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唐太宗因魏征去世而伤感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意大利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上述观点都可以看成是对待过去、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解读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对当代有用的经验教训，中国有着丰富成熟的实践。相对来说，西方有详细记载的历史并不很长，有些西方国家本身的历史就很短，“以史为鉴”对于他们才刚刚入门。
借古讽今、以古喻今、影射史学、翻案史学等，都属于“以史为鉴”的范畴，只不过镜子的角度可能让人只看到一个侧面，或者哈哈镜让人看到扭曲的图像。一百多年前在华北大地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至今依然是热点话题，背后就包含了对当今中国的态度。肯定者从爱国主义出发，希望今天依然能够弘扬。否定者将其描述为狭隘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只强调义和团诸多可笑的细节，忽略或无视它产生的真正原因。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有它的必然原因。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在鸦片战争后日益升级，清朝政府一系列战败的后果最终都转嫁到民众头上，使得中国底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天灾人祸，中国民众不得不奋起反抗。虽然底层民众的反抗手段未必有效，但不能由此而否定他们反抗的正当性。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对义和团运动展开观察和讨论。
一、西方列强
从明朝起，洋人就来到中国传教。那时候，中国民众并没有出现强烈“仇外排外”的心态。当然，那时候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数量不多，传教范围不广，矛盾也就不太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进入中国呈现爆发式增长，与中国底层民众的矛盾也就日益增多。虽然传教士人数、传教范围是一个原因，但还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内部对西方的认知和反应，与西方对中国的政策有着必然的关系。
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后，梵蒂冈为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最早的帝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美洲属于西班牙，亚洲属于葡萄牙。当葡萄牙在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等地一路上以武力方式扩张势力时，为什么却在澳门与中国做着规矩生意?并非他们不想以武力对付中国，而是不能。明朝比葡萄牙强大很多，葡萄牙在中国海岸当了一阵子海盗，眼看打不过明朝，只能基本遵守明朝的对外贸易规则。荷兰想到中国多捞点好处，葡萄牙还对荷兰动武，荷兰只能占据台湾，结果被郑成功的私家武装赶了出去。西班牙占据菲律宾后，曾经打算派远征军征服中国，但同样因为实力不够而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没能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基本上只能遵循中国的规矩，与中国展开贸易，应该说，那个时候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大致对双方都有好处，属于互惠互利。这种情况直到英国出现才彻底改变。英国曾经在欧洲扮演后起挑战者的角色，它先挑战并打败了西班牙，后又对付荷兰。荷兰比较小，容易对付，法国令英国头疼了很长时间。在最终集合了欧洲所有保守势力打败拿破仑后不久，英国便将中国视为最大的一块肥肉。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是巨大的耻辱，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实际上是所有西方列强曾经想做而没做成的事，终于由英国借助工业革命的威力而做成了。此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政策完全改变，以前的互惠互利不存在了，变成西方列强单方面占尽好处，中国始终处于吃亏的境地。中国民众所谓“仇外排外”情绪也就在这以后才大规模地产生，我们不得不说，所谓“仇外排外”实际上是对列强野蛮无情压榨中国的必然反应。用中国话来说，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们应该记住，义和团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后爆发的，西方列强的“不仁”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清清楚楚，他们对中国的压迫和压榨已经传递到每个基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无法置身事外。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教会扮演了非常特别的角色。当初梵蒂冈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全球势力范围，实际上意味着西方以“政教合一”的落后方式在全球推行他们的统治。西班牙征服美洲时，传教与武力紧密结合，共同掠夺财富。但这种方式葡萄牙无法在中国使用，因为明朝制度是比西方先进的“政教分离”。既然武力无法征服中国，西方只能规规矩矩做生意，传教也只能是传播文化、观念，无法与战争、掠夺相结合。中国因此没有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因为不同宗教信仰爆发严重的宗教战争。
如果拿破仑没有战败，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法国拿破仑政府如果来到中国，应该不会采取政教合一的落后方式。但是，法国保守势力在拿破仑失败后掌握了政权，他们也接过了没落的西班牙、葡萄牙曾经使用的政教合一的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担任侵略军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利用议和文本的不同语言，在条款中玩了一个卑劣的手法——中文版没有的条款，被偷偷塞进法文版。这一条款就是关于传教的，而当时的法国接过了葡萄牙曾经拥有的在中国的“保教权”或称“传教权”。西方落后的“政教合一”方式终于在此后的中国大行其道，中国政府因为武力上的失败而无法阻止，只能眼看着西方落后的“政教合一”深入中国的基层社会，西方教会由此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帮凶，西方人的信仰自由此后在中国等同于侵略。
