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读一篇有关研究清史的文章，从中知道远在美国兴起了“新清史”学，带头人是一个叫做欧立德的美国人，网络上有他来北京的一场学术座谈会视频，他汉语讲得好还会说满语，听完他一个小时的新清史介绍，感觉他的观点很是客观的，然而国内所谓清史专家的很多观点，既不符历史事实，也难说服人，起码就说服不了我，我想他们也说服不了鲁迅，鲁迅如何看待清朝，有他的文集在，不需引用重复。对岸的台湾大学历史教授一直是将清朝作为东北亚共主和帝国来认识清朝的。
说到所谓的“新清史”，不是什么欧立德的发明，起码鲁迅算一个，台大也算，再早追溯到明末清初，近年发现《红楼梦》后二十八回，它完整了《红楼梦》这部小说，也彻底揭开了这部小说主旨的谜底。这部小说是一部反映明末亡于异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惨末日，一个民族，牺牲再多的肉体，只要还有人在，不叫亡，然即使留有再多的肉体，精神亡，才是真正的亡。精神亡了的民族，民族精神的余灰们读《红楼梦》，有谁能不“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呢?把那亡天下喻成亡一家，又“谁解其中味”呢?脂砚斋一片苦心泣血的点拨，也枉费了二三百年的心机。这一百零八回的《红楼梦》动了假曹学的奶酪外，它的当代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新清史”不是新鲜物，国内有“新清史”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因不在主流，很难引起重视，而美国“新清史”研究一出现，来自美国的声音就比国内的要响得多，遂成了一种“学”，它的研究独立于国内的捧清话语权，无什么“历史民族团结”，也无什么“以史为据”的束缚。因此，历史研究到底是要“以史为镜”，还是要“以史为据”，这样一个古来于今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代清史研究上却成了问题，也才有了所谓的美国“新清史”。
欧立德说：“汉人如何看待满洲人，是有很多历史资料的，有很多清代人的笔记。在辛亥革命以后写清史，大多数的汉人面对清朝历史，其实是汉人要面对自己的国家和历史去写的，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观的出现，要是超脱出国家和民族，站在世界角度上去看，才能客观和真实。比如现在的排满情绪，好像还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事。(有人插话)比如阎崇年过了长江就挨打。”为什么挨打?正是主流话语里常年不断的清宫戏，捧清工程激化出来的。
我们不否认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个异族政权，也给中原人民带来了难以忘记的肉体苦难和民族精神的磨灭。正确认识清朝历史，仅仅出于当代的民族团结和领土这类近视眼光，是不可能正确看清清朝历史的，也编写不出一部能留史的清史。美国“新清史”学的兴起，是一副效果很好的清醒剂。
“新清史”学让国内清史学“看似难堪”的核心有两个问题，一是民族问题，二是领土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涉及到当今的民族团结问题和领土主权问题。但国内清史学的史观，虽然声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却行的是“以史为据”的唯心史观，违背了“当代是当代，历史是历史”的原则，把当代窜到历史中去篡改历史。所以史学家朱维铮回答“历史学究竟有没有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功能呢?”，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
中国传统的“以史为镜”的修史观无疑是正确的。
二
然而这两个现实问题都不成历史难题。所谓民族团结问题，新中国以来的民族团结政策适用于新中国，当代各民族是辛亥革命后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认同者和维护者，其中涉及清朝的满族，已经不同于清朝统治者满洲，不能简单将满族完全等同为满洲。而历史上的满洲，在入关后对汉民族的屠戮镇压统治，是血淋淋的事实，不是用一句民族团结就能消融得了的，更掩盖不过去，也不能抚慰被屠杀的千万汉族先人和向今天的汉族人民交代。
近代走向共和，是清朝逼迫出来的，其中既有世界形势在外，而内部主要因为清廷晚期继续沿用异族统治的思维，对中华大地和其他各族人民施尽了各种祸害，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残酷镇压榨取，全部苦难都摊压在了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身上，而满洲八旗并没有因此少了丝毫享受，八旗兵照样拿着双饷，打仗却照样驱赶常常被克扣兵饷的汉族绿营兵冲到最前边。中国只是满洲贵族统治者享受统治的地区，同时也是满洲统治者随时随意拿出来跟西方列强交换利益的筹码。孙中山长期的反清革命，让民主共和思想入进了中国人心里，而满洲制造的民族苦难，让虽然有着两千年帝制思想的中国人也对皇帝产生了厌恶反感，倾向了共和，袁世凯称帝也不得人心了。
满洲清朝的历史分成了两个时期，界限为一八四零年。一六四四年到一八四零年的前五朝近二百年，清朝的矛盾就是满汉民族矛盾，满洲要占领和巩固对中国的统治，采取的手段是极端残酷的，前期征服战争中的一次次屠城和不留发的杀头有很多史料佐证，占领之后的思想控制也有大量的文字狱史料佐证，反清复明运动从占领第一天起就起起伏伏延续不断。这一时期，满洲朝廷唯一对付的是汉族，实行的是单向的征服汉族的民族压迫。这一时期，说什么民族团结，是拿历史开玩笑，即使做了朝廷官僚的汉族高官显贵，有满洲官员在，满洲官员不开口，汉族官员哪个敢先开口?什么叫人在屋檐下，什么叫寄人篱下，什么叫看人脸色，那些汉族官员的感受才最深刻。
