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湖边的农场
王晟在自新农场服刑快两年了。
十几年前，娘子区刚由县改区时，从大江市区迁来了好几家国有大型企业，都是挂省字头的，如省化肥厂、省农药厂，省水泥厂等等，每年上缴地方财政的利税差不多占了娘子区的半壁江山。靠着这些大工厂的输血，GDP在大江市几个郊区中原本处于末尾的娘子区扶摇直上，跃居到了前列，但由于这几家工厂都是重污染企业，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自那以后，娘子区乃至整个娘子湖的环境质量每况愈下，以前的碧水蓝天逐渐变得浑浊，清澈甘甜的湖水也苦涩了许多。当地老百姓对此也不是没有怨言，但想到这几家工厂对拉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就心平气和了。发展是硬道理，哪有不付出代价的呢?
自新农场就是跟着几家大型工厂一同迁到娘子区的。跟这几家工厂不同的是，农场从不向娘子区税务部门缴税，也就是说，对拉动娘子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毫无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还拖了后腿。因为，自新农场是一家劳改农场，按照国家法规，劳改农场是不用向地方税务部门缴税的。
对于素以民风淳朴、山青水秀著称的娘子区，突然增加了一个专门关押和改造犯人的农场，当地老百姓就像脸上被抹了一坨污泥那样，总觉得不那么光彩，何况人家还在娘子湖边白白占用上千亩地，却一分钱税也不缴呢?
自新农场位于娘子区城关西北不到10华里，叫鲫鱼嘴，紧挨着娘子湖边，以前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放眼望不到边的芦苇滩，难得见到几户人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省城大江来了一批知青，学习当年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把鲫鱼嘴当作南泥湾，短短几年时间，就将荒滩开垦成了良田，不仅自给自足，还把吃不完的粮食上交了公粮。沉寂荒僻的鲫鱼嘴一时变得红红火火，风风光光，成了全省知识青年的模范点。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随着知青们的回城，鲫鱼嘴很快又变得荒凉下来，直到自新农场在这儿落户，才重新变得热闹起来……
自新农场又叫东江省第二劳改农场，从省城迁到娘子湖之后，才改了这么个名字，自新，改过自新的意思，差不多每个劳改农场都能看到这条标语，但对内仍叫第二劳改农场。
农场四周耸立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布满了铁丝网和玻璃渣，阳光下发出的碎银般反光，很远都能晃到人眼睛。农场的铁皮大门总是紧闭着，两侧森严的岗楼和持枪的哨兵，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换。每过几天，都有刑满释放的犯人从围墙里走出来，到十里外的娘子区汽车站搭乘长途车回家;与此同时，又有一批新的犯人从省城以及全省各地押送到农场。
在当地人眼里，劳改农场跟学校和军营差不多，俗话说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犯人，送走旧人迎新人，娘子湖的水退了又涨，涨了又退，洁白的芦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岁月周而复始，冬去春来，农场大门口的哨兵换了不知多少次岗，里面的犯人也不知出去了多少批，又进来了多少批，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延续着……
像所有新犯人那样，王晟刚从看守所押解到农场时，在入监队待了一个月左右，接受包括队列、叠被子、熟悉监狱管理条例及有关政策法规的训练和学习，跟新生军训差不多。其间，卫生科还要对新犯人进行一次体检，填写各种表格，很多资料是需要入档案的，比如小学在哪里上的，初高中，大学，从事过什么职业、获得过什么荣誉，再或者最高学历是什么等等。其中还有一些选项，比如曾经是否担任过处级以上的干部，有没有国家承认的技术等级证书，或者有没有什么专业特长之类。按照劳改农场的管理程序，入监队的领导会对这些资料进行一次初审，初审以后，那些有技术或者专业特长的档案被送到狱政科，狱政科和监狱管理科会来入监队再进行一次审核，对每个犯人提问，比如什么原因判刑，什么学历、专长、爱好啦，都是表格里已经填写过的，跟招考研究生似的，问得特别仔细，根据新犯人在入监队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分配到各个监区去。
自新农场是全省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采用的是全新管理模式，农场本身就是个小社会，除了建制齐全的内部管理部门和担任守卫的一个中队武警外，近千名犯人被分为工业队、农业队、后勤队、技工队和文宣队;不同的队别，劳动强度和待遇也千差万别，例如，农业队顾名思义就是种地垦荒之类，属于最苦最累的地方;比较而言，工业队在车间做工，劳动环境和强度要轻一些;至于后勤队和技工队，一般都是掌握相应技术专长的犯人，在食堂、物资仓库、车队、超市以及修理厂，工作环境和待遇比农业队、工业队好得多，能分配到这些部门的犯人自然让人羡慕;但还有比他们更值得羡慕的幸运儿，那就是进文宣队，坐在宽敞舒适的办公室，写几篇文章、画几幅画，太阳晒不着，雨也淋不着，比起那些在大田或车间里干苦力活的犯人，简直像神仙过的日子。
农场本来有一个宣教科，主要负责管教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正副科长到科员都由农场的干警担任，但文宣队从工作对象到工作人员都是犯人，这种用犯人对犯人进行宣传教育，据说是从国外引进的新理念新经验，自新农场是全国最早开始试点的劳改农场之一。不过，能够被选拔进文宣队的犯人除非有大学以上的学历，擅长舞文弄墨，还得“三观正”，三项条件缺一不可。
按说，研究生毕业的王晟是最符合这三项条件的，但他不仅没能被选拔到文宣队，却进了最苦最累的农业队。
2. 农业队
王晟被编在农业队9队。
刚进农业队时，王晟对繁重的农活有些吃不消。农场种植的主要是棉花、大豆和芝麻等经济作物，播种和收割都是人工，比起大部分已用上农机作业的水稻小麦，劳动强度无法相提并论。
王晟第一次下田是收割大豆，正值六七月份，天气热得连狗都躲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呼直喘气，他们一群犯人却头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豆田里劳动，从早上天刚亮就下地，每个人每天都有定额，不完成不能收工，连饭都吃不上，所以大家一下田，就疯了似地甩开膀子大干起来，谁都希望尽快完成定额，早点爬上田埂去，喝口水或躲到阴凉下歇歇。
