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走向，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这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从其发生起，当代几乎每一种政治势力就有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所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都说出了一部分原因，但都不完全正确；都不能真正全面解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视一切客观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巴黎公社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终于找到的、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形式。虽然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砸碎官僚制。列宁将巴黎公社的原则与俄国的国情相结合，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结果，形成了一党制。在一党制的体制下，代表候选人提名只决定于执政党领导人，也就是政府官员；名义上的苏维埃的人民的代表的候选人提名实际上等于是上级官员提拔任命产生；政府官员的意志也就决定了苏维埃多数代表的立场。作为代议机构的苏维埃成为政府行政机关的登记机关，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像皮图章；列宁抨击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所有那些毛病全都出现了，苏维埃的一切决议事实上都是在官厅里或司令部里做出的。结果，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却是等级森严的官僚制。
在等级森严的官僚制体制下，凭借着掌握和垄断的社会资源，行政官僚们享受种种特殊社会福利和高薪特权。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可以随时制定只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政策和法规，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农民。自30年代起，苏联就实行高薪制，1934年政府官员享受的最高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比例约为30比1；而到1953年则为50比1。而且，由于苏联普遍实行兼职制度，一个人可以兼职几个职务并领取这些职务的全部薪金；此外，还实行向领导人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的制度，即众所周知的“大信封”（钱袋）制度；其数值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是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而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的特殊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它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特权，包括在专门的商店和组织得很好的内部商业系统低价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高档商品；为领导人专门修建的高档别墅；还出现了在禁猎林区为某些爱好狩猎的领导人组织狩猎的现象。
特权必然扩大到各级官吏的家属。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官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为权贵的子女保留的。这些学院虽然不属于秘密性质，但从不列入每年公布的高等学校招生手册。在当时的苏联，能出国的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因为是“红色作家”的榜样，而被安排在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在这里他“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普通工人们还要为谋取面包和住房而努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党政干部们可以制定只对干部及其家属和亲信们有利的各种政策，享受着大大高于普通工人的各种特殊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这样也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变成实质上的按官职分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住房最好的、面积最大的肯定是党委书记和厂长；有资格分上福利房的至少也要副科级。普通工人们想要获得福利住房一定要先学会巴结领导及其家属和亲信；否则永远也没有份。官场流行的厚黑学纵横术关系学成为每个中国青年走向社会走向人生的第一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连工人阶级也不再留恋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罗曼·罗兰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对苏联党和人民之间会出现“危险和紧张的关系”而感到担忧。担心苏联会出现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在苏联，这个特权阶层在30年代已经形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资供给的丰富，以及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特权阶层不断扩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据俄罗斯学者的估计，这个阶层当时已经有50万人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约占全国人口的1.5%。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体制。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特权官僚阶层依然日益庞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没有受到触动，反而有所发展并成为赫鲁晓夫的敌对势力。赫鲁晓夫自己也最终被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作为保障其利益的栏路伴脚石踢出政治舞台。而他的继任者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把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著名的乌兹别克黑手党，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和残害。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人们才知道真相。原来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就是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而其在莫斯科的主要后台，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人员委员部第一副部长邱尔巴诺夫。有这样硬的后台，难怪老百姓对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无可奈何。
特权官僚阶层和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执政党的领导层思想缰化、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苏联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低于西欧国家。而不顾自身的这些弱点与远远强于自己的西欧北约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并耗费大量政治经济实力向阿拉伯和非洲等地区扩张，无疑导致雪上加霜的困境。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强国防是保卫无产阶级胜利果实的需要。那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苏联的核弹头由原来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发展到超过美国的二分之一。陆海空军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为了谋取世界霸权，70年代苏联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达5000亿卢布，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40多个，成为地道的军事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这种备战型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其军费开支和美国不相上下。美国的财政赤字、投资不足可以通过吸收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得到缓解，而苏联只能靠压缩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和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来解决。而此时，正是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由于对技术改革投资的不足，导致苏联完全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从而在技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65年至1981年苏联军费增长了3.75倍，占苏联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因此，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看，苏联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就钢铁生产而言，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钢铁的比重是美国的十几倍，在苏联的经贸体系中，绝大多数军事工业集在俄罗斯，就莫斯科地区而言，就有将近90%的军工企业。而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产品的很大部分，就是几千枚核弹头，沉淀和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潜力。而与此同时，与美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军备竞赛却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而无力进行。最终在星球大战竞争中落后于美国。过于沉重的军备负担和对外援助，使生产投资减少，有关人民生活的农业、轻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5%左右的低水平，达到30%的仅3年。由此导致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在波兰，盖莱克执政时期，不顾本国有限的外汇支付能力、原材料的供应及生产需要和可能性大规模借外债并用这些外债引进西方国家专利和技术。而在专利和技术的具体使用上采取盲目引进、盲目投资，导致基建规模过大，建设周期过长，投资经济效益极差，导致因未投产的项目所积压的资金达800亿兹罗提，而要完成这些项目还需投资1300亿兹罗提，导致国家的债台高筑。同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由于对经济形势估计错误并在计划经济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外债达200亿美元，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涨率高达20%以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小国长期推行苏联式的工业化计划，导致人民的不满长期累积，最后演变成全面的社会动乱。甚至就连像阿尔巴尼亚和朝鲜那样的最穷的社会主义小国，也长期把军备竞赛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精力用于修筑碉堡或先军政策，而不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结果导致内部危机重重。