与张、杨部队共同组成保卫西安的强有力军事态势，并最终实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国共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下面来分析西路军形成与上述内容具有的不能忽视的重大联系。
9、张国焘与河西部队领导者促使西路军形成的重大错误方法和手段
我们再来看10 月 30 日 7 时彭德怀所发电文中的这一句内容：“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一部在黑城子附近吸引毛炳文部向靖远前进，至必要时转至三角城、打拉池之间与四军联络。”——“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是前敌总指挥彭德怀部署五军配合“海打战役”的指定战场区域，五军至少要安排三个团以上兵力在靖远以东才能称其为主力。彭德怀这样的安排部署就是适应之前一天才发出的“朱德、张国焘关于五军任务及渡河事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1936 年 10 月 29 日 15 时）这一电文内容中特别强调的这一句内容：“五军主要任务要在靖远东北牵制毛、王，不能全部过河。”——主要任务当然也应该安排五军三个团以上的多数兵力去完成，徐、陈对此必然是心知肚明。然而对五军极其逆反错误的部署安排就出现在彭德怀电文所发出同一天的“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五军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电”（A ——1936年10月30日） 这一电文内容中。电文主要内容为：
“朱、张： 甲、略 乙、五军三十日晚布署如下： 一团位北湾，一团位中和堡，一团位确子湾（实为碾子湾），军部率一团位三角城内，以两个营在三角城对岸向靖远活动，掩护打拉池右翼侧。以三角城为后方，并竭力将河右岸阵地控制，主力位吴家川，维护后方交通。四分之一兵力位确子湾、中和堡向北湾活动并固沿河警戒；四分之二兵力集结三角城及南岸休整。沿河一带人密粮多，很可解决五军物质困难。------戊、五军确急须休整，现不能担负更重要任务。五军报告两营控制靖远东北地区至多二 三日，敌人迫进即须收过河。”
“一团位北湾，一团位中和堡，一团位确子湾（碾子湾）---主力位吴家川，维护后方交通。---四分之一兵力位确子湾、中和堡向北湾活动并固沿河警戒”——这其中的中和堡（今中堡村）距离黄河上游北湾步行约14公里，是三十军在虎豹口对岸渡河登岸后首先就占领的地方。中和堡距离黄河下游碾子湾步行约13公里，沿黄河西岸步行中和堡处于碾子湾和北湾中间位置。吴家川（现109国道旁）距离三角城黄河西岸步行距离约32公里。“一团位北湾，一团位中和堡，一团位确子湾（碾子湾）”就是在三十日当天夜里要将五军三个团兵力全部渡河分别进入到河西上述三个不同位置。五军在三角城渡口对面渡河登岸后，步行到吴家川主力集结地的距离约为32公里，再由吴家川行进到最远的北湾步行需要约为43公里。即要实现一团位北湾，一团位中和堡，一团位确子湾（碾子湾）的部署，有一个团在三角城渡河后，还要长途行军约74公里到达北湾。要完成徐、陈电文所安排的部署，至少要提前在29日就采取渡河行动——即10月30日徐、陈电文发出时，五军主力必然已经开始或正在渡河。否则就不可能完成电文上述部署。“四分之二兵力集结三角城（注：包含军部所率一团）及南岸休整。”这一句话说明：还有一个团（四分之一兵力）没有开始渡河，在三角城附近休整待命。结合“军部率一团位三角城内”这一句内容可以判断，在电文发出时五军已经渡河或正在渡河中的部队是两个团（四分之二兵力）。显然以上部署分析明明白白地说明：徐、陈是完全置彭德怀部署“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指定战场区域于不管不顾的态度。也直接反映出他们对“海打战役计划”持有和张国焘一样的不配合态度。“以两个营在三角城对岸向靖远活动，掩护打拉池右翼侧。以三角城为后方，并竭力将河右岸阵地控制，---五军报告两营控制靖远东北地区至多二 三日，敌人迫进即须收过河。”——仅安排两个营在三角城对岸向靖远活动，掩护打拉池右翼侧，而且这两营控制靖远东北地区至多二 三日，敌人迫进即须收过河。这根本就不是用五军主力配合执行彭德怀“海打战役”的安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这一天夜里，张国焘釜底抽薪地密令四军和三十一军脱离打拉池和狼耳子沟指定战场，使我军陷入长达20多天的不利战场和战斗局面，直到前面分析的山城堡战役取得转折胜利。读者从徐、陈电文对五军晚上渡河的安排中，不可能得出他们是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渡河之结论。这之前中央军委和彭德怀根本就没有发布过五军主力渡河的命令。按照10 月 29日 15 时朱、张发给徐、陈电文中的这一句重要内容：“五军主要任务要在靖远东北牵制毛、王，不能全部过河。”——该句就是与徐、陈将三个团主力于10 月 30日夜晚渡河分别部署在北湾、中和堡、碾子湾三地截然不同的意思表示。徐、陈的部署明显是把自己错误地与张国焘绑架在一起，采用了与张同样釜底抽薪之破坏行动——即错误地指挥三个团以上之五军主力远离彭德怀部署“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的指定战场。对比张釜底抽薪地密令四军、三十一军远离打拉池、狼耳子沟指定战场，与徐、陈错误行动的性质和目的完全相同，都是要促成“海打战役计划”不能再继续执行；使彭德怀聚歼周、孔两师的精心策划完全落空。更严重的是致使“宁夏战役计划”和北上绥远抗战的后续战略谋划无法实现，直接为敌创造出有利战机，造成关桥堡、同心城、豫旺堡等大片根据地为敌所据的沉痛历史事实。这就同时具有破坏“北上绥远抗战”性质恶劣的重大政治错误。
我们接着来分析五军违反彭德怀部署渡河三天后“徐向前、陈昌浩请示行动方针致中央军委电”（A——1936 年 11 月 2 日）这一电文中的相关关键内容。部分关键内容如下：