第二个时期，是一八四零年到一九一一年的七十年。在清朝民族矛盾中，世界列强强行在这个矛盾外又增添了清朝与列强的清西矛盾，清西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步步加深激化，爆发在庚子之变。庚子之变后，国内的民族矛盾又一次成了主要矛盾——“大清不亡，中国亡”，推翻清朝成了大势。
满洲作为统治中国的代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民族矛盾首先由满洲贵族接手，满洲贵族在一次次缓和矛盾中，拿出和牺牲掉的几乎都是中国和汉族人民的利益(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领土割让不包括在内)，最后是清朝将对外的矛盾和损失全部转嫁到了国内受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清朝与西方的矛盾越深越激化，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苦难就越无边越看不到尽头。但满洲贵族不因与西方列强的外部矛盾而减少本统治阶层的利益，清廷完全成了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代理工具和实现渠道。满清从开国到沦为西方列强的走狗，从未曾将汉族和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视同为一家人。这一时期，底层民族承受的是来自内外双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其有何民族团结可言呢?如果这种所谓团结存在，那么就不能肯定武昌首义，不能肯定辛亥革命，无法解释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能肯定关内十五个行省脱离清廷的独立，也就不能肯定“三色十八星旗”是革命的旗帜。
至于其后的“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也是从砍掉“黄龙旗”开始举起“三色十八星旗”走出来的，没有“三色十八星旗”，就一定不会有“五色旗”，任何一面“黄龙旗”都直接变不到“五色旗”上来。如果不能理解的话，那么就如同旧社会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不经过土地革命是不会自然地变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一样，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明了。
领土合法性问题。今有清史学人主张如果不对清朝搞民族团结的话，就会导致现今领土是否有合法性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有些国人心中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从历史和当代中又不是问题。
之所以说是问题，是因为清朝的疆域在历代王朝中的四至是比较规整的，号“秋海棠”，且长期稳固和面积较大，历观往朝疆域，可以说是清朝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版图，国人美化清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看中了清朝的疆域。历史其实是清朝的疆域只是清朝的疆域，不等于中国的疆域，中国是清朝疆域里最主要的一块。清朝的一统也只是清朝的一统，是对四至的武力征服，但不等于中国的一统。康熙攻下台湾降服明郑势力，当代国人说是收复台湾，但历史真是这样吗?不是的!康熙皇帝攻克台湾的主要目的，一是消灭明郑集团的“反清复明”势力，剿除威胁，二是开疆扩土到台湾，完成对台湾的征服。至于说什么实现中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替满清站到汉族立场上的后话故事。这完全可从晚清时期设立台湾省之前认定台湾是化外之地的史料来证明，后来设立台湾省，已是有了西方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之后的事了，当为别论了。
中国近代以前的历代王朝没有近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因此历代王朝的疆域差别很大，西晋不同于秦汉，唐朝不同于汉朝，明朝也不同于唐朝，每代王朝的疆域都是基于武力所及之处，武力及于百越时，秦汉就有了华南地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则丢失了西域地区，蒙古大军铁骑南下，元朝就收有了大理和西藏，到清朝，开疆扩土的清前期的皇帝打下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疆土，即大军征服到哪里疆域就扩及到哪里，明朝北赶大元，只能赶到势均力敌之处或明军后勤不支之处，但明朝从没说要收复元朝时的疆域。
经历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赔款割地，清朝丢失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及西北边疆的大片疆土之后，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基本稳固下来，到一九一二年清帝逊位，在退位诏书里，是把汉满蒙回藏的领土和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交给了中华民国——“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的退位诏书，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禅位诏书不同，以前禅位移交的只是代表政权的皇权，而无领土疆域，清帝退位不仅将政权移交给了民国，而且连同疆域领土也移交给了民国，这是中国人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民族和国家概念之后的整体移交，它使得中华民国的疆域完全等于一九一二年清末的疆域，不能忘记的还有，民国在接受政权和土地的同时，也承接了清朝全部的对外债务，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赔款照还。