农场大田都是湖边洼地，加之不久前刚下过一场雨，大片大片的豆田都浸没在泥水中，熟透的豆荚裸露在田野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像金子一样，黄灿灿的。还不到十点钟，王晟就被其他犯人拉下一大截。中午时，别人已经割完了一天定额的二分之一，他却连一垄大豆都还没割完。此时，他的右手已经被镰刀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水泡破裂之后，整个手掌都血糊糊的，左手的五根手指也被尖利的豆荚刺得大眼小窟窿，汩汩地往外渗着血。他的近视眼镜被泥水糊住了，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使他手里的镰刀失去了方向感，劳动效率也大大下降。他不由想起一句诗：“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吃午饭的时候，那些如期完成上午定额的人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便在豆田边的树林子里抽烟吹牛，一副心安理得的神情，王晟精疲力竭，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却顾不上午间歇晌，匆匆吃完饭，便摇晃着困乏的身体，回豆田干活去了……
几天下来，王晟支撑不住了。
有一天，当他完成当天的定额，提着那把被豆梗快要磨钝的镰刀，拖着两条松软无力的腿从收割完的豆田爬上田埂时，还没站稳，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便倒在了地上。
当王晟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人的怀里。那个人一只胳膊揽着他的头，另一只手端着一碗水，正在给他喂，见他醒来，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你醒了，刚才吓我一跳。”
那个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脸上的笑容有几分慈祥，让王晟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巧的是，王晟入狱不久曾梦见过一次父亲，他梦见小时候在江边外摊上玩耍，从一棵大柳树上摔下来，腿被摔坏了，疼得他哇哇大哭起来，父亲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从地上抱起他往家走，一边用那只仅剩的手揉着他摔疼的腿，一边安慰他：“我儿，别哭，你娘在家里给你做好吃的啦!”他听了，不禁破涕为笑……
王晟觉得，眼前的情景跟那个梦惊人相似。当然，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他的父亲。
这个人是农业队9队的队长。
队长是管教干部为农业队指派的，算不上什么正经职务。平时除了给队里的犯人分派农活，划定任务，也没有特别的权力，但却是犯人同管教干部之间的重要桥梁，平时管教给犯人的表现打分，都要听取队长的意见。到了月底，管教便根据每个犯人的打分，决定各自的补贴和奖金等等。所以，队长这个职务跟农业队每个犯人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是个不可小觑的角色，不少犯人平时变着法子跟队长套近乎。唯独王晟从未讨好过队长，从进农业队至今，他甚至还没有主动跟队长说过一次话。
队长叫郭文才，农业队的犯人都叫他老郭。老郭五十多岁年纪，五短身材，又黑又瘦，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看上去像一枚熟过头的核桃，绷得紧紧的，很少露出笑容。老郭的眼睛不大，由于总是眯缝着，两撇眉毛往下耷拉着，仿佛在想着什么心事，平时很少见他说话，田间歇晌时，别人都挤在一堆胡吹海聊，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望着地上发呆。
王晟有点好奇，问身边的一个犯人：“老郭他……为啥总是一个人发呆?”
那人说：“他不是发呆，是在下棋。”
王晟一听，更觉得好奇了：“还有一个人下的棋么?”那人嘻嘻一笑：“成山棋，队里没一个人下得过他。要不你去试试?”
王晟第一次听说“成山棋”，越发好奇了，便悄悄走到老郭身后，果然看见他面前的地上画着一个四四方方的棋盘格子，格子上摆着几根用三菱草做的“棋子”……
此刻，王晟望着那张近在咫尺，布满皱纹的冬瓜脸，觉得跟老郭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一个文弱书生，哪能干得了这么重的活路呀!”老郭握着王晟长满血泡的手掌叹息道。
王晟听了，心里不由有些酸楚，仿佛小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时一样，想躺在父亲的怀抱里痛哭一场。
“农业队大多是种过地的庄稼汉，一天割几亩大豆麦子都不在话下，让你跟他们完成同样的定额不公平……”老郭自言自语地说，“我给管教提议过，想把你的定额降下来，可他不同意，说这是农场定的，他没有权力改，不苦不累怎么能称得上劳改呢?我一想他说的也有理儿，到农场的都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犯人，哪能让犯人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道理?”老郭说着，眼皮耷拉下来，额头上的皱纹缩得更紧了。
老郭说一口浓重的北部山区方言，王晟连猜带估才能勉强听懂，但由于是第一次听他说这么多话，觉得很新鲜，加之手上的血泡还在隐隐作痛，便不出声地听下去。
“听管教说你是个大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一看就不是那种挑事的人，到底犯了啥事坐牢的呢?”老郭吞吞吐吐地问，像是在肚子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机会说出来了似的。
王晟进农业队后，不止一次有人向他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从来不回答。现在也是如此。老郭显然有些失望，把目光转向远处的豆田。
正是晌午十分，犯人们吃过午饭后，都在田野边的树林子歇晌。不到百米外的田埂上，一个执勤的武警昂首挺胸，手握钢枪，双目炯炯，显得凛然不可侵犯。更远的地方，农场的围墙像长城那样矗立着，天空蓝得发亮，仿佛烧红的锅底，围墙上方的铁丝网在太阳的照射下，像打碎的玻璃，发出耀眼的光芒……
“读书人自尊心强，吃多大的亏，受多大的委屈都自个儿憋着，生怕让别人知道后丢了面子，总憋着气对身体不好，时间长了，性子也会变得暴躁……”老郭叹了口气说，“在你之前，有个年轻人也跟你一样，平时总是板着脸，闷声闷气的。听管教说，他因为聚众闹事打伤了领导，被判了刑。他当过技术员，上过大学，按说应该分配到工业队去的，可他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进入监队后一直苦着张脸，对谁也不搭理，每次背诵监狱条例都不及格，被子从没叠整齐过，就这样，管教把他给分到农业队来了。好在他当过工人，身板结实，一般的农活也能应付过去。可时间长了，也吃不消，有一次去湖边割芦苇，从上午割到下午，还是远远落在大伙后面。小伙子年轻气盛，不愿意受别人的奚落，天黑后还不肯收工，结果晕倒在芦苇丛里，若不是我发现，差点儿淹死……”
王晟被老郭讲的小伙子吸引住了。“后来呢?”
“……由于他在农业队的表现，过了不久，管教就把他调到工业队去了。”老郭说，“听说他在工业队表现不错，还搞了一项啥子技术革新，农场给他颁发了一笔奖金呢!”