“二、或单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注：1928年改称永登）、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四、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再不能分散，应集中使用。丙、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注：此意图放弃五佛寺之始）。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应该注意的是：电文中凉州、古浪这些关键地名是中央军委之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地名，因为进行“海打战役”和“宁夏战役”策划时，根本不需要也没有考虑主动向这些地方分散或投入兵力。平番（永登）、民勤这两个地方虽然中央军委曾经同意投入兵力，然而徐、陈以后指挥的西路军根本就没有像电文中所期盼的那样，安排和部署过任何兵力到达或占据过该两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这一句内容中列出的凉州、古浪地域才是电文中最急迫希望采取行动的关键方向，西路军日后实际行动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才真实地表现出急欲向凉州、古浪方向行动的心情。在明知四军、三十一军釜底抽薪放弃打拉池、狼耳子沟、西安州“宁夏战役”屏障的情况下，“再转来接主力过河”就是一句虚伪的空套话。对于徐、陈电文中的请示内容，毛泽东、周恩来在当天中午12时即发电文“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暂以现地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B——1936 年 11 月 2 日 12 时）给予了明确回答。电文中的部分相关内容如下：
“徐、陈： -（甲）略（乙）朱、张、贺、任、彭昨一日在关桥堡开会，坚决主张打胡敌，首先消灭其二三个 师。三方面军在河东兵力统受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调遣，现准备作战中。 （丙）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毛、周”
“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就需要徐、陈用足够时间策划部署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是不同意他们放弃现地区向毛、周不予提及的凉州和古浪行动。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也指出了非常具体明确的内容——距离现地吴家川西南约140公里的永登（兰州西北约100公里区域）为一面；吴家川西南面约77公里以远的皋兰县（兰州东北约40公里区域）为另一面；大的方向仍前不变指出了最后一面，即吴家川北面约144公里的现红水镇以北地域。毛、周在10月26日电文中对此明确强调的内容为：“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按照军委指示：三十军出兵永登和皋兰就直接从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对兰州重镇形成军事威胁，达成吸引过河部队当面之敌（马步芳部四个多旅及青海乐都、民和等地民团）必然回救兰州及民和、乐都两地老巢的局面，实现在兰州附近之商业密集区解决筹集钱粮物资困难的问题。同时对回经青海的兰州黄河铁桥及浮桥形成重大军事威胁，随时可与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取得联系，获取所需物资弹药资助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五佛寺到皋兰一线的黄河封冻期近在11月底、12月初，皋兰境内的多处浮桥渡口都要封冻，河西我军三个军的兵力跨冰过河进入靖远、打拉池、榆中、定西等地域易如反掌。曾希圣12月7日（山城堡战役后）有破译报告（略）印证：蒋介石极其担忧河东我军利用黄河结冰而乘胜突击西进与徐、陈会合。放弃五佛寺就彻底解除了他的顾虑。徐、陈不遵毛、周为河西部队考虑的这些具有重大安全保障的指示，根本不想配合兰州于学忠东北军形成有效的抗战联盟，不想在皋兰、永登、五佛寺地域创建稳固根据地，一心向远离兰州及河东我军的凉州8县而去。在未建立牢固根据地、放弃与东北军配合的机会、未获广泛可靠民众力量支持下，过早过快孤军深入到远离河东我军的极为不利之地，乃遭致重大失败的军事政治行动错误之开始。笔者用过早过快这一词语是因为：中央军委前面11月8日列出的电文中明确指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徐、陈指挥的西路军则轻敌冒进，在11月18日便仓促占领了距离吴家川350公里以远的永昌县。在立足不稳的局面下，没有能在古浪和永昌两地间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短时间就在两地遭受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换言之，用足够时间在永登和皋兰地域建立我党控制的群众政权组织和巩固的根据地，打击摧毁与永登接壤的青海乐都、民和地区反动基础政权组织，进行广泛的抗日和民族政策宣传，足以使马步芳感受对青海地域严重威胁而将主力退据老巢。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挥兵四个多旅（后期五个旅）的主力到甘肃境内。历史资料显示，在永登接壤的青海方向未受我军任何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与西路军作战的马步芳部主力四个多旅以外，青海乐都、民和等地的民团人员先后作为兵员补充或直接进入甘肃对西路军作战多达几万人，而失多补少不能获得广泛民众提供人力物资补充的西路军处境就越来越糟。三面扩大占领区域的策略和以一年完成的期限，反映中央军委希望在兰州附近配合东北军，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重大安全考虑。过早过快极其轻敌推进、远离河东我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错误行动，使军委为河西部队造就天时地利人和安全环境的战略策划归于无效，使河西部队的行动始终伴随着重大战略隐患——这也是川西分裂南下以来张国焘路线屡次重犯的军事战略错误。
对于徐、陈电文中：“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急切要求，中央军委随后又发出“中央军委关于河西部队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等电”（A——1936 年 11 月 3 日 22 时）这一电文内容如下：
“朱、张、徐、陈：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毛、周 ”