所以，中华民国领土疆域的合法性来自清帝的退位诏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疆域的合法性来自中华民国。虽然民国后又一次改朝换代，但这次改朝换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改朝换代，它是基于了近现代国家观念下的改朝换代，它无关国家疆域，而仅是在原有疆域里的政权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合法性基于中华民国，而不能越过中华民国直接清朝。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实质上与清朝无任何直接关系了。所以，用清朝疆域来界定当代中国疆域的合法性问题，是历史的无知，这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历史逻辑和法理事实。
中国历届政府不承认清朝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疆域问题并不相矛盾，不平等条约是单方面的强迫性条约，它违背近代以来国际法准则和精神，其本身即应是非正义的。比如沙俄侵占的清朝领土，苏联列宁时代，曾有意交还给中国，虽然清朝已经灭亡，但作为清朝主权继承者的民国，是唯一接收的主体而不是其它国家，共和国又是民国主权的继承主体，作为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处理任何历史遗留问题。正因为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权力，现在与周边国家的疆界谈判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了疆域之外，还有土地上的人民，人民的自愿选择也是疆域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今天中国领土上的各族人民历史性地选择了新中国政权，那么那块人民生活的土地也就必然属于新政权。相反，任何受外国敌对和分裂势力蛊惑的所谓民意，意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必须要高度警惕和严厉打击，搞所谓公投就是分裂。
三
清朝被推翻后，满洲人只能选择改换汉姓汉名留下来，还时刻担心民族清算。满蒙联合不复存在，蒙古地区逐渐有了离心，西藏新疆东北也出现了边疆隐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时摒弃“驱逐鞑掳”政策转为“五族共和”，以求实现汉满蒙回藏民族大家庭的共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到新中国成立，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实现了民族平等，确定了满族的民族名称，满族人民纷纷改回本民族，满族人口在建国初期剧增。从民国到新中国，满族已经与周围的汉族等民族形成了一体，出现了满族的汉化现象。但这种汉化不同于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这是满族在民国初年以来提心吊胆下被迫的汉化过程，而民族平等团结下却又出现了恢复民族本色的返潮现象，但大趋势是现在的满族除了民族名称不同外，已与汉族无大的差异了。今天的满族同胞多数是真心拥护民族团结政策的，也是决不会答应美颂清朝民族压迫历史的，同样也决不会用所谓的民族团结来反对对清朝历史的研究，所以人民大学有了培养满语学生以研究清史的教育。
可以说，民国以来形成的满族，已不是清朝的满洲了，只能说满洲是满族有直接历史血缘的前身。虽然二百七十年间清朝统治者接受了汉文化，但并不能说接受汉文化就等于汉化，按照欧立德的说法，是涵化。清前期，国语是满语，官方文书是满文，同时一部分也被翻译成汉文，而随着统治继续，在庞大的汉族人口的中国，不得不认可了汉文的使用，但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始终是清醒地强调满洲本色，严防被汉化。防范同化的措施主要有，“首崇满洲”是国策，八旗享有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旗人当官不试科举，满汉禁止通婚，满洲女性不缠足，满汉隔离居住等等，这都有历史史料存在。
“新清史学”研究者注重满文档案的研究，而国内清史学人却注重汉文史料研究，欧立德认为，满文档案才是直接史料，很多翻译过来的汉文档案并不能取代原始的满文档案，只有注重满文档案的研究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清朝历史，他举例说，“大清”国号，在满文里是战士国的意思，满蒙人听到“大清”，便能激出战斗的豪情，但汉族人听到“大清”，也许有“清风明月”的感觉吧。欧立德的立论无疑是正确的。
四
“新清史”学让国内清史研究者感到尴尬，反证了国内某些清史研究者一是将当代与历史相混淆，用裁剪历史的方法来为当代服务，二是当代的汉族研究者仍不能有勇气正确面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那段历史，只能用“满洲汉化”的立场来为汉族书写清朝的历史。而这样的史学研究一定不会长久，它修出来的历史只能用于一时，当时代发生变化，所研究出的东西将会立刻成为一堆废纸。“以史为据”搞历史既不符合中国史学传统，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一句话，它只是在按照自己的需要编写历史罢了。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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