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既能造世界上最长的桥，也能造世界上最高的桥，虽然路桥工程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不过提起“大桥”二字，能称为共和国记忆的，还得数南京长江大桥。
上世纪70年代，周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1927年，美国桥梁专家来南京实地勘察后称：在南京造桥，不可能。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曾希望与苏联共建南京长江大桥，但后来则因中苏关系破裂而未能如愿。此前苏联曾帮助中国建设了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南京的工程条件比武汉长江大桥要复杂得多，可谓世界级难题，但中国人还是决定迎难而上，用当时的话，叫建“争气桥”。后来这座桥梁不但建成了，而且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曾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因此，这座桥梁的建成，可以说是当年我国走独立于美国和苏联的道路的一个缩影，将其称之为奇迹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2017年8月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南京长江大桥依然令国人骄傲》为题报道：
“中国或许拥有世界上最长和最高的大桥，但论创新，它们均不如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建成于中国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双层大桥，1968年通车时就被誉为有开创性的突破。”
“‘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负责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鲁安东表示，他希望记录历史保存大桥的遗产。”“他说：‘这座桥梁是文革时代公认的成就之一。它既是一座政治纪念碑，也是技术和历史成就的象征。’”(见《参考消息》2017年8月3日第15版)
关于南京长江大桥，还有一则鲜为人知的史实：它曾为中国的核潜艇研制立下了一个大功。
“两弹一星”的“两弹”指的是导弹和原子弹、氢弹。导弹是“枪”，原子弹和氢弹是“子弹”。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通过飞机投掷的原子弹，误差不小，而且面对的是基本丧失防空能力的日方。因此，自此以后，通过导弹发射就成了主要方式。至今增强核威慑的能力还是不断研发更先进的导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还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导弹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就是导弹核武器，有了导弹才能使核弹头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用潜艇的水下发射对敌方威胁大得多，因为这种潜艇采用核动力，可以长期在水下航行而不用浮出水面，使潜艇的机动性、隐蔽性和作战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54年1月21日，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在美国柯罗顿市港口下水。继美国之后，苏联也开始制造核潜艇，大约在1958年建成了第一代反潜鱼雷核潜艇，1960年拥有了导弹核潜艇。英国和法国则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成了核潜艇。而美国从1955年起，平均每年建造7艘核潜艇，到1970年已有100余艘核潜艇装备部队。
面对新的核威胁，中国也决定制造核潜艇。开始，曾希望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帮助我们进行研制，但遭到了拒绝。赫鲁晓夫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1958年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主席曾经向我提出帮助他们制造核动力潜艇的要求，我对他这种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我诚恳地告诉他，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据史料记载，毛主席当时就愤怒了，对赫鲁晓夫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要自己搞。”之后，毛主席向国防科技部门发出了震撼天地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于是，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即中国舰艇研究院，时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的刘华清出任院长，开始了核潜艇的早期研制工作。
1959年7月，海军党委六次全会在大连举行，会议主要研究海军装备建设问题。会议期间，钱学森应邀为与会者讲授导弹、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并分析了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在海上作战的前景，这就是导弹核潜艇。之后，钱学森还多次为有关科技人员讲授核潜艇方面的知识。经过反复研究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海军和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在取得核动力装置应用的实际经验后，再搞导弹核潜艇。这个研制方针得到了中央批准。核武器、核技术、核潜艇等本不是钱学森的专业，但鉴于它们和导弹的密切关系，钱学森对这方面的科技发展也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
从1967年到1969年，钱学森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见。1969年，为了加强核潜艇研制的领导力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先是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任组长，后由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接替。钱学森是领导小组成员，后又被任命为领导小组副组长，直接参与了核潜艇研制的领导工作。1970年7月18日，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座潜艇用核反应堆。同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胜利下水。钱学森出席了下水典礼。鱼雷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为正在研制中的导弹核潜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从水下运动的潜艇上发射导弹，不是简单地把陆基导弹搬到潜艇上，而是要针对潜艇有限的空间和活动特点，解决导弹推进系统、导弹小型化和水下发射技术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技术难度非常大。其中最大的一个难点是：导弹是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的，它在弹射时会不会把潜艇砸了?这不是没有先例的。美国在进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时，就出现过导弹弹射后落下来把潜艇砸扁了的情况，损失惨重。后来经过大量的投资，一步一步发展到海下固定和移动发射台试验。最后，才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试验。这对中国来说，投资大，耗时长，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研制团队开始组织科技人员在全国寻找适合进行试验的水池。他们先后去了青海湖、太湖、云南的抚仙湖……。有的湖泊被选中了，然而要在几十米深的水下搞一套检测设备，等于重新建造一个测量基地，耗资巨大，况且水下施工难度很大。“干脆挖个大水池!”有位领导拍板了。于是，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大批工程兵开始建造人工湖。根据试验要求，湖深需要达到100米。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准备研制大功率的“人工造波机”，以模拟海洋环境。这个工程耗资巨大，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不一定可行，造湖过程也困难重重。
钱学森提出了反对意见：“难道不这样做不行吗?”
“不这样做，又怎样做?”有人反将了钱学森一军。
“依我看，进行超越常规的科学试验是可以考虑的。”钱学森回答。
“超越常规?这是冒险!”钱学森被扣了一顶“帽子”。钱学森没有退让，镇静地说：“用超越常规的方法搞科学试验是要冒险的，但是，不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照搬外国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我很同意总体设计部同志的意见，我们可以不搞人工湖，我们也搞不起人工湖!我们应该开动脑筋，大胆突破，摸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路子，拿出自己的办法来。”接着，钱学森详细介绍了可以代替人工湖方案的几种设想。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采纳了。在黄土高原上建造人工湖的工程停了下来。
这时，研制团队具体负责人黄纬禄提出了一个“超越常规”的试验方案，在刚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试验。他把这个设想向钱学森汇报后，得到了钱学森的高度肯定和坚决支持。钱学森当即把总参、海军和七机部的有关人员找来，研究部署这项没有先例的科学试验。后来设计团队的科技人员谈起这件事，一直称赞不绝，认为黄纬禄的设想绝妙，钱学森的拍板果断，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几个亿的经费，而且实现了导弹核潜艇研制的战略性转折。
当然，反对意见也不少。
“改在桥上进行弹体落水试验，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美国没有比长江大桥更大的桥吗?”
“将来要是砸艇了，看你们怎么向100多人的生命交代!”于是，虽然这次试验任务部署下去了，有的单位却按兵不动。钱学森是位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科学家。他排除干扰，坚决实施这项试验。
这项试验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支持。他下令对南京长江大桥实行3天宵禁，让黄纬禄等科技人员进行导弹溅落模拟试验。
溅落试验按计划进行了多次，没有出现一次危险的状况。针对试验中暴露出了一些技术问题，使设计更趋完善。试验最终获得成功，落弹不会砸着潜艇。南京长江大桥终于见证：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中国科技人员的智慧也是世界一流的!
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下水。1982年10月7日至16日，通过导弹核潜艇发射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10月16日的日本《读卖新闻》迅即发表了题为《中国核潜艇在东中国海发射了弹道导弹》的文章。
这一天，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好是十八年。经过十八年的努力，中国的核威慑终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今天我们能够坦然应对各种战争威胁的时候，请不要忘了钱学森、黄纬禄和黄旭华等“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功臣们，还有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们当年的付出，也不要忘了当年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所有建设者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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