读者应该注意：该电文同意徐、陈主力进到永登、古浪（中央军委首次同意进到古浪）之线，绝不提徐、陈电文所要求的凉州就具有特别明确之深意。这就是1936年7月，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区成立，管辖武威、民乐、民勤、永昌、山丹、张掖、临泽、古浪8县，辖治就在武威或凉州。毛、周和徐、陈对此管辖问题当然都是非常清楚。电文绝不再提凉州地名，当然是明确限制河西部队过早过快孤军深入地向古浪以远之凉州其他七县区域发展，确立以现地为中心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保证有足够时间（至少用一年内的3个月以上）以现地为中心、配合东北军建立根据地的当前行动方针——电文非常清楚地确定了：以现地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区域范围是从黄河西岸渡河区域到永登、古浪之线，永登、古浪之线就是当前过河部队向西进展具有天时、地利、人和战略安全保障的限制界限。红水以北、五佛寺和皋兰就是该根据地东面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名。毛、周接连两天发出的前面两份电文限制内容对张国焘来说是极为不满的，对下面一份电文关联内容的分析可以说明张的态度。电文部分重要关联内容如下：
“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1936 年 11 月 5 日 14 时） 笔者注：该电文内容严重违背毛、周前面两份电文指示内容的情况下，却不在同一时间发给毛、周二人知晓，这也是断定张国焘背着朱德发给徐、陈二人下面密电的一个重要依据。
“徐、陈： （甲）略----（戊）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己）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 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 们的任务，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动有何意见？请随时电告。 朱、张”
电文中：“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电文这一段内容强调要“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作出如此授权和表示，该授权表示内容根本违反“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的指示要求“——“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的行动方向是黄河以东，就是要随时在中央军委认为有利的时机和电文召唤下，迅速回渡河东、配合河东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绝不是不受约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授权。尤其是在王均、毛炳文部敢于离开靖远虎豹口和打拉池地域，投入关桥堡对我河东三个方面军的围攻时，其保卫会宁到靖远、打拉池后方老巢的供给线路必然兵力空虚，必会遭受五佛寺迅速回渡并重占虎豹口后的三个军回渡部队之严重打击。放弃一条山、五佛寺去“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就是釜底抽薪地放弃对靖远、打拉池王均和毛炳文部的隔河制约，使他们迅速转移兵力、加入对关桥堡、同心城我军的攻击战斗中去。总司令绝不会违反毛、周的意图而与张一起发出如此加重关桥堡、同心城我军于不利局面的电文，断定此电文必是张再次盗用朱之名称发出密令。“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该内容更是直接指令徐、陈突破和违反毛、周两天前电文中“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的限制——决不同意进一步占据除古浪以西凉州之七县地域，或明确要求兵力部署在古浪、永登一线以东到五佛寺、皋兰黄河边的限制范围。
“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中央军委方才作出“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以及“大的方向仍前不变”的指示要求，怎么会立即反其道而行之再作出“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此自相矛盾对河东我军战局极为不利的决定？在毛、周根本没有、也没有发电文明确改变原计划的情况下，总司令绝不会同意电文中对我军如此不利的逆反内容——尤其是在“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同意彭德怀战斗部署致一、二方面军并中央军委电 ”（A——11 月 3 日 1 时）刚发出才两天的情况下，总司令更不会同意张国焘发出“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如此破坏彭德怀当前对三十一、四军战斗部署的电文。因为林、朱、张之前所发电文中对三十一、四军的战前表示态度为：“同意德怀同志战斗部署的命令，四、三十一军的十个团已准备好了，士气极旺，随时可调前线作战，请动员全体指战员坚决作战。”该内容表明即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接通河西部队。而彭德怀在接下来的“前敌总指挥部命令”（A——11 月 4 日 17 时）中，已经分别将四军和三十一军部署在关桥堡西北和西王家团庄地域，加入消灭敌周、孔二师的战斗。分析张国焘11 月 5 日 14 时的电文（彭德怀对四军和三十一军部署命令发出不到一天）完全违反和背离毛、周之前对徐、陈两份电文的指示内容—— 即在永登、古浪、皋兰、红水以北、五佛寺地域范围内，三面扩大占领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内容，就可以知道：我们接下来分析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直接按照张国焘11 月 5 日 14 时密电内容制定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内容是根本违反毛、周电文要求和指示，先入为主形成西路军的重要纲领性策划文件。因此，需要认真分析研究之“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重要关联内容列出如下：
