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为增强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理论网特推出系列解读文章，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渊源，以飨读者。
正像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思想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转化，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内在张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传播到中国并为被迫进入现代性起点的中国所选择和接受，本质上还是由于它具有满足现代中国改变自身命运所需要的实践性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日益与中国的现实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相互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充分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理论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品格，也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生成和具体实现。
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始终是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追求。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实践标准的重新确立而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得以实现的。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思考为前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所成就的中国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马克思曾言：“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在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实践探索中，凝结着深沉的理论智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是指导中国道路具体实践的哲学理论，那么中国道路就是哲学的实践，它所实现的巨大的哲学转化和创新能力，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模式，成就并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中国道路所体现的哲学洞见，在以下关系中得到集中体现：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不仅是一个具有基础性和总体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唯物辩证的态度处理和对待这一关系。在此意义上，中国道路的要义就在于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围绕发展这一主题，用“建设的逻辑”代替“革命的逻辑”，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占有和辩证否定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其中，重要的是，中国道路既没有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采取漠视态度，但同时又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限度具有清醒而冷静的认知。历史事实表明，对资本主义文明采取掩耳盗铃般的无视态度，也就无法从中汲取文明的成分使其充实、转化并提升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环节，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丧失了必要的文明基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限度缺乏深刻的把握，就会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丧失应有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应当说，中国道路在对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在诸如计划和市场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上，超越了教条化、主观化的知性理解，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体现出实事求是、内在超越的实践哲学态度。
二是政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体人民开展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创造性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厚重、民族多元一体、人口规模庞大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持国家稳定、凝聚民族精神、实现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基础。中国道路的价值自觉就在于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现代性社会的建构内在统一起来。始终葆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关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具有的思想品格和文明素养。通过党的先进性建设，引领和推进依法治国和现代性社会的建构，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这是中国道路不断彰显的价值选择。如果说，资本主义所奉行的是物化的“资本的逻辑”，那么，社会主义所遵循的则应是人本化的“社会的逻辑”。社会与个人不是抽象对立的。在创造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使物质文明的发展服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使社会的发展成为每个个人发展的内在环节和必要条件，从而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辩证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社会主义关怀。中国道路的主体性力量就在于政党、国家、社会、个人的整合与凝聚，它所形成的不是分散的离心力，而是统一的向心力。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道路实践哲学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
三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精神资源之间的关系。以何种思想资源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更好地为之注入先进的文化精神与文明动力，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颇费周折的价值选择。现代中国在众多的思想资源的辨析与取舍中，最终选择了符合时代精神趋向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启了重构世界历史和民族命运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并不是一种先验的可以拿过来就套用的抽象普遍性，它需要以中国化的方式重新获得自己的现实性。唯有一种思想文化被充分地消化吸收并取得了自身的现实性内容之后，这种思想文化才能真正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内在处境中并成为现实道路的内在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必然地蕴含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与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性吸收。中国道路的展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自身新的生长点。海德格尔曾言：“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优秀基因，从中开显出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并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会通，从而共同融汇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国道路的文化智慧。对西方文化及其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的积极占有，则使中国道路获得了必要的思想滋养和世界性的内容。可以说，三大精神资源的相互滋养与视域融合，使中国道路获得了充盈的精神活力和辩证的思想张力，创造、生成并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哲学智慧。
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令我们耳目一新的思想理论，也不仅仅意味着前所未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更意味着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文化形塑。从逻辑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相应地界分和展开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融合和积淀为文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彼此外在和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作为一种原本外来而非内生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不仅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转化与创造，更需要文化的结合与重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形式。从内在的机理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宏观建构过程，也是以思想和实践为中介而展开的微观具体的文化过程。文化的实质是人化，它既是人在社会历史中凝结而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又反过来构成了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而以内在的、深层的和微观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社会生活，成为潜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和生命智慧。事实上，无论是思想理论的接受与创造，还是实践活动的开拓与探索，其背后都无不蕴含着文化的图式和背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文化的作用与影响。从根本上说，任何触及生活世界深层的重大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均可视之为一种文化的重塑，因为它所触动和改变的是人的最基础的和最根本的生存方式。相对于思想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显性表现形式，文化的呈现则是隐性的。相对于理论的创造以及实践的探索而言，文化的转化则更加细腻、深刻，也更为复杂和艰难。文化影响人的过程是润物细无声的濡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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