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于文艺界的问题，毛主席曾经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各种艺术形式一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的这段话拿来写照当今的文艺界，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回顾一下，多少年来，那些各领风骚的，名声大噪的，无怪乎什么伤痕文学，翻案文学，反思文学，痞子文学，还有什么被为称之谓“肮脏文学”的，“屎尿文学”的，不一而足。
这一些，都是很难跟社会主义的文艺联系起来的，因为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观”，试问：谁能从“屎尿文学”里找出哪怕一丁点儿“人民观”来?是找不到的。
社会主义就要提倡社会主义的文艺，这是社会主义的理直气壮，这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这本不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因为文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政治，它的天然属性里就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的立场问题，“超文艺”是不存在的。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比较反感把文艺和政治联系起来，他们强调文艺的“独立存在”，标榜为“人”创作，不能为政治。
本世纪一十年代，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中国作协搞了一个文艺家百人抄写“讲话”的活动，最后还出了一本厚厚的书，当时对这个活动舆论也是沸沸扬扬的，冷潮热讽的不少，据说列入抄写讲话名单的，有积极的，有手抖的，也有婉拒的，手抖的可能因为年事已高，也可能是心里有抵触，但还是违心地抄写了的。有抄写了的文艺家后来就解释说，毛主席的“讲话”有局限性，它过分强调政治，过度强调阶级性，束缚了文艺家的想象力，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会很狭隘，云云。
然而，那些坚持要把文学与政治脱钩的文艺家们，又有哪个不是“政治挂帅”的呢?只不过是“此政治”而非“彼政治”罢了。即便肮脏如“屎尿文学”，它的腐臭气里，也散发着政治的气息。有人评论“屎尿文学”时就说,中国大众不懂审美，比西方都差了一百年。明显就是对大众的鄙夷，这分明就是政治。
文艺界发生的问题，就实质来说，是坚持与否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的问题，进而言之是坚持与否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于文艺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发展，并将之发挥成为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
尚在求学之时，毛主席开始认识到文艺的极其重要性，他认为“盖文学为百学之原”，他曾感叹：“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走上社会后，他创办刊物，以笔当枪，用文字唤起民众，呼吁改革，对文学方面，主张“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他认为包括“文学的强权”在内的一切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走上武装革命道路后，毛主席也非常注重文艺创作的事业，逐步把文艺工作组织起来，进行专门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
1936年11月，左翼作家丁玲从上海来到保安，旋即倡议组织“中国文艺协会”，毛主席对成立这个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他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伟大的光荣任务”：
“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这年12月底，毛主席为到前线采访的丁玲写下了一首词：《临江仙·赠丁玲》。词中写道：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主席对什么是“鲁迅精神”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指出纪念鲁迅的原因“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总结的“鲁迅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说：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主席认为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针对艺术论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艺术要有“政治独立性”，他说：
“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
毛主席提出要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三个条件：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他对学员们说：
“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好的艺术技巧。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 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巧。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升华，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
1942年5月，毛主席邀集了延安文艺界的工作者，一起座谈文艺工作，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件《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在5月2日的座谈中，毛主席首先指出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艺工作的作用就地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在5月23日的座谈中，毛主席着重讲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是为人民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在这次座谈中，毛主席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他指出文艺工作的基础是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 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他还指出了文艺工作的方向性，他说：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死的时候如果作祭文也是这样作就好了。”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对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他说：
“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解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文艺建设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化建设方面采取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毛主席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
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
但新中国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体现在文艺上仍然存在着立场问题，存在着为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着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建设起来的大问题。对于“百花齐放”，毛主席进而申明：
“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对于这种主次地位的关系，毛主席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
“香花与毒草齐放，霞与孤莺齐飞。”
“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
这是毛主席所希望的一种存在，通过斗争，香花打败毒草，香花取得统治地位。
而在现实社会中，双方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以至于要《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他们要争夺文艺界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毛主席一直在倡导着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立场，他说：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
1958年2月下旬，毛主席在审阅修改《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时，关于“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部分，他加写道：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戴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
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关于文艺问题，他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
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1964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提出要抓理论，抓文艺。他说：
“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在杭州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时谈到文艺工作，他说:
“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毛主席提出的要改一改，就是要在文化战线上搞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让工农兵登上文艺舞台，让劳动人民当主人，唱主角。
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指出牛鬼蛇神“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要求：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这场文化领域的革命，是毛主席“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思想的大实践，是他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实践，革命的成果是丰硕的，那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舞台上消退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树立了起来。当然，在这场革命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极端的做法，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在同江青谈话指出“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他提出党的文艺政策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扩大文艺节目，要把文艺活跃起来。他对革命过程中发生的极端做法进行了批评：
“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自始至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一直都是建立在人民文艺观的基础之上的，他的文艺立场，他的文艺态度，他的文艺对象，所指向的都是人民大众。他的文艺思想是人民革命的具体反映，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反映，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的文艺思想中关于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的理论，并未过时，反而日益被实践证明了其鲜活的生命力。在当今的文艺领域，无时无刻不上演着文艺的政治剧，那些拿着政治大棒来诟病毛主席文艺理论和路线的人，哪一个不是露骨地表达着政治的目的呢?在为某翻案书籍辩护的一篇文章里，用这样的话语反驳人们的文艺批评：“用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作为越界的武器打击异己，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告别阶级斗争，让意识形态和政治回归本位，乃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前提。用陈腐落后的斗争哲学和话语方式，在多元社会中强制思想定于一尊的做法，早已为人们所唾弃。‘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攻击异己、百试不爽的万灵药，它所针对的恰恰是罔顾事实，对沉痛历史教训视而不见的行为。”
还是毛主席看得准啊!“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文艺界这数年来一直反对文艺跟政治性关联的人，哪个可以出来走几步，敢大声地向人们宣称，你的文艺作品是不要目的的文艺至上的呢?
有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两个段子，一个是说金庸去陕，与当地知名作家握手问候，金庸说：“你胆子真大，敢给地主翻案。”作家说：“他们没有看懂，你看懂了。”
另一个是说，一个官员问著名作家：“你咋不写啦?要体验生活嘛，要学习讲话精神，深入群众嘛，讲了一通官话。著名作家回复了一句话：“你懂个锤子!”
这两个段子真假难辨，但很多人都听到过，虽然它有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反映的现实却并非空穴来风，文艺，正在无目的掩护下，悄悄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现在很多人对文艺领域不满意，那个领域里透着一股子腐气，文艺作品让人看了不舒服，还要埋怨人民大众审美眼光不行，比西方落后了100年，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那又有什么办法?谁让人家占了上风呢，谁让人家占了领导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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