王晟嗯了一声。
“他叫顾小乐，跟你一样，刑期也是三年。”老郭说，“他进农场只比你早了两个来月……”
这当儿，管教吹响了下午上工的口哨。
老郭站起身来，带头往豆田走去，走到一半，他想起什么似的，又回过头来，对王晟道：“你的手伤成这样子，就先歇着吧，我跟管教说了，你的活儿我替你干……”说完，露出两排黄黄的牙齿笑了笑。
王晟望着老郭那张黧黑的脸，心里忽然一暖。
过了些日子，由于连续几场暴雨，大田不得不停止作业，农业队集体放假了。农场趁这个机会组织犯人去娘子县城参观。
农场租了几辆大巴车，浩浩荡荡地开往娘子县城。有的犯人是第一次去县城，像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长期关在农场大墙内，大家都快憋坏了。唯独王晟脸上看不到半点笑容，仍然像往常那样郁郁不乐。临上车时，他突然对老郭说肚子不舒服，不想去县城了。
老郭正在组织犯人们上车，见王晟满脸痛苦的神情，信以为真，便向管教报告，并主动要求留下来陪王晟。
管教本来就对王晟一个人留下来不放心，便同意了。
老郭从外面打来开水，问王晟肚子还疼不疼。王晟支支吾吾，捂着肚子，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既不说疼，也不说不疼，望着监舍墙上那扇用铁毡封死的窗户发呆，听见外面响起一阵阵雷声，脑子里有些恍惚。
其实，王晟的肚子并不疼，之所以称病留下来，是因为他不想去。他无法面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那座县城。十年前，当王晟在娘子师范教书时，何曾想到过有一天，他会以犯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这儿呢?每念及此，一种深深的耻辱便像一把刀子插进心里，让他感到无地自容，无脸见人。这种羞耻感，比他在法庭上被当庭宣判有罪时还要强烈，比他在农场干的那些严重超出自己体力的农活还要难以承受……
监舍里只有王晟和老郭。平时拥挤得转不过身的监舍，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两个人似乎都有点儿不习惯。老郭给王晟的杯子沏了满满一杯开水，在他身边坐下来。
看着愁眉不展的王晟，老郭似乎猜出了他的心事。“你肚子还疼吗?”也许是为了打破监舍里的沉闷，也许是为了给他解闷，老郭吭吭哧哧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接着，老郭就给王晟讲了一个故事。其实不是故事，而是他自己的经历——
3. 手表的故事(1)
在许多人眼里，劳改农场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罪犯罪犯，没犯罪怎么会关到这儿来?可他们不知道，高墙内也有不少蒙冤受屈的倒霉蛋，就像古戏文唱的那样，“满肚子冤情无处申，只能打破门牙往肚子里吞”。这样的人大多从心里拒绝接受改造，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罪，也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为了让他们认罪伏法，都给分配到农业队来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我是五年前被送到劳改农场的。我为啥被判刑?说出来你恐怕不相信，因为一块手表。
那块手表，是我爹卖了半年山货，在丹阳县城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刚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我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回乡务农的高中生，在村里人眼里，算是有文化、有身份的知识青年。大概因为这“身份”，我爹拿出卖山货积攒下来的钱，去丹阳县城给我买了块手表，上海牌，一百二十元一块。那时，我们大队支书戴的也只是一块宝石花手表，价钱不到上海牌的一半，而且不是快几分，就是慢几分，很没准头。
由于这块手表，我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回村没多久，我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委员兼四小队队长。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像电影《青松岭》里唱的那样，带领乡亲们“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时，生产队却突然解散了。
那天，当我在大队会上听完上级关于解散生产队集体，实行联产承包制的政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寻思我们小队从前年开始，每个社员的工分增加了两角钱，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我当上队长后，正准备在东青河上建一座小水电站，水电站建成后，不仅可以让每户社员用上电，还可以通过水电站灌溉，每亩地的收成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能增加三成。如果解散生产队，把集体的田分到各家各户，这计划岂不一下子泡汤?我站起身大声问支书：“集体搞得好好的，为啥要解散?你莫不是弄错啦?”
支书抖了抖手里的文件说：“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怎么会错?”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蹲到地上，咕哝道：“红头文件又咋样?我想不通呢!”
支书叉起腰用手指着我说：“想得通想不通都要执行!”
我拧着脖子顶撞道：“想不通就不能执行，前几年中央还号召要敢于反潮流呢!”
支书听了，扒开坐在地上的几个队长，从会场中央几步跨到我面前，眼睛一瞪训斥道：“好你个郭文才，仗着喝了几年墨水就翘尾巴，骄傲起来了，中央文件精神都敢不服从，你还想不想入党?”
支书一边说，一边撸着袖子，像要打人的样子，支书身材魁梧，比我高出一大截，真要打架我肯定打不过他。再说，前不久我刚向大队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支书答应了要做我的介绍人，他这句话等于戳到了我的命门，我耷拉下脑袋不吱声了……
我担任队长的四小队是全大队最后一个分田到户的。由于执行中央精神不力，我很快被免去了队长职务，入党的事也黄了。原本已经订婚的未婚妻突然提出要跟我解除婚约。倒霉事一桩接着一桩，我像遭霜打的茄子，在村里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以前当队长时，村里人见了老远就跟我打招呼，现在却没等走近便远远避开了，像躲瘟神一样。
我本来是个心高气盛的人，哪里受得了这种窝囊气?家里分的那几亩山坡地也懒得去拾掇，整天无精打采，心灰意冷，躺在家里睡大觉，对什么也没兴趣。我爹见了，骂我没出息，经不住一点风浪。但骂归骂，该为我这个儿子操心的还是得操心。
我爹倒腾山货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前几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还为这个挨过批斗。包产到户后，再没人批他搞投机倒把，生意自然比以前好多了，收的山货堆满了大半个院子，正愁没人帮忙卖呢，见我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就让我帮他去镇上卖山货。我在家里憋久了，也想出去透透气，就答应了。
那时候，市场刚放开不久，生意十分火爆，山货的价格也年年看涨。到处都能见到从县城甚至省城来收购山货的人。就这样，我跟爹卖起了山货。爹负责收购，我负责在镇上的集贸市场销售，父子俩配合得十分默契。随着生意越做越好，我灰暗的心情也渐渐好起来。