“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中央军委电”（A——1936 年 11 月 6 日）（注：该电文时间紧随在张国焘11 月 5 日 14 时秘密电文发出次日，电文一反常态地不发给朱、张。联系前面那份密电，显然该计划第一时间就不想让朱知道。避免身在同心城的总司令先于中央军委获知后，立即发电文来制止违反毛、周指示的行动计划，如此就会使徐、陈、李处于政治上和组织上极其被动的局面——这就是：如不执行总司令确实发来制止放弃五佛寺以及向凉州方向行动的电文，便会提前处于公开对抗总司令与中央军委的局面。第一时间不让朱知道电文内容这一反常做法，也反证了11 月 5 日 14 时电文是张背着朱发给徐、陈二人的密电。这就是当前不能让朱过早知道“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电文内容的顾忌。）
“军委： 甲、敌情：据先念电话称敌人位置： 一、马步青一、二旅各一个团固守一条山寨子，一团守景泰城，一团守芨芨水，马所率队由锁罕堡似退松山城，五佛寺有第三团四个营。 二、马步芳一、二旅各一个团位一条山附近；保安旅第六旅一条山北十里通中卫路上。 其一、二旅余各两团及三旅全部，经二十七师击溃，向镇虏堡、永登方向撤退（注：此时就可以乘机按照毛、周指示向永登、皋兰追击发展，却没有部署任何有效行动。）。四、五旅似仍在寺儿滩□□□一带。 三、连日战斗甚烈，敌伤亡两千以上。我二十七师排以上干部伤亡殆尽，不好补充，三十军子弹消耗七千余排（注：死守阵地等待几个旅敌军聚集进攻，会宁以来就如此被动。主动向永登、皋兰行动敌军没有机会如此聚集。一开始渡河就没有在运动中歼敌的高层策划，定远营、中卫不去，永登、皋兰不去，死守在狭小区域内待敌聚集攻击。）。 四、估计我军虽数次击溃敌，但因骑兵相当多，因地形关系，不能予以彻底打击，马敌尚可集中全力与我决战，因此我兵力不能分散，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三个军轮番前进向目的地出动，决定求野外消灭敌人，争取此次战役的胜利。 乙、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 丙、部署如下： 一、三十军为一纵，以占大靖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动，拟经永泰堡或寺儿滩向大靖前进。 二、九军为二纵，以占领古浪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由镇虏堡地区出动，经松山城、 干柴洼、红凉山向古浪前进。 三、五军为三纵，于七日夜开始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约于十一、十二日进中永泰、 红水地区，有监视一条山、景泰与寺儿滩敌之任务，尔后集结干柴洼、红凉山，对东南各方警戒，待三十，九军确到大靖、古浪后，有经土门取凉州任务。 四、 略（政治动员部分）------。”
“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这样直接对抗毛、周指示，撤走对靖远、打拉池敌军隔河制约的兵力，绝不可能会被中央军委复电批准。“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电文中根本就没有部署、后来也没有任何向平番（永登）的实际行动发生，显然就是一个虚假的幌子。要害是想要突破毛、周指示中限制向古浪以西的凉州所辖七县发展。谎称“遵军委电令”向凉州地区发展，对渡河部队进行虚假政治动员，这样的谎称内容中央军委必然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的谎言朱德看到后也会马上来电反对，所以该电文一反常态不发给朱、张。有这些编造的谎言和违规问题，中央军委复电不予认可是大概率的事件。“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面临被复电纠伪与否决的可能。下面一份电文就抢在中央军委复电之前，采取提前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先入为主的实际行动手段，釜底抽薪地制造西进凉州既成事实、实现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之目的。电文内容如下：
“徐向前、陈昌浩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致朱德、张国焘电”（A——1936 年 11 月 6 日 17时）（注：该电文又直接回避中央军委，仅发给朱、张，明显不让中央军委立即知道已采取对抗和违反毛、周指示的行动。就是要使中央军委没有复电反对情况下先入为主、釜底抽薪地放弃一条山、五佛寺两地——制造出既成事实的西路军及其第一步实际行动。）
“朱、张： 一、敌今猛攻我一条山阵地。因限于地形，不便出击。决将三十军在一条山、景泰、五佛寺一带部队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锁罕堡线，便击敌。 二、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明（七）日全撤收，拟于十日到打拉牌；九军、三十军、指直均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 三、到我处之外人确系红军，自称带九百骆驼驮送货给中国红军，现已被马敌截去。 四、我们明移打拉牌，二十五师今占锁罕堡，该地无敌。因不懂话，详情未问清。 徐、陈 ”
“决将三十军在一条山、景泰、五佛寺一带部队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锁罕堡线，便击敌。”——这一句内容非常清楚地反映出：11 月 6 日当天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写明的“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这一既成事实的行动就是事后给中央军委招呼一声，军委即使反对也不可能或根本没有时间或机会阻止该行动的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发出当天夜里就采取将五佛寺部队撤到荒草渠、锁罕堡（今兴泉村）线的实际行动，在五佛寺距离兴泉村步行约36公里，又与敌紧密接触的情况下，没有十个小时不能到达。这就是说：11 月 6 日 17时电文发给朱、张时，立即就要采取撤离五佛寺的行动。中央军委肯定被蒙在鼓里、不可能知道五佛寺当晚就会违反要求被放弃。因为当晚放弃五佛寺的电文根本就不发给中央军委。朱总司令在获知该电文内容时，五佛寺实际可能已被放弃撤离。这就说明：“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一开始制定的时候，就故意不留出中央军委复电后再遵照军委指示行动的时间。11 月 6 日 17时发给朱、张的电文，是什么时间？是否及时转发到中央军委还是一个迷。张若先拿到电文时，以他破坏“海打战役计划”的手段来看，很可能不会立即交朱阅览或立即转发中央军委。有一点肯定可以明确：中央军委看到转发来的电文时，放弃五佛寺形成西路军的第一步实际行动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徐、陈二人的电文就不存在，事后发给朱、张二人的批准电文事实上也没有，中央军委不会违心地批准一个釜底抽薪、直接对抗毛、周先前所发两份电文指示的计划。对他们一贯先入为主的政治错误中央军委此时只能愤愤地保持沉默。