这些因素是导致苏联东欧集团各国陷入冷战后期严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当然，对于陷入困境的苏联来说，还可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和宣传世界革命来转移对国内经济停滞和特权腐败现象的注意力。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影响了国内经济时，这种同仇敌忾，就会转化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进而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提出了“党本身要进行改革”的思想。他说，苏共领导方面的停滞不前已经十分明显。纪律松弛现象比比皆是。许多身居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违法乱纪。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某些人成为犯罪者的同谋甚至成为犯罪的主谋，已经引起群众的愤慨。戈尔巴乔夫认为，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关系都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列宁及其战友们通过多年努力培育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传统丧失了。党员平等的原则遭到破坏，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党的活动内容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戈尔巴乔夫确实看到了苏共存在的弊端和在苏联人民与苏共党员中已经引起长期不满的问题。这也正是在改革初期一度拥有90%以上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开始了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过渡，政治上实行多党制民主化改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吸收，而是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结果在知识界学术界某些人的诱导下自觉不自觉地逐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全面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使得本来可能会成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全面失败，从而导致苏联全面解体。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决不是他个人的行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恰好正是反映了共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在主动的和被迫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特殊利益集团扭曲改革进程，从而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不落空”现象；在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的调整过程中，都首先不会落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在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卖文凭这每一次改革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要环节。由于他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在改革中总是处于决定性的优势，并且总是按照他们自己个人经济利益的需求操纵、左右和扭曲改革的方向。通过不断地侵犯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使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各级官员手中。因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之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国家在事实上已经变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上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掌握着上司赋予的权利，于是随着社会公仆日益脱离工农大众上升为社会的主人，随着这些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在历次改革中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从而悦化变质成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就逐渐名存实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也就成为束缚，不便于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掠夺社会财富；于是，徒有其表的社会主义躯壳一遇政治 “地震”便轰然倒塌。西方国家的政论家曾指出，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党政官员，是剧变的最大的受益群体。剧变使他们依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他们借制度转换之机，塔乘上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阶层到资产阶级的直通车，把原来表面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利变成了实际的个人私有权。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总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成了该公司的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匈牙利，匈党除原领导人卡达尔一人之外，其原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全体成员，均成为巨变后匈社会党领导人。在罗马尼亚，当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由清一色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干部组成的救国阵线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罗马尼亚。巨变后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仍然是由保加利亚统一社会党干部所组成。甚至在战乱中的塞尔维亚，其政权依然控制在由原执政党南共联盟的官员组成的塞社会党手中。而前南斯拉夫解体时，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居然是“铁托的游击队员”；但正是他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在波兰，工人阶级与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彻底决裂，由此导致受西方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领导的团结工会：这个实际上是列宁揭露过的那种英国工党式的“由工人作为党员但领导层是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领导的党”彻底推翻统一工人党政权。在东欧一些国家，虽然这些前执政党甚至一度丢失了政权，但很快又重新轻易地战胜了昙花一现的民主派，重新成为执政党。这不是偶然的。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必须彻底开放党禁，允许公民自由组织政党，逐步实现多党平等竞选；并且准许公民自由出版书籍、自由出版报刊和自由地办媒体，将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不是通过法律赋予的执政地位予以保证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肯定能赢得多党平等竞选的胜利。因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党凭借严密的组织统一的纪律已经凝聚起全部的力量、制定了符合实际符合国情的纲领、战略和策略、由在人民中具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导人的领导的。毕竟人民不可能选举自私自利的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通过党的建设予以保持的。失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即便是有法定的执政地位，迟早会丢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因此资产阶级拥有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他们通过“直接收买官吏”或者“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决定着政治法律制度，使民主政治局限于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剥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当已经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后，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那种由少数人用来剥夺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并统治多数人而产生的军事官僚制国家机器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国家已经转化为一种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西了。作为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这个普照之光，在始终影响着个体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当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剥削阶级思想不会因为旧制度的灭亡而立即消失，它必然要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无论多大，它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反作用的性质、程度的大小和反作用的后果，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能把它无限夸大。
科学社会主义给予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真正的道路。争取受剥削受压迫劳动者的民主和自由，曾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发动进攻的旗帜。然而，自十月革命出现了苏维埃国家之后，历史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对其政治代表产生了盲目信赖，导致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程度地拜倒在一个又一个神像底下：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泽东、越南有胡志明、朝鲜有金日成、罗马尼亚有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有霍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被人们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是人民大救星”。 “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为我们的权利保障代言”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当工农大众把共产党人捧上上帝的宝座而自己匍匐在地听凭摆布、而不是警戒和提防他们时必然沦为奴仆；理论上把共产党人置于阶级之上，在实践上必然给予他们以种种特权。旧制度的传统是深厚的；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回到了右的和极右的文化传统和作法上面，轮回到专制制度中去了，还自以为是最革命、最左的。无论是肃反，还是文革，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还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其教训都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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