过了没几年，我家就成了村里数得着的富户，我爹把我们家那幢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推到，盖起了一栋宽敞高大的红砖瓦房，还托媒人给我在丹江河边上找了个渔户的女儿做媳妇。我娘死得早，是爹一手一脚把我拉扯大的，爹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是望子成龙，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便只剩下尽早让我娶妻生子，给老郭家延续香火这点念想了。媳妇娶进门第二年，就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八斤三两，取名八斤。我爹高兴得合不拢嘴来，在村里挨家挨户请人上门喝喜酒，摆了十几桌酒席。
那是打我记事以来我爹在村子里最风光的一天，当初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当团支部委员和小队长时，也没见他这样风光过。
俗话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正当我日子过得顺风顺水，芝麻开花节节高时，一场横祸飞到了我的头上。
那时，我儿子八斤快两岁了，不仅学会了走路，还会喊爹了。每次我卖完山货一进家门，八斤就抱着我大腿，伸出小手掏我口袋，找好吃的，所以我每天回家，都要在集市上买点儿糖果啥的装在口袋里。
那年冬天，我的高中同学张耀祖结婚，请我去喝喜酒。张耀祖也是农村人，毕业后原本跟我一样要回村参加劳动的，但他爹是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按月拿工资，也算是半个公家人。
张耀祖高中毕业那年，他爹进山投递邮件时，掉到悬崖下摔死了。由于是因公殉职，县邮政局不仅给死者家里发放抚恤金，还让张耀祖顶替他爹在邮政所当了投递员。过了两年，还给他转了正式职工，成了正式的公家人。由于是公家人，张耀祖的婚礼也比农村人操办得有排场、有档次，不仅去吃喜酒的亲戚朋友多，酒菜也比一般农村人家的丰盛，我平时不大喝酒也喝多了。
那天，我喝完酒往家走时，天已经快黑了。从镇上到我们村，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约莫四五里远，以前我在镇上的高中读书，后来去镇上卖山货时，每天都要在这条山路上走一个来回，所以我对那条路熟得不能再熟了，闭着眼也能走回家。但那天我的确喝高了，临出门时，张耀祖问要不要找个人送我，被我给拒绝了。
那条山路一直顺着东青河边向前蜿蜒，脚下是滚滚的河水，头上是长满茶树和荆棘的山坡。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镇子，踏上了回村的路。
农历十一月的天气，气温已近零度，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雪，山坡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东青河上的渔民也早已在岸边泊好船，准备过冬了。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看不到一颗星星。夜晚的风比白天更加刺骨，贴着山坡吹过来，钻进脖子，我不由打了个寒噤，酒劲一下子发作了，肚子里翻江倒海般，我感到天旋地转，踉跄着往路边走了两步，嘴一张，吐了个天翻地覆。肚子里的东西倒完，浑身上下也像被抽了筋似的，没了一丝力气，两眼发黑，腿一软，歪倒在路边的草丛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喊：“郭文才，你醒醒、醒醒!”
我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有个人用手电筒对着我，晃得我不得不闭上刚睁开的眼睛。
借着黄黄的手电筒光，我认出是同村的翁彪。这个人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跟我同岁，鼻子有点塌，说话瓮声瓮气，有人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翁鼻子”。翁鼻子读小学和初中时其实成绩不差，每次考试总是排在前几名，但由于家庭成分高，按当时的政策没能上高中。为这个，他一直耿耿于怀，觉得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比他好，却上了高中，心里很不服气，但面子上还过得去，毕竟我们曾经是同学嘛。在我回村当上团支部委员和小队队长后，翁鼻子还主动向我套近乎，不过，我被撤职后，他对我的态度很快就冷淡下来了……
“你喝了多少酒，醉成这样子?”翁鼻子一边拉扯着我的衣服，一边嘟哝。
我的脑子这才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是在镇上喝了喜酒倒在路边的。同时，我从翁鼻子身上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便磕磕巴巴地问：“怎么，你也喝、喝酒啦?”
“嗯哪，老丈人六十大寿，我去给他祝寿，喝、喝了点儿。”翁鼻子也跟我一样磕磕巴巴地说，“要不我也不会回来这么晚，不是让我碰上，寒冬腊月的，你在野外躺一夜还不冻、冻死个球……”
翁鼻子比我结婚还晚，媳妇是东青河对岸小王村人，叫王翠花，长得很俊俏，听说，翁鼻子为了娶媳妇，花光了这些年种田攒下的全部积蓄。去年成的亲，还没有怀上孩子。翁鼻子很疼媳妇，平时都舍不得让王翠花下地，田里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这会儿，我听了翁鼻子的话，才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袭来，在山路边睡了一觉，手脚都冻麻木了。我抬起手腕，撸起袖子看了看我那块上海牌手表，手表是夜光的，表盘上的时针正指向凌晨一点三十五分。
“都后半夜了，我扶你回家吧?”翁鼻子打了个哈欠，嘴里又喷出一股呛人的酒气，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腕，他不愧是个能干的庄稼把式，力气很大，一下子就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了。
我跟着翁鼻子往前走了几步，一阵凛冽的山风贴着地面吹过来，携带着一股浓烈的土腥味儿，钻进我的鼻孔，我忍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我觉得清醒了不少，睁大眼睛环顾一下四周，看到这儿离村子已经不远，隐约听见传来几声狗吠。于是，我挣脱开翁鼻子的搀扶，摆摆手说：“你回、回吧，我自个儿能、能走……”
“你真、真能行?”翁鼻子见我走了几步，才放心地松开手，自己打着手电筒往村里走去。
我跟在翁鼻子身后，他走得快，我走得慢，一会儿就把我远远地拉在后面，不见了踪影。
回到家，爹和媳妇孩子都睡了。我没有吵醒他们，用热水擦了把脸，就上床睡觉，躺下之前，我习惯地抬起手腕，想看看时间，谁知一撸起袖子，手腕上空空的，那块上海牌手表不见了!
我脑子激灵一下，半醉的脑子顿时全醒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手表丢了。丢到哪儿了呢?刚才在半路上不是还当着翁鼻子看过时间吗?我想起翁鼻子把我从地上搀扶起来时，抓过我的手腕。莫非……手表是翁鼻子顺走了?
整个后半夜，我都没有睡着。天快亮时，我已经确信：手表真的是翁鼻子顺走了。
除了他，还会是谁呢?
天一亮，我就起了床。冬天的晨雾笼罩着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房屋和四周静悄悄的山峦。大多数人家的大门都紧闭着，村道上看不到一个人。我穿过村道，远远看见村西头那幢新盖不久的两层楼砖瓦房敞开了半边门扇，心头一亮，仿佛看到了丢失的那块上海牌手表。
“翁彪，翁彪!”我站在翁鼻子家那扇半开的大门前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应声。正要往屋里走去时，从那半扇门里闪出一个人来。
是翁鼻子的媳妇王翠花。
“谁呀，一大早就跑到人家门口大喊大叫的……”王翠花没好气地说。她手里拿着一只装着包谷米的葫芦瓢，正在给鸡喂食。
“是我呀，弟妹，翁彪在家吧?”我走上前说。
王翠花显然刚起床，身上穿着一件蓝底红花格子小棉袄，领子没扣紧，露出一截雪白的脖子，再加上那张红扑扑的脸蛋，显得格外俊俏。去年翁鼻子成亲时，我专门从镇上回来吃喜酒，送过一个数额不小的红包。王翠花和翁鼻子还一起给我敬过酒。按照山里人的习俗，对送大红包的亲友，新娘过门后是要亲自敬酒的。
但今天，王翠花见了我却像不认识似的，掀起眼皮瞥了我一眼，说：“我家翁彪不在家，你找他干啥?”
