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从字典上认识厦门的。
我生在哈尔滨。哈尔滨有一座著名的建筑叫做“北方大厦”。其实只有7层，可是在过去，那就算高楼了。仿照莫斯科大学建造的雄伟英俊的哈工大主楼，也才12层，那在全国已经算得上是摩天大楼了。直到80年代，电视台建起了18层新楼，掀起了大傻楼建设热潮，人们才觉得10层以下似乎算不上什么楼了。不过，北方大厦却永远是楼，而且是大楼。虽然只有7层，但里边是黑龙江省的首脑机构，外边是古希腊风格的高檐大柱，气韵沉雄，不怒自威。7层怎么啦?天安门不是只有3层吗?人民大会堂不是只有3层吗?谁敢说那不是楼?楼不在高，得看是啥楼!正是从这座非同寻常的楼身上，我开始认识“厦”这个字的。别的楼再牛，也没有敢叫“大厦”的，只听说广州有一座“南方大厦”，那是成心跟我们东北老爷们叫劲，甭理它，南方人也会盖大楼?用不了30年，准塌。
可是对于这个“厦”字，哈尔滨人却有两种读法。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毛泽东思想红小兵，都跟着老师和电台，读作“煞”的音，听上去仿佛北方大厦是一个什么“凶神恶煞”。而那些吃过旧社会的糠、见过日本鬼的枪的老一辈，大都读做“下”的音，听上去仿佛北方大厦是一个很吓人的东西。反正怎么读都有一种恐惧感，意思差不多嘛。可是我爸爸非要跟我叫劲，他身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基层领导，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事情看不惯。包括发音写字这些跟文革没什么关系的事，他也总往文革身上推。他说我读得不对，我说老师和电台都这么读的，就是“大煞”，你有本事把电台改了?他说南方有个城市叫“厦门”，也是这个字儿，人家读得就是“下”，也是电台读的，而且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的，夏青、葛兰读的，这哈尔滨的电台，为什么不听中央的?听爸爸这么一说，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查《新华字典》，这才知道真有个城市叫“下门”，这才知道“厦”是个多音字。那一年，我大概7岁。
从此之后，厦门就存档在我的脑海里，但主要是为了拼音考试用。因为只有在“厦门”一词中，读“下”，而其他情况，比如“高楼大厦”，“北方大厦”，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建筑学上的“前廊后厦”，还有我们哈尔滨人用做家庭仓库的“小棚厦子”，一律都读作“煞”。后来学了地理，慢慢知道了厦门是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和风景城市，是鹰厦铁路的终点，出产龙眼和华侨，这才对厦门有了些微的感性认识。高考复习阶段做过大量的地理习题，我发明了许多绝妙的记忆法。例如怎么能够记住厦门出产龙眼和华侨呢?龙，就是咱们中国;华侨，就好比是咱们中国跑出去看外国的眼睛。所以，华侨者，龙眼也，一下就记住了。之前还学过历史，知道了厦门是1842年确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心想那厦门肯定是个宝地，不然洋鬼子为啥打上门来非逼着要在那里通商呢?中学时很喜欢郭小川的诗，《厦门风姿》里描写厦门是“满树繁花、一街灯火、四海长风”，赞美厦门是“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郭小川激动地吟颂道：“真像海底一般的奥秘啊，真像龙宫一般的晶莹”，“真像山林一般的幽美啊，真像仙境一般的明静”。人在纯情少男阶段，特别钟情于这些优美的辞藻和华丽的铺陈，所以厦门的形象骤然间就成了铭刻在脑海里的“梦中情人”。我觉得厦门人民怎么感谢郭小川都不为过，应该在市中心建一座郭小川公园，竖起他的雕像和诗碑，他的《厦门风姿》使多少人爱上了厦门啊!
然而，我直到30多岁，才亲眼见到这位情人。那是上个世纪末，我和贺雄飞、摩罗、余杰去南方八大城市巡回演讲，厦门是第6站。到达厦门没有几个小时，我就脱口而出：“厦门，是最舒服的地方!我老了，一定要到厦门来享福!”各地有各地的美，厦门的“舒服之美”是我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因为人一舒服了就不会创作了。我们到厦门大学去演讲，到鼓浪屿去拜访舒婷，到街头欣赏建筑，在海边余杰一打手机，居然收到了“中华民国”的讯号……到处是清爽、干净、柔和、抚慰，是夕照的帆，是少女的眸，是晨风里婀娜的丝巾，是碧草间呦呦的鹿鸣。我不喜欢写朱自清徐志摩那样的描摹尽致的文字，否则我一定会把厦门细细地一寸不遗地从头赞美到脚。我不想以“意淫”的手法来完成我的厦门印象，还是回到道貌岸然的文字学上来吧。“厦”的本字是“夏”，华夏的“夏”，就是“大”的意思，加了偏旁之后的“厦”表示大的房屋。我们中国就是一座宏伟的大屋——中华大厦，而厦门就是这座大厦的一弯小小的月亮门。我想，这恐怕就是厦门人见人爱的最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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