当然，各个西方列强在这个问题上不尽相同。英国、美国等由于不听命于梵蒂冈，政教合一的倾向便比较弱。尤其是美国，它的建国方针之一与先进的中国文化一样，实行“政教分离”。因此，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大都以开办学校、医院来吸引中国人，基本上把传教维持在文化观念领域，没有将传教与帝国主义政策紧密结合。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更长期的文化侵略，但与德国、意大利等后崛起的西方列强相比，美国传教士“政教合一”的色彩的确更弱。英国教会很早就独立于梵蒂冈，这是英国能够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英国虽然打败了实行政教分离的拿破仑，但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基本上像拿破仑一样，接受了中国长期奉行的“政教分离”的先进制度。因此，英国驻中国的外交官也经常对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驻中国的外交官与传教士密切配合的“政教合一”做法颇有微词。但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共同利益，英国与他们不至于撕破脸。“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的区别简单说就是，前者宗教与世俗政治，包括军事、经济等紧密结合，后者宗教与世俗政治关系不很紧密。形象点说，“政教合一”下的宗教几乎等同于政府，“政教分离”下的宗教更像是一所学校或教育体系。
义和团运动为何集中爆发于河北、山东一带?这里有两个侧面值得观察。首先，这里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区。明朝时期天主教就在这里建了很多教堂，有相当多的教徒。康熙、雍正禁止传教的政策在鸦片战争后被改变，天主教传教士回到这里，发现这里有很多在禁教时期依然保持信仰的老教民。综观晚清各地教案的发生地，我们会发现，主要都是天主教传教区，新教传教区发生教案的比例较低。晚清时期，美国新教也进入了山东，但在山东发生的教案，依然主要针对天主教，新教教区发生教案不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天主教的传教士比较凶悍，这个观点只看到了现象没看到本质。天主教传教士更为“凶悍”的原因就在于天主教与它授予传教权的西方列强世俗政府一起，推行政教合一的方式，使得天主教的传教行为与中国民众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天主教有它自身一套等级制度，在中国教区，它将这套等级制度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品秩完全对应，传教士面对中国教民接受的礼仪规范，例如叩头下跪，与中国民众面对地方官员的礼仪规范几乎一样。天主教传教士干预当地司法，深度介入教民与平民的财产纠纷、文化冲突，甚至以武力保卫教堂和教民，俨然是清朝地方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政府。他们在接受中国教民叩头下跪的同时，却不愿向清朝皇帝叩头下跪，预示着这两个“政权”彻底的对立。天主教这种强烈的“政教合一”倾向在美洲没遇到强大的对手，而在奉行先进的政教分离原则的中国，必然会遭遇抵抗。
其次，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大都是新教国家，欧洲天主教国家相对比较落后，曾经发达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这时也已经衰落。当英国率先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那些较为落后的天主教国家对待中国这块肥肉表现出急不可耐的贪婪，德国、意大利是其中的典型。鸦片战争之前，德国还没有统一，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国获得自己的利益，山东是德国觊觎已久的地点。德国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也是基督教新教的诞生地。因此，到中国来的德国传教士既有新教的郭士立，也有天主教的汤若望。晚清在山东起主要作用的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属于天主教新创立的教派“圣言会”，这一教派“政教合一”的倾向十分强烈。德国传教士当时甚至想在曲阜建立教堂，从文化上彻底征服中国。虽然这一计划未能成功，但是，德国占据青岛本身就非常无理，此后还经常派出军队与传教士一起镇压中国民众。因此，后崛起的欧洲天主教国家在中国迫不及待的贪婪，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推进他们帝国主义的战略和政策，是导致民众反抗、教案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教民一旦在地方上与中国基层民众发生矛盾和冲突，除非地方官员对传教士彻底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否则，但凡传教士稍有不满，或者抱有其他企图，故意闹事，蓄意扩大事态，他们总是立即上报使馆，西方世俗政府的外交官立即便向清朝总理衙门发出外交照会，时常包含如不服从便动用武力的威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天主教有所谓“保教权”，晚清时期“保教权”属于法国政府，在中国，这一“保教权”便归法国外交官。新教没有“保教权”一说，因此，新教传教士即便与中国民众发生纠纷，一般也不会动辄上报使馆。而德国由于同法国刚打过普法战争，生怕法国在行使“保教权”时伤害德国的在华利益，因此德国在发生教案时，经常撇开法国单独行事，其凶悍的刺头形象，连英国都时常不悦。清政府当时搞不清洋人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一接到洋人的外交照会，一般都是立即饬令地方官员顺从传教士的意愿。这使得地方官员在处理地方纠纷时，难以公平公正。如不顺从，除了武力威胁，传教士可以通过使馆、总理衙门强烈要求撤换地方官员，甚至可以推荐传教士中意的人当官。例如，袁世凯到山东任巡抚就是西方列强推荐的结果。所以袁世凯一上任便大肆镇压义和团。中国底层民众在西方列强、传教士、教民和清朝官府的多方挤压下，没有公平可言，处境艰难，怨声载道。
(未完待续)
注：本文写于2014年，因为较长，在《环球财经》杂志分期连载，已连载刊发完毕。故在博客上以连载的方式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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