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使社会主义中国既强大又可亲，是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性思考和追求，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既形象又具体的说明。对于实现国家富强的任务，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逐步深化和拓展的认识过程。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到可亲，但不是自然生成的，还要靠党和政府的不断努力，才能够得到实现。“强大”与“可亲”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使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可亲”关系建立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之上。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定信念，也表达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应有的社会状态的殷切期望。深入理解使社会主义中国既强大又可亲这一目标的深刻内涵，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启示。
一
使我们的国家既强大又可亲，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性思考和追求，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既形象又具体的说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描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景：“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当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等问题时，热烈企盼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既强大，又可亲，这不是偶然的。
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党必须加以正确回答的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深信，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奠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是一个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因而具有旧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为实现民族振兴提供了最有效的制度保证。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因而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这种不完善不但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制度上，而且表现为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中还存在官僚主义习气，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的制度也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中，一些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对社会变动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也包括一些错误言论。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应当说，矛盾的存在和不断出现，是社会的一种常态，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新矛盾的出现，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感就有了相当的差距。这就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思考，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如何有效地展现社会主义的亲和力，使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使他们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弊端,也促使我们对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展开思考和探索。毛泽东不仅看到苏联在体制方面存在过度集中、缺乏生机和活力的弊端，看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影响人民生活提高的错误;关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错误，也引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考。他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并指明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像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做法，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他在明确提出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指出要善于吸收资产阶级民主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具体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时，不但提出为了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生，使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得以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作为保证;而且还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在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错误及其在实践上的严重后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党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也积累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苏联共产党用“肃反”、“清洗”方式解决党内矛盾的错误做法的影响，中共党内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领导人，在政治上推行冒险主义的同时，在组织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鉴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在1942年2月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宗旨和方针：“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944年4月，毛泽东又对这个宗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处理历史问题，开展党内斗争，应该“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正是在这一方针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这个历史经验,对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是依据国内的和国际的新情况，运用我们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全面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明要善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使我们的国家既强大又可亲。这一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亲切感人的目标性的设定，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动员作用。
二
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课题。如何正确处理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即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反复指明：“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为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于革命的目的和将要建立的新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认识，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这不但指明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实现工业化的正确途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是以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为前提、为过程的，是以强制手段迫使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而我们则是通过革命斗争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把他们中的一部分转变成为工业劳动者。毛泽东强调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他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但指明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且强调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要致力于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并把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作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表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也是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最终目标而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已建立的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更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毛泽东就针对斯大林过早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错误，把“进入”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他一再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里时间的估计虽还过短，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有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要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建成社会主义，也还不是在完全意义上说的建成，主要是指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在相对巩固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随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对于实现国家富强的任务，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逐步深化和拓展的认识过程。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就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员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太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阐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时，毛泽东提出了“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的著名论断。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和三大改造的开展，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目标的认识日趋深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关于“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尽管当时还未明确“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但已表明中共领导人对国家的发展目标，已进入对工业化与现代化内在联系的思考。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三化”的任务。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3年，第三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表述，就以“现代科学文化”取代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的提法。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工农业关系的认识，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之后，在“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上，又把农业现代化放在工业现代化的前面。依据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论述，周恩来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完整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以后提出了从“国家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苏为鉴”另辟蹊径，开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从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种探索在许多方面已初见成效，但在后来复杂的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这种探索出现了起落。自1954年一届人大最早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之后，1958年急于求成的“大跃进”使之遭受了挫折。1964年三届人大正式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导致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探索进程的中断。尽管这样，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
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国理想。当时不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规划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第二步，再用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赶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里，在目标的设定和时间的估量上虽然还不完全切合实际，但从总体上说，还是比较贴近我国的国情，这个设计不但具有相对的精确性，而且它的探索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领导现代化事业的革命激情和求实精神。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随着对我国基本国情认识的深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大体上需要100年的时间概念。1957年3月，他在对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讲话时，曾对我国的发展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描述：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这里，毛泽东说的“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同邓小平后来讲的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相似;100年才能“了不起”，那就是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对于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毛泽东曾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表示：“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些话作为我们民族的心声，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至深，发人奋起。应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怀着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为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受到严重干扰，但不能否认，在毛泽东领导期间我国建立了以“156项”为骨干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发展，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发展是执政的第一要务”仍有重要启示。
三
在毛泽东的理想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是强大的，而且还应当是可亲的。可亲，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优越性的深刻而形象的表述。
这里所说的可亲,主要是指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国家，二者之间是亲近的、和谐的。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到可亲，但又不是自然生成的，还要靠党和政府的不断努力，才能够实现。
首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了人民手中。我国宪法的核心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主权属于人民”,从国家根本大法上保障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掌握的权力还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所以必须自觉地坚持人民政权的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敢于同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国家工作人员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这样才有可能使人民群众在实际上感受到国家是可亲的。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意味着占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国家)所共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这也是使国家与人民以及人民之间形成同志式的亲密关系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十分重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公有制可能发生的逆向变化。他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制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也就是说，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而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这二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和发展，不但会在实际上使公有制变质，而且也会从中产生掠夺国家资财、欺压劳动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扩而大之,人民同国家之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亲”可言。
再者，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具有内在的亲和力;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体制上还存在弊端。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同外宾谈话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毛泽东认为，党、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单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认为，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保证劳动者参加管理的一个成功经验。人民群众直接参加了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同国家之间可亲性的升华。
毛泽东期望社会主义中国是可亲的，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他批评那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认为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他说，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他根据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指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历史，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这时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着敌我矛盾，但它已退居为次要地位，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成为大量的、突出的矛盾，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成为关系国家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性问题。这种状况决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它不仅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而且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激化，发展成为对抗的形式。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广泛性和复杂性缺乏正确的认识，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官僚主义的办法，甚至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就有可能发生局部的暂时的对抗现象。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强调，民主的方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他在提出要普遍采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的同时，还根据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方针。诸如：在经济方面，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要采取兼顾三者利益的方针;提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鉴于苏联在农民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教训，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30页。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方面，提出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强调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等等。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人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使团结获得牢固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使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可亲”关系建立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之上。他殷切期望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和谐的、可亲的局面。
摘自2011年第3期《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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