我们再来看11 月 8 日“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电文中这一句话：“甲、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该句内容非常清楚地指出：王均和毛炳文部两个军的主力已经离开靖远、打拉池地域，加入到百公里以外关桥堡、同心城地域对我军的进攻。显然，徐、陈11 月 6 日釜底抽薪地采取撤离五佛寺不执行“以利后方交通”的错误行动后，王、毛仅需留下少量部队守卫靖远、打拉池地域，不再受五佛寺我军兵力制约的主力就迅速投入关桥堡、同心城一线，这就是兵力增强的敌军逼迫我军退入豫旺堡、山城堡、环县根据地的最不利因素之一。换言之：不撤离五佛寺，敌主力就不敢离靖远、打拉池地域而去，彭德怀之前关于关桥堡、同心城的歼敌电文中没有毛、王可得以验证。同时张国焘不采取第二次令四军脱离指定战场的破坏行动，彭对关桥堡、同心城战斗仍策划了击破胡宗南部两个师的命令。就在11 月 8 日12 时，毛、周所发电文中将这一歼敌指标下调为：“目前七天内仍求得于运动中打周、孔中之一个师。”，经六小时的11 月 8 日20 时，毛、周电文中又将这一指标调降为：“打法仍以待其前进为妙，就是一二个团也好。惟不必待周、孔两师，打一个师亦好。”短时间内电文中这些战局不利变化的内容都反映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撤离五佛寺的错误行动对战局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换言之：毛、王主力不增进到同心城、关桥堡，胡部留驻这两地的兵力就不能进入我根据地，兵力不足就不可能造成我军迅速退守到山城堡、环县地域的不利局面。
10、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几个重大前期错误
第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放弃五佛寺远离河东我军主力西去后，一周内就造成河东、河西我军主力分别被敌压迫，相隔近350公里（古浪到同心城）无法互相配合支援的被动局面。西路军一开始就失去天时地利人和之军事地域优势——放弃在永登、古浪以东三面扩大占领区域，配合兰州于学忠部就近获得物资弹药资助，利用黄河即将封冻的有利时机返回河东呼应关桥堡、同心城地域我军作战的地域优势。盲目西去远离河东我军与兰州东北军、陷己于孤军深入不具天时地利人和之险地。对于徐、陈10月27日就希望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的错误要求，早在“中央军委对朱德、张国焘10月27日电的复电”（A——10月 28 日12 时）电文中即明确表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 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西路军后来发生的实际战斗局面，确实就是“分散作战削弱，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的真实写照。西路军作战从始至终都不能创建出一处稳固根据地，犯下轻敌冒进的重大政治军事错误。
第二个重大错误是：主要领导人误判一条山、五佛寺战斗敌军重大伤亡后，已不能对西路军造成本质伤害的结论。因此根本没有或不重视坚决打击消灭尾随敌军的事前部署，反而使敌人抓住可乘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对红九军（六千多人）一路进行立足未稳状态下的长途尾击进攻，致使九军主力经干柴洼、横梁山、古浪三战后即人员伤亡减半，元气大伤。致使占领并巩固战略要地古浪地域的局面严重受挫不能实现。特别要注意的是：干柴洼是通向永登和古浪的一个三岔要道，干柴洼到锁罕堡和永登步行都是70公里左右。红九军到达此地就可以向西南面永登前进，对青海马步芳老巢民和、乐都及兰州形成直接威胁。也可以向西北面古浪前进。尤其是：马步芳在一条山、五佛寺、锁罕堡地区与西路军激战的四个多旅及民和、乐都等青海民团，都是从永登经干柴洼加入到一条山、五佛寺、锁罕堡地区的战斗。马步芳这几个主力旅及民和、乐都等青海民团绝不会让九军无阻挡越过干柴洼这个关键的三岔要道，让九军向永登方向前进、去抄他们的老窝。考虑到这个关键问题，徐、陈必须事前部署九军在锁罕堡、干柴洼之间对尾随运动之敌设伏进行坚决打击，不消灭或重创尾随之敌必受其害。九军急行军直接进驻干柴洼这个四面是山、易攻难守、不利于六千人顺利展开的狭小险恶之地，是何等轻敌且犯下兵家大忌。最终在敌军一万多人攻击下，损失200多人，九军军部几乎险招敌人攻破，军部作战科长刘培基在第三次对敌反击时英勇牺牲。更严重的问题是：尾随敌军白天在飞机大炮轰炸下发起进攻，干柴洼血战夜晚不能休息的九军向90公里外的古浪行进，中途在横梁山又进行一次激战。险恶局面正如秦基伟所述：“我们是两条腿，敌人是骑兵，四条腿。我们白天也走，夜里也走，不停地走，拼命地走。敌人夜里舒舒服服地睡个觉，天亮骑上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会就把我们追上了。”九军从锁罕堡到古浪前进160公里过程中，饥疲交加、天寒地冻、一直处于不得休息的疲惫被动局面，与右路军相隔的距离根本不能互相增援。即使求援电文发到徐、陈处，大山与距离的阻隔也不能实现任何有效增援。九军到古浪遭致重大损失人员减半后，徐、陈仅仅派出一个团来接应，说明整体兵力分配已经不能实现对古浪这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只能无奈地撤离放弃。避免第二个重大错误的措施之一是：九军必须在锁罕堡到干柴洼之间精心组织对尾随敌军的伏击和重创打击——不仅徐、陈根本没有这样的部署，李聚奎回忆：这期间王树声与九军领导人之间还发生严重失和争议，没有一致协调行动。方法之二就是：徐、陈应该在九军离开锁罕堡前，就安排策划一个团兵力，监视是否有尾随九军的敌军行动；若发现有运动尾随之敌军，即在中途有利地形配合九军给予打击——此乃策划重创青海马步芳主力的最有力时机和方法。方法之三就是：左右两路军景泰附近分兵之前，先对永登、皋兰地域组织既定的军事行动，吸引马步芳尾随敌军几个旅及民团回防到兰州、永登、民和、乐都一线，造成凉州、古浪地域仅为马步青的少数兵力驻守。极度轻敌迫切西进凉州的轻浮想法，使他们根本不想用足够时间部署或采取这些费时费力的战略安全措施。从秦基伟对陈昌浩当时的一段讲话来看：