“不在家?怎么可能?后半夜我还在村外山道上碰见他来着，我俩是一前一后回村的……”我以为王翠花是跟我开玩笑，就对她说：“别逗了，弟妹，昨夜里我在镇上喝喜酒喝多了点儿，正好碰见翁彪从东青河对岸你娘家回来，他陪我唠了会儿嗑，还把我那块上海牌手表撸下来了，我知道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他撸没撸你的手表我不知道，可他没回家，我还担心他是不是跟我爹一起喝酒喝多了呢!”王翠花站在门口，冷冷地说，“你要不信，自己去瞅瞅。”说着，闪开身子，把堵住的大门让开了。
我犹豫了一下，往屋里走去，走进他们夫妻俩的卧房看了看，床上两床绣花被子和枕头叠得整整齐齐，果然没有看到翁鼻子的影儿。
我愣怔了片刻，赶紧从卧房里退出来了。
昨晚我明明跟着翁鼻子回村的，他怎么可能没回家呢?我满脑子疑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如果是这样，翁鼻子就不是借着酒劲儿开玩笑顺走我的手表，而是一种蓄谋的劫财行为。如果是这样，性质就变了。我想，绝不能让这种卑劣的行为得逞。这不仅是一块手表的事，而且关系到我的人格尊严和权利。除了找回手表，还应该让翁鼻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越想越来气，心里被一股愤怒的火焰燃烧着，回到家时，我已经想好了如何找回手表和惩罚翁鼻子的办法。
4. 手表的故事(2)
我决定向派出所报案。
我知道，若要向派出所报案，必须掌握到翁鼻子顺走我手表的证据，而现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只有我，作为案件当事人，这显然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派出所也不会单凭我的一面之词立案对翁鼻子进行调查，如果翁鼻子抵赖甚至反咬我一口说我诬陷他，那就麻烦了。
高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读过《福尔摩斯探案集》，对侦破推理之类懂得一点皮毛。现在，我必须找到人证明昨天夜里翁鼻子确实是从东青河回家里过夜了，而不是像王翠花说的那样，翁鼻子压根儿没有回家，既然没有回家过夜，他在半路上与我邂逅并“顺走”我手表也就无从谈起。
我决定先到东青河边查访，看昨天夜里翁鼻子过河时，有没有被人看见。找到这个人，就能证明翁鼻子昨夜的确从河西岸回到东岸了。但昨晚翁鼻子过河时已经半夜了，那么晚了，河边有人看见翁鼻子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这么寒冷的天气，东青河的渔民都已经休渔，准备过年了，谁会大半夜里守在河边挨冻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抱着侥幸的态度去河边寻访了一番。寻访的结果没有让我失望，在距昨夜邂逅翁鼻子不足两百米的河边，我找到了一户渔民，是一对夫妇，男的姓沈，跟我差不多年纪，络腮胡，大个儿，女的则小巧玲珑，胸部很丰满，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他们以前在丹江河打渔，丹江口水库禁止捕鱼后，就来到了东青河。前两年我媳妇生孩子后缺奶，我曾从他们手上买过几次鲫鱼，老沈是个仗义热情的人，听说我媳妇生了儿子，咧开长满络腮胡的嘴巴连声向我道贺，称完鱼，还另外给我加了一条一柞多长的鲫鱼，那高兴劲儿，仿佛是他媳妇生了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老沈虽然结婚好几年了，但他媳妇一直没有生育……
那天下午，当我在河边见到老沈时，他正在补鱼网，他媳妇在船头腌制腊鱼腊肉，桐油漆得发亮的船篷顶上已经晒了一些腌过的鱼肉。他们老家在很远的丹江河下游。看样子是打算在东青河边过年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老沈停下缝补的渔网，蹙着眉头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昨天夜里我喝了点酒，睡得很晚，不过，我半夜起来解过一次手，天上黑魆魆的……”
我见他吞吞吞吐吐，沉不住气了，说：“老沈，你就明白告诉我，你到底看见翁鼻子没?”
我这一催，老沈终于说了实话：“看见了。我解完手刚要回船舱，就看到一条船在离我的船不到五米的地方靠了岸，上面下来一个人。天气那么黑，我原本看不清那人是谁的，可他上岸后踉跄了一下差点儿摔倒，便打亮了手电筒。借着手电筒光，我看清那人是翁鼻子……”
“你认识……他?”
“翁鼻子以前来我船上买过不止一次鱼，每次抹掉零头不算，还讨价还价，怪烦人的。”老沈说，“他是个小气鬼，没准真能干出啥出格事儿来……”说了一半，突然住了口，转过脸去看他媳妇。看得出，他很在乎他媳妇的。
我感激地捉住老沈的手握了握，还递给他一支烟。
我临走时，他媳妇突然叫住我，“老沈昨夜也喝多了酒，没准看走眼了，你不要把他的话当真……”说着，用那双乌黑的眼睛定定地瞅着我。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但我没有理睬，心满意足地从河边离开了。
有了老沈的话作证，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但仅仅有老沈一个证人还不够。老沈的话只能证明翁鼻子从东青河西岸回到了东岸，但不能证明翁鼻子回家了，不能证明翁鼻子昨夜回了家，就不能证明王翠花撒了谎。只有证明王翠花撒了谎，才能指控翁鼻子的确顺走了我的手表——否则，她为啥要撒谎呢?
