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是剥夺了青年受教育的权利”。
这种说法是偏面地认为只有课堂的书本教育才是“受教育”，接受实践的教育不是“受教育”。
明显的事实是，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单纯的课堂书本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实践。书本知识本身也是他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规律进行了归纳，反映的是“共性”。而实践中我们遇到的事物都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个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因为只有通过对事物“个性”的解读，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共性”本质，这只有靠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历史事实证明，人类是通过实践才获得的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的。并且是通过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不断提高的。知青们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参加物质生产实践，在实践中获得提高。不仅利于他们认识具体的客观世界，也利于他们培养工农感情，理解书本中的一般规律。正如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的：“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针对知识青年只接受了书本教育，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践而提出的。是为了使年轻人具备完整的知识，今后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这种观点，也明显与知识的形成过程是相违背的，把“知识”和“实践”对立起来了，没有看到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理论源于实践”，也不利于青年人成长为知识全面的人。至于把到农村去看成是“降低人格”，是“屈辱”，更是封建主义思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残余，蔑视从事农业体力劳动的农民，直接否定了处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7月11日《之江新语》之《路就在脚下》中作了很好的回答：“一个人能否成才，关键不在于是否上大学，而在于他的实际本领。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你肯学习、能吃苦，没有读过大学，照样能成才。”
即便按照这种观点，真的是上山下乡使得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吗?我们看看没有上山下乡后的教育状况，就明白了。
1982年12月10，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提出“到1985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其他地区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使更多的适龄儿童入学”。[2]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的若个问题的意见》提出“全国大体可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要求在1990年左右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类地区……要求在1990年左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95年左右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三类地区……争取在本世纪末大体普及初等义务教育”[3](初等义务教育是指小学，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初中)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力比以前增强多了，20世纪末尚且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初中教育，现在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依然不能普及高中，大学。所以，能否使青年受高一级的教育，不在于有没有上山下乡，起决定因素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财政状况。
有人说——，“我初中都没有毕业，怎么就成了“知识青年”?
这是在掌握书本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中，知青和农民所处的位置以及参照物不同造成的误解。衡量知识的多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值，是相对而言的。小学生以中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自己比中学生没有知识;中学生以大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比大学生没有知识;大学生以教授为参照物，可以说比教授没有知识。即便是教授，他也只能说，在自己研究是领域有知识，跳出了自己研究的领域也没有知识。对于农民中大量文盲来说，在他们眼里，不要说大学生了，就是小学，初中生也是有知识的青年。“文革”前我国根据当时的财政情况，只要求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要求到1985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而且因为财政困难我国直到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才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在上世纪6、70年代将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并不奇怪。
如果换一个掌握实践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那就倒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凡是到工厂去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毕业生，一律被称之为“学徒”，由工人师傅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知青到农村去也是一样，要“学徒”，由农民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
有人说——“农民没文化，怎么对我们进行‘再教育’”?
这种说法，是简单地把识不识字，作为有没有文化的标准了。把老师注入式的讲，学生被动的听，作为教育的唯一方式了。
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文字只是表述文化内涵的工具，把相关的文字组合称之为“知识”，掌握了“知识”只是了解了文化，而文化的内涵是要用行动来表现的。我们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是我们这个民族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即便评价一个人的品质，也不是根据他的学历，而是根据他的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集中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农民是这些优秀品质的载体。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优秀品质传递给了我们，影响了我们，教育了我们。“身教胜于言教”是公认的最好的教育方式。知青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领悟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注释：
[1]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页
[2]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25页
[3]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27-3285页
(作者系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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