“ 【同志们啦，掰着指头算一算，马家军有多少人啦？再掰着指头数一数，我们每个人带了多少子弹啦？一颗子弹消灭一个马家军，还剩多少子弹啦？】咦，乍一听，他这个算法还挺鼓舞人心的。是呵，我们也有几万人呀，每人少说有十发子弹，那不就消灭他几十万了吗，青海、宁夏两省的马家军加起来也不够消灭呀。”——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西路军第一领导人陈昌浩当时的轻敌冒进思想是多么严重和天真。所谓骄兵必败、英雄末路！他这样的想法必然一开始就对战局指挥策划以及具体行动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不良影响。对第三个重大错误的分析可以更深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第三个重大错误是：九军指战员在古浪与优势敌军进行了三天浴血战斗，损失极其惨重，竟然没有得到近在50公里以外之徐、陈指挥部派出的任何兵力救援。此乃西路军战事中一件咄咄怪事！对“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行动方向致中央电”（A——1936 年11 月 17 日 8 时）这一份电文进行分析可以透视这个问题。电文部分关联内容如下：
“洛、毛、周、朱、张：（一）现九军主力在古浪，一部红凉山，五军在大靖、土门，三十军在凉州附近，直指到大河驿。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九师、骑一师今晚出动向永昌进，八师移城，五军九军均于十八日晚移动，二十日我军均到凉州以西到永昌线上，尔后即速以（八十）九师、骑一师、五军出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九军、（八十）八师奠后，尽量控制永昌以东地区，相机击来敌。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二）略-------。”——电文中地名大河驿（今武南镇大河村）即徐、陈指挥部，距离古浪步行约50公里。在九军已经激战到第二天的时候，该电文内容中根本没有考虑要增援古浪的意思。难道九军根本没有汇报古浪战况或他们不需要支援吗？徐、陈也一点没有过问吗？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古浪的特别重要性在于：青海马步芳的后续人员物资供给必须经由古浪到凉州，占据古浪就将尾随九军的马步芳主力阻断在古浪到横梁山之间。通过西安-兰州-永登-古浪-凉州-新疆的交通运输线被阻断。九军在古浪和敌马步芳主力混战于一起的时候，正是奔袭歼灭几十公里外马敌主力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由激战第二天的上述电文内容可知：徐、陈根本就没有部署相关兵力消灭九军古浪尾随之敌的统筹考虑和想法。尽管九军一直在和尾随敌军作战，到古浪时已经疲惫不堪。“五军九军均于十八日晚移动，二十日我军均到凉州以西到永昌线上，”——这部分内容清清楚楚地说明：九军激战到第二天的时候，徐、陈考虑的问题是：要求九军十八日晚放弃古浪，两天内绕过凉州到达凉州以西的永昌附近。九军若不放弃古浪，不可能在二十日到达凉州以西的永昌线上。徐、陈11 月 17 日 8 时的这个极度轻敌的错误安排，致使九军指战员在古浪血战三天、到11 月 18日晚都没有得到近在几十公里内兄弟部队的任何有效援助。“五军九军均于十八日晚移动”——该内容表明：徐、陈根本没有把古浪这个战略要地的战斗当回事。他们肯定轻率认为：在古浪发生战斗的敌军不足以对九军造成大的麻烦；否则，不会激战到第三天都没有向古浪派出任何有效增援部队。徐、陈当时的极端轻敌思想，是造成九军重大伤亡不可推卸的一个主要原因。古浪一战九军减半，纪念怀念无畏牺牲的英烈，不能遗忘和回避重大责任者的历史错误！“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这一句话反映出的前进速度说明：仅安排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从五佛寺到达1300里以远的肃州，中央军委给出的一年期限就如此轻率和轻敌地进行策划安排。马家军在他们的心里是何等的不堪一击！下面我们来分析中央和周恩来对他们轻敌冒进策划安排的指示和要求。相关电文“林育英、朱德、张国焘等对西路军行动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1936 年 11 月19 日 19 时）的部分重要内容列出如下：
“徐、陈：甲、恩来同志昨到洪德城，对你方行动有如下意见：（一）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面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二）略------。”——电文该部分内容中对当前行动的一个明显指示和要求就是：不同意放弃民勤、古浪、土门这些凉州以东宽广而重要的过渡回旋区域。17 日 8 时徐、陈的电文是彻底放弃了上述地域。周恩来这个指示要求也是针对前一天：“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1936 年 11 月 18 日18 时）这一电文内容中：“徐、陈：甲、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这些重要指示和要求内容的具体补充。特别是针对：“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具体强调不能完全放弃民勤、古浪、土门这些凉州以东回旋余地大的宽广区域。笔者如此分析就是要引起读者注意：徐、陈在11 月 17 日 8 时发给洛、毛、周、朱、张的电文内容中，已经准备彻底放弃这些凉州以东回旋余地大的宽广区域。实际发生的历史情况亦已经表明：徐、陈丝毫没有考虑并按照周恩来和中央指示要求进行相应的行动部署。而是极其轻易错误地放弃了民勤、古浪、土门这些凉州以东回旋余地大的宽广区域，置全部西路军于凉州以西对“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之地域。这就是严重轻敌的西路军领导人犯下的第四个重大错误，也是他们早期所犯最致命的重大政治军事错误。笔者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我们先分析三十军军部警卫员盛先传的一段极其重要的回忆内容如下：