接下来，我还需要在村里找到一个或两个看见翁鼻子回村的证人。
很快，我又在村里找到了两个证人。
第一个是小白，这两个人的家跟翁鼻子斜对门住着，平时关门开门，进进出出，互相都听得见或看得清清楚楚。小白是我的本家侄子，家里穷，中学没毕业就跟人学瓦匠，一年上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快过年时才回到村里，手里有了点钱，经常跟村里的年轻人在一起打牌赌博，一玩就是大半夜……
昨天夜里，小白打完牌回家，正巧看见翁鼻子从村外回来，走到自己家时，摸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摸到大门，后来还是他媳妇起床打开门，才让他进去的。
“当时我就琢磨，翁鼻子肯定是喝醉了，要不怎么会打着手电筒都摸不到自家的门呢?”小白说。
“你确定你看见的是翁鼻子吗?”我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你这话说的，半夜里摸王翠花门的不是翁鼻子，难道还会是别的男人么?”小白挤了挤眼说，“王翠花开门时披着一件花棉袄，露出半个雪白的膀子……”
我没心情听小白扯淡，很快又找到了第二个证人谢婶。
谢婶以前当过大队妇女主任，还是村里唯一的女党员，说话做事一向爽快利索，干起活来也风风火火，是一把好手，村里人私下叫她“假男人”，谢婶的男人在修丹江口水库时，被一辆履带式东方红轧路机给轧死了。谢婶去收尸时，连男人的尸首都没见到。
昨天夜里，谢婶为了准备年货，磨豆腐忙到半夜。临睡觉前，她出去小解。天又黑又冷，她懒得去屋后头的茅房，就在屋门口的地上撒尿，刚褪下裤子，就见黒糊糊的村道上突然冒出一个人，紧接着，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照到她的屁股上，吓得她身体一哆嗦，没等尿完就往上提裤子。这当儿，就听一个男人嘎嘎笑了两声：“哇，屁股好白!”
谢婶听出是住在斜对面的翁鼻子，顿时红着脸啐了一口，骂道：“呸，回家去看你媳妇的屁股吧，她可比老娘的白!”说完，就返身关上了大门。
我问：“谢婶，你确定是翁鼻子吗?”
“不是他是谁?”谢婶粗声大嗓地说，“这么多年我跟他门对门住着，那公鸭嗓门哪天不听几回……”
有了小白和谢婶作证，我心里更有底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乡派出所。乡派出所离我以前读过书的中学不远，紧挨着乡政府，是一座石灰墙青灰瓦的平房。我走进派出所大门时，值班的民警刚上班，是个身材单薄的小青年，留着两撇小胡子，两条瘦瘦的腿跷在办公桌上，衣领敞开着，警帽也没戴，一只手拿着根油条，另一只手端着碗豆浆，正在过早，见我进去，也没有把腿从办公桌上放下来，懒懒地问了一句：“这一大早的，啥事儿?”
我说：“我是来报案的。”
小胡子听了，这才将两条跷得高高的腿从桌上放下来，他把吃得还剩下一半的油条衔在嘴里，腾出油腻腻的手来做笔录。他先是把我的姓名、年龄、住址等一项不漏地记录下来，接着便让我详细讲述了案发的全部经过。当他听到“翁彪”两个字时，手里的笔停顿了一下，将信将疑地问：“你是怀疑翁……彪偷走了你的手表?”
“不是怀疑，”我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肯定是他偷的。要不王翠花为啥要撒谎说他夜里没回家?”
“你这只是推断，推断就是怀疑嘛!”小胡子咬文嚼字地说，一边用笔敲了敲面前的记录，“我们需要传唤你说的那几个证人，还有翁彪和王翠花两口子的口供，给人定罪，不能听一面之词，得证据确凿，懂吗?”
“这个我懂。”我点点头说，“那几个证人都已经答应为我作证了，至于翁鼻子和王翠花承不承认，需要你们秉公断案……”
“这个你放心，派出所是执法机关，既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小胡子的口气十分笃定，仿佛他不是一个普通民警，而是派出所的领导。但我还是相信了他的话。
半个月后，派出所给村里打电话，让我去一趟。从报案到现在，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派出所肯定传唤了证人和翁鼻子夫妇，案情应该水落石出了。我脑子里浮现出翁鼻子承认偷窃行为后痛哭流涕的情景。我甚至想，如果翁鼻子只是一时财迷心窍，认罪态度诚恳，我可以原谅他，请求派出所免除对他的治安或刑事处罚。毕竟只是一块手表，算不得什么大事。况且，我们曾经同过学，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把人赶尽杀绝呢?
可是，当我来到派出所时，听到的结果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见我的除了上次那个小胡子民警，还有一个酒糟鼻子的中年警官，“这是我们单所长……”小胡子向我介绍了一句，便埋下头去做记录。
接下来，所有谈话都是在我和单所长之间进行的。
“你叫郭文才?”单所长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问，“就是你来报案，指控翁彪偷走了你的手表?”
“是的。”我坦然地说，“上次报案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翁彪趁我喝醉酒，顺走了我的手表。”
但我还没说完，单所长就态度粗暴地打断了我，说：“经过我们的调查取证，得出的结论跟你说的恰恰相反。翁彪不仅没有偷你的手表，他媳妇王翠花还差点被你强奸了……”
我听了仿佛当头被人打了一棒，耳朵嗡嗡乱响，气得浑身颤抖，“胡说!这是翁鼻子王翠花倒打一耙，血口喷人，栽赃陷害……”
“你说他们栽赃陷害你，翁彪还说你栽赃陷害他呢!”
“我有证人作证，他们可是空口无凭，”我几乎喊叫起来，“你们不能听信他们两口子一面之词!”
“证人?”单所长冷笑道，“那三个人可不都是像你这么说的，你可以回去问问他们……”
我听出单所长话里有话，正感到有些茫然时，单所长脸上突然变了一副表情，疾言厉色地说：“郭文才，根据我们现在掌握到的事实，你涉嫌诬陷他人、强奸未遂和撺掇他人作伪证等犯罪行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希望你悬崖勒马，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你及时悔过，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否则……后果你懂的!”
说完，单所长腾地站起身离开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小胡子。我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单所长的话像针扎得我脑袋生疼。后来，小胡子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机械地签完字，把笔交还给小胡子时，他扎下头，似乎在竭力回避着我的眼睛，那副畏葸的神情，跟上次见到他时判若两人。
我迈着两条像灌满铅的腿，仿佛一只断线的风筝，飘飘忽忽地走出了派出所。我怎么从一个报案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呢?这个疑问反复在我脑子里呈现，可我脑袋想疼了，也找不出答案来。
回到村里，第一件事我就是去找小白。我想问问他被派出所传唤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扑了个空，小白娘说城里包工头打来电话，工地上有事，叫小白回城里去了。
我有点不相信，马上快要过年了，工地上会有啥事呢?小白一定是故意躲避我……
我去找谢婶。
谢婶倒是在家，可当我问她被派出所传唤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她却闪烁其词，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反复催问，她才期期艾艾地说：“文才，你别逼我了，他们说我是作伪证，威胁要开除我的党籍，我一个妇道人家，还能咋办……”
话说到这份上，我不好再说什么，神情黯然地从谢婶家离开了。走了没几步，谢婶忽然叫住我，低声说：“文才，我听说，派出所那个单所长是王翠花的姨表兄，你斗不过他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算了吧……”
离开谢婶家，我又去东青河边找渔户老沈。
像上次那样，老沈又在船头补鱼网，他老婆在尾舱里做饭，锅里炖着的鱼汤弥漫出一股好闻的香味儿。老沈一看见我，像是早就料到我会去找他似的，不等我开腔就说：“你又是为作证的事儿来找我吧?你放心，不管派出所那帮人怎么使花招，我也不会改口，那天夜里我见到的就是翁鼻子，除非他们把我嘴巴堵上……”
听了老沈的这番豪爽侠义之言，我原本感到悲观失望的心里，又升起了一线新的希望。我想对老沈说两句感谢的话，可喉咙梗塞了一下，望着那张因被风吹雨淋显得格外黝黑的脸孔，竟一句话说不出来。“大恩不言谢，等这件事了结后，我一定重谢!”我说完这句话，拱拱手，就离开了东青河边。
回到家，我左思右想，不但没找回手表，自己反而被翁鼻子和王翠花反咬一口。派出所所长是翁鼻子的亲戚，县里地区不可能都是他亲戚。再说，他们家有亲戚，别人家也有亲戚呢!我想起有个表舅在地委宣传部工作，我娘在世时，表舅还来过我们家，那时听说是个副科长，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表舅再不济也会比科长大，说不定当上副部长了。自从我娘去世后，表舅就没再来过我们家，他是我娘没出五服的叔伯祖父的儿子，打断骨头连着筋，我若求他帮忙不会不管。于是，我就给表舅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冤情从头至尾，完完整整地叙述了一遍，最后，我还写了一段话：“表舅，我本来只想找回我爹给我买的那块手表，没成想，不仅没要回手表，反而掉进了翁鼻子和他媳妇王翠花做的笼子，把我装进去了。现在，派出所颠倒黑白，说我犯了诬陷、强奸未遂和作伪证三项罪名，要把我置于死地。请您看在我死去娘的份上，把我的冤情反映给有关部门领导，为我主持公道，让翁鼻子把手表归还我，并对他们进行治安惩罚，还有那个派出所所长，也应该按照党纪给予应有的处分……”
写完信，我去镇上找到在邮政所工作的高中同学张耀祖，请他帮忙用挂号给我寄了出去。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等待表舅给我带来的好消息。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半年……也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正当我快要彻底失望时，有一天，我从镇上卖山货回来，刚走到村口，迎面来了两个穿警服的人，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年轻的我认识，就是我在派出所见过的那个小胡子。我心里一亮，以为是我给表舅的信起了作用，上面给派出所来指示纠正我的案子了。可谁知他们一见我，年纪大的民警就摸出一张纸片儿，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口气严厉地说：“郭文才，你涉嫌诬陷他人、强奸未遂和撺掇他人作伪证，经上级批准，决定对你实施拘捕。”说完，不等我开口，就掏出一副亮锃锃的手铐把我拷上了……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关进了派出所。后来我才知道，同我一起被关进去的还有渔户老沈，他的罪名是伙同我作伪证。谢婶和小白之所以没被关进来，是因为他们不仅推翻了之前为我做的证，还写了悔过书。
谢婶和小白的翻供，再加上翁鼻子王翠花两口子的指控，我就是浑身有嘴也讲不清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个结果。但我不甘心。我怀疑表舅没收到我的信，是派出所那个单所长派人把我的信截住了。为了防止我继续给表舅写信，就把我拘捕了。我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趁我媳妇来给我送换洗衣服的机会，我把上次给表舅写的那封信的内容口述了一遍，让她找机会寄出去。
有一天，小胡子和那个年纪大的民警提审我，我对小胡子说：“我又给我表舅写了信，纸是包不住火的，你告诉单所长，让他别乱来，省得有一天上面派人来调查!”
我刚说完，小胡子就掩嘴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被他笑懵了，问他笑啥?他好不容易忍住笑，一边掏出手帕揩眼睛，一边说：“上面早收到了你给你表舅的信，并且派出专案组来调查过了。调查组得出的结论跟我们派出所的一样。现在对你实施拘捕，就是执行调查组的决定……”
我不相信，大声喊道：“你胡说，我想见单所长，我要亲口问他!我还要见翁鼻子和王翠花，我要和这对狗男女当面对质……”
“单所长到县公安局开会去了，哪有工夫见你?”那个年纪大的民警突然打断我，用警告的口气说，“郭文才，你这个案子已经铁板钉钉，不可能翻过来的。我劝你别瞎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不仅对你自己没啥好处，说不定还会连累你那个表舅呢!”
他的声音不高，却冷飕飕的，充满了一种无形的威慑力，仿佛代表了背后某个权威的人。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像被人突然扼住了喉咙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郭讲到这儿，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说话。监舍里一片沉寂。不知过了多久，似乎是为了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沉寂，王晟问了一句：“后来……呢?”
“后来?”老郭垂下头，沉吟了一下，才说：“后来，我让我媳妇去了一趟专区，找到了我表舅，得到的消息再次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老郭的表舅并没有像他猜想的已经当上宣传部的副部长或更大的官儿，而只是由副科长转成了正科长。收到表外甥的控告信后，他立即通过私人关系转给了地区政法委，政法委十分重视，很快组成专案组，赴老郭所在的乡调查。可调查的结果不仅没能推翻原来的结论，反而证实了老郭涉嫌诬陷他人、强奸未遂和撺掇他人作伪证的事实。
为了慎重起见，调查组不仅找翁鼻子和王翠花核对了口供，还找到涉嫌作伪证的谢婶和小白，他们俩都不约而同推翻了以前提供的证词，否认事发当晚在村里见到过翁鼻子。
另外一个涉嫌作伪证的渔户老沈在派出所关了一个多月，出来不久，老沈的媳妇就跟人私通，并伙同情人把他炸死在东青河里了，也就是说无法找他核实口供了，这样一来，所有的证人证词都对老郭不利，坐实了翁鼻子和王翠花夫妇对他的指控。
老郭的表舅看了地区政法委调查组的最终结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久，法院对老郭以那三项罪名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表舅一言未发。但这件事影响还在发酵。政法委领导对表舅大为光火，斥责他以权谋私，干扰司法，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要求宣传部领导给予他严肃处分。
表舅以前是个民办教师，因写过几篇有影响的新闻报道，一步步从公办教师，县教育局科员、县委宣传部科员到地区宣传部副科、科长，每上升一步都很不容易。其时已年过五旬，本来在退休之前能够提升副部长的，组织部领导都已经找他谈过话了。可由于这件事儿，提拔的事儿再也没人提起过，甚至没等到年龄，就让他退休了……
“是我连累了表舅，我对不起他……”老郭喃喃自语，满脸歉疚的神情。
“你进监狱后还向上面申诉过吗?”王晟又问。
“写过，进监狱头两年，我每年都申诉控告，纪委法院，一写好几封，可每次都像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一开始我被分在后勤队，算是比较轻松的监区，可后来，我从后勤队转到工业队，又从工业队转到农业队，在这里一干三年，再也没动过窝，还当上了队长……知道是啥原因吗?”