“我们正在永昌奋战时，“西安事变”（注：西路军全军集中在凉州以西狭小地域受强敌进攻已二十多天，在八坝、四十里铺等地苦战遭受重大战斗损失。）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部队，说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这时，中央发来电报，叫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总部命令部队东进，当我们部队东进至武威的西边时，二六三团的战士看见一个堡子的门开着，进去一看，发现堡子里面住的全是敌人，轻机枪架在地上，人都睡在炕上。因为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打，就派人去师部请示打不打？师部说：“打！怎么不打。”师部的命令还未传达下去，敌人已经发觉了我们，把堡子门关了，并用机枪射击我们。敌人的机枪一响，所有的敌人都打开了，使我们失去了歼灭敌人的一次好机会。原来敌人已经从祁连山脚下（注：属古浪地域）一直拉到北面的沙漠边上（注：属民勤地域），以武威为中心，构成了一条封锁线，蒋介石嫡系部队杨德亮补充旅也开到了武威。由于先头部队没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我们过不去，只好倒回西进。”
“总部命令部队东进，当我们部队东进至武威的西边时，二六三团的战士看见一个堡子的门开着，进去一看，发现堡子里面住的全是敌人，轻机枪架在地上，人都睡在炕上。因为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打，就派人去师部请示打不打？师部说：打！怎么不打。”——其中发生的这一段历史事实表明：西路军第一次东返面对曾经血战一个多月的敌军时，竟然因为没有上级的命令就不敢向敌人开枪。这清清楚楚地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极端的轻敌和严重失职所致，对于东返这样关系全军安危的重大军事行动，事先甚至就没有对指战员们进行任何必要的行动过程指导和思想政治动员。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造成的极其严重后果就是：“由于先头部队没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我们过不去，只好倒回西进。”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回忆中根本没有提及。三十军军部警卫员盛先传回忆是否有错？首先盛先传这个人由陈云推荐去苏联接受过一年多特工训练，苏联飞机空投到兰州为我党做过多年的秘密情报工作，解放后曾任兰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天水市民政局局长等职，他所述的情况就是在三十军军部时亲历的事件。此事件不会有误。
“先头部队没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我们过不去，只好倒回西进。”——换句话说：先头部队没冲破敌人封锁线，就无法从凉州西面回到凉州东面的永登、古浪、民勤等宽广回旋地域——毛、周之前电文明确限制突破的界限和区域。这就是盛先传回忆此事所反映出的重大本质问题。我们再来回看11 月3 日 22 时毛、周电文内容：“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前面已经分析过该电文内容明确要求西路军行动限制在永登、古浪以东地域。即不能进到凉州以西管辖地域。徐、陈不遵守毛、周电文这一限制要求、一意孤行地全军深入凉州以西地域。再对比盛先传回忆的这件事情，实际就是不遵毛、周11 月3 日 22 时电文指示内容时起，直至“西安事变”后所发生的极其严重后果。其严重性就是：西路军不仅第一次东返不能突破凉州到古浪的这条封锁线，之后西路军再也没有能够突破这条封锁线——尽管西路军拥有众多英勇善战的将士和指挥员。这就是笔者前面为什么断言：此为西路军领导人犯下的第四个重大错误，也是西路军早期最致命的重大政治军事错误之原因。
“先头部队没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就倒回西进”——表明西路军战斗力最强的三十军经过激战后都已经无力战胜当面之敌、突破凉州到古浪的封锁线。徐向前回忆中谈到在凉州以西的永昌时，他就与陈昌浩发生了严重分歧，他已经意识到劣势情况下的西路军正处于优势敌军的主动攻击中。陈昌浩却仍然错误地认为敌军主力受到沉重打击后处于被击溃的劣势，为此二人曾经当着警卫员李培基发生激烈争吵。李培基对此事的一段深刻回忆内容为：“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你的估计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基本击溃’要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但现在呢？是敌人在进攻我们，我们在防御敌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二人发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将帅不和将累死三军，竟然都没有直接或主动向中央军委或朱、张总部报告这个重大分歧。陈昌浩一贯独断专行、极端轻敌的多次错误做法就使西路军的处境越来越糟。徐向前当时最应该做的一件正确事情就是：以他个人名义直接发电文给中央军委或朱、张总部，要求西路军立即返回凉州以东古浪、永登、民勤、土门这些易于与于学忠接通的安全地域——在没有遭受重大战斗损失之前。遗憾的是：西路军指挥部在永昌一住就是一个月之久，为死守和保卫永昌，指战员们在凉州以西的狭窄区域与主动进攻的优势敌军激战一个月之久。兵居坚城之下、遭受重大损失，根本就不具有或丧失了突破凉州封锁线而东返的能力，此乃犯兵家大忌。以至后来兵疲力乏损失惨重，将士们极其英勇顽强，也无力突破凉州以西这道已经被严密加强的封锁线。
我们接着来分析“毛泽东关于西路军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及准备棉衣、鞋袜、弹药等问题致周恩来电”（A——1936 年 12 月 24 日 24 时）这一份电文中的重要相关内容：“⒈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⒉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分析该电文内容就可以更深入揭示：凉州、古浪、永登封锁线在军事上的重大作用。进一步明确急迫突进凉州以西的重大错误，理解毛、周限制在古浪、永登一线东部地域行动的重大战略安全考虑。
“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该段电文内容中：“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清清楚楚地表示出：永昌到古浪之间的凉州所具有的特别重大军事地理位置，离永昌东部约70公里的凉州就建在控扼河西走廊这一条大道东部的口子上。不仅从永昌到古浪必须经过凉州这座坚固古城，从永昌到到民勤、永登、景泰、兰州或凉州以东任何区域，都必须经过凉州这座坚固古城。在凉州以东没有彻底对尾随敌军主力进行有计划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九军激战古浪三天是奔袭古浪之敌的最佳时机），西路军全军进入凉州以西狭窄区域的这一条大道两旁，就是提前把自己装进了一条约70公里长的狭窄口袋阵——永昌到凉州间南北都是不便大部队行动的山区或沙漠。西路军主力在凉州以西大道两旁的四十里堡、六坝、八坝等地死守阵地、与主动进攻之敌进行了长时间激战，就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无法获得弥补的人力物力消耗战。敌军却通过兰州-永登-古浪-凉州大道源源不断地将物资兵员输送到凉州这座重镇——定远营、中卫、民勤等地的人员物资也就近为凉州所用。周恩来指示徐、陈以一部（一团兵力足够）向凉州以北民勤行动，就是要隔断凉州以北的人力物资来源。民勤当时是西北有名的沙漠绿洲和物资集散地，民勤拥有的骆驼数量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西路军的物资和伤病员运输问题。1951年，慕生忠将军指挥拥有两万多头骆驼的物资运输队进军西藏，其中有一万多头骆驼来自民勤。在唐古拉山的极高寒夜晚，就是躲在骆驼胸前的长毛下来规避严寒。不去民勤获取宝贵的越冬物资、反为凉州敌军所用，是极其严重不智的失误。周恩来指示：一部向土门、古浪方向，相机消灭古浪来敌。就是要阻断来自凉州以南之兰州-永登方向的来援物资兵员。此方向是敌人员物资最重要的来源，不击败古浪来敌，就不能断敌人员物资来源、达成孤立围困凉州的目的。土门方向是拒止西渡黄河的毛炳文部不使其靠近。“兵力大部向凉州、永昌集中”就是对凉州形成严密的军事经济围困——大部兵力集中凉州、永昌作为民勤、土门、古浪方向的后备增援。只有在这种主动安全的局面下，才有足够时间充分发动该宽广区域内的群众，在永昌、凉州、民勤、古浪、土门地域建立稳定可靠的根据地，才有进一步经永登、皋兰联系凉州于学忠的可能。山城堡战役胜利后，毛炳文部奉命渡河回撤靖远，防止河东我军乘胜突破胡宗南防线，进入打拉池、靖远区域。土门方向西路军获得向景泰、皋兰、永登发展的极好机会，实现接通和联系兰州于学忠的目的。笔者强调用足够时间充分发动该区域内的群众，就是要衬托出陈昌浩轻敌冒进、急功近利、指挥全部西路军在不到半月时间内（11月7日到11月20日）急速进入凉州以西-永昌狭窄区域的重大军事政治错误。12 月 24 日 24 时电文中这一句内容：“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要求于学忠部到古浪与西路军夹击马敌，于学忠部必然就要经过永登才能到达古浪。对比之前毛、周所发电文中“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这些相关内容，徐、陈当时违反“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的重大错误表露无遗。遵照毛、周指示占领永登、古浪之线，就可以随时与于学忠部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此行动要求为重大安全保障考虑。他们后来迫切要求于学忠经永登到古浪配合西路军东返，正好反证了他们过去不遵毛、周指示的严重军事政治错误，导致现在面对的极端困境——陷己于不具天时、地利、人和之险境。在占据永登、皋兰后与于学忠联系的重大安全关系，本文前面已经做出了相当详细分析。现在则可以更深入明确地体会前面分析过的情况。
我们来看“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军事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1937 年1 月 25 日 24 时）电文中的部分重要内容：“杨旅只一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部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这部分内容中明确指出：黄河靖远到兰州之间已经结冰，解冰在一个月以后。这个时间点距离11 月 6 日 徐、陈放弃五佛寺差10天三个月，这说明遵照毛、周指示：在古浪、永登、皋兰、五佛寺地域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与兰州于学忠配合建立根据地，只要利用“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给出一年期限打通远方的不到三个月的部分时间，就可以使西路军在黄河边处于非常安全的局面。实际上西安事变12月12日（放弃五佛寺仅一个月零6天）发生后，于学忠就可以公开援助进到永登、皋兰的西路军并联合采取行动。遗憾的是：西路军全军此时已经在凉州以西受到优势敌军攻击，损失严重，无力突破凉州封锁线，演变出重返倪家营子、兵败祁连山的重大历史悲剧。分析到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到为什么说：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政治军事错误路线的最后失败。其惨痛代价是牺牲了许多英勇指战员的宝贵生命！
本文分析要点汇集：无论是南下百丈关，还是反对“静会战役计划”、假传中央军委命令、要求四方面军全军过黄河、密令四军和三十一军放弃打拉池和狼耳子沟区域、先入为主地放弃五佛寺等错误行动，其过程都是与中央正确路线对立的过程。其行为都是违背党纪党规的非组织行为。张国焘政治路线在与正确路线发生对立时，就体现出谋求个人与小集体利益的特点。为谋求个人与小集体利益，就不惜采用旧军阀的惯用手段——把应该置于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的四方面军人民军队，当做个人与小集体的私产而采取非组织的错误对抗行动。甚至发展到成立“伪中央”、武力通缉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地步。张国焘军事路线从来就不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战略胜机原则，不考虑依托巩固根据地的作战。为回避北上与强敌作战，就反对“夏洮战役计划”，造成南下百丈关的重大损失。为躲避与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的作战，就破坏“海打战役计划”和“宁夏战役计划”以及联合抗日的方针。造成敌军深入陕甘宁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损失。以致于最后错误地指挥西路军全军急速进入凉州以西不具天时、地利、人和的狭窄危险区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招致西路军的重大失败与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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