“啥原因?”王晟一愣。
“一个平时跟我很熟的管教告诉我，都是因为我写申诉控告信写的。他还说，如果我继续写下去，上面还会延长我的刑期呢!”老郭苦笑了一下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申诉控告信，五年下来，我就从年轻时还算眉清目秀的那个郭文才，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脸上皱纹比核桃还密，皮肤像木炭一样黑的老农民，其实，我还不到四十岁……”
“老郭，你只剩下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去了。” 王晟用安慰的口气说，“你……总算熬到头了!”
“可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农场的生活，我一点也不想出去。”老郭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终于熬出头的神情，“我被判刑不久，我爹在收购山货的路上掉进东青河淹死了。两年后，我儿子患急性脑膜炎，送到镇上医院来不及抢救，也死了……为了一块手表，害得我自己家破人亡不说，还牵连了那么多人，我就是被判无期徒刑也不冤，你说，我回家还有啥意思呢?”
面对老郭那悲伤得近乎麻木的眼神，王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5. 严重的时刻
劳改农场采用的是军事管理制度，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铃便准时响了，犯人必须在半个小时内解决起床、叠被子、上厕所、洗漱等一系列“个人问题”;接着是去食堂吃早餐，早餐的规定时间也是半个小时。然后是上工时间。对农业队的犯人来说，由于监舍和生活区与大田作业区之间的距离较远，上工时间比其他监区的犯人要提前半小时。七点半钟，犯人们就在监舍前排好队，由各队队长和管教干部率领着，通过刚刚打开的农场铁皮大门鱼贯而出，朝着尚未完全从黑夜中露出全貌的田野走去。
这支队伍早上从农场大门出发，晚上从大田作业区归来，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夏秋农忙时节自不必说，冬天没有农活可做，但农场的大田作业区都是由湖边低洼地改造而来，一进入多雨的盛夏季节，大片大片的农田便积水成灾，所以每到冬天，农业队的犯人们就要疏浚淤塞的沟渠或挖掘新的水渠，劳动强度不仅不比农忙时节轻松，反而还要繁重很多。
熹微的晨光下，这支穿着蓝布囚服、背后和胸前都印有犯人编号的犯人队伍，在通往大田作业区的水渠上迤逦而行，像一条长蛇，从农场大门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整个队伍除了杂沓的脚步声，无声无息，仿佛行走的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影子。偶尔如果有人不留神走到队列之外，负责押送的武警士兵便会大声命令其回到队里去，声音异常尖锐，具有一种不容违抗的威严。此时，如果你走近队列，就能看清每个犯人的脸上麻木呆滞，看不到任何喜怒哀乐，透露出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
王晟就走在这支队伍中间。
现在，他从神态举止到衣着服饰，都已经跟身边的犯人一模一样，看不出任何区别了。他囚服上的编号为东B12963，B是东江省的代号，12是自新农场的编号，9是监区编号，6是农业队编号，3是监舍编号;在农场，无论是管教干部，还是犯人之间都称呼编号，很少叫人名字的。不知不觉，王晟已经习惯这个编号，几乎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了。由于长时间重体力劳动，他的皮肤也像其他犯人那样，变得像树皮一样粗糙，乌黑发亮，仿佛涂了一层厚厚的桐油，跟刚进农场时相比，他也渐渐适应了各种农活，每次都能完成定额劳动量。与此同时，他的饭量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每餐有菜没菜都能吃两大碗米饭，身体自然也强健结实了许多。总之，从外表上看，他跟过去相比，已经脱胎换骨，判若两人了……
王晟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或正在发生着一场严重的危机。有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每当他夹杂在犯人队列中行走或在大田里劳动时，他总觉得那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幽灵。
有一天，王晟从大田劳动回到监舍，在澡堂冲澡时，从镜子里看到一个神情呆滞、双目无神的人，像一具死尸，脸上看不到一丝活气，一开始，王晟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后来才意识到是自己。他感到一阵恐惧，双手蒙住脸，像一滩烂泥那样倒在了地上……
从那一刻起，王晟领悟到了什么叫行尸走肉。而对一具行尸走肉来说，灵魂是一种多余的存在，愈是意识到灵魂存在，愈是感到痛苦，而忘却灵魂存在的最佳方式，就是拼命劳动，在苦役和自虐般的大田劳动中，才能够使自己得到暂时的解脱。“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他想起了哈姆雷特的这句名言。的确，对于一个服刑的犯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比生存更现实的问题。他想起大学时读过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严重的时刻》：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当初读这首诗时，王晟并没有多少深刻的体验。而现在，当他在脑子里默诵到“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无端端在世界上死，眼望着我”这句诗时，仿佛突然被一粒致命的子弹击中了，身体像筛糠那样颤抖起来。
王晟想到了死亡。
那会儿，他正在挖沟渠。这条沟渠是农场上千亩大田的主要干渠之一，担负着排积除涝的功能。农场给农业队下达的命令是在明年春播之前完成，分摊到犯人头上，平均挖掘渠长一百米，挖出的土方足以堆成一座小山，还要达到验收质量标准;对每个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异常繁重的任务。
正值隆冬季节，天气早已下降到零度以下，虽然还没有下雪，但北风从早刮到晚，掀起的尘土遮蔽了大半个天空，收割过庄稼的土地表层在低温下变得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坚固，一镐头砸下去，手腕和虎口都被震裂了，却只能挖到一小块土。身上的汗早已浸透衣衫，被凛冽的北风一吹，便结成了凝固物，将衣服和皮肤粘连在一起。嘴里的热气呼出口腔后，很快形成一片白色的云雾，在旷野上漂浮、消散。
王晟感到自己的体力消耗到了极限，四肢像灌满了铅，手中的铁锨重若千钧，每挥动一下都极其艰难，终于，他在挖出一锨土后，觉得全部力气都耗尽了，便扔掉铁锨，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了。
王晟躺在沟渠里，昏昏沉沉的，仿佛睡着了。不，他觉得自己死了。他的灵魂脱离了自己的躯壳，像一片鹅毛那样轻轻飘扬起来，飘到了另一个时空。许多往事纷至沓来，仿佛在很短的时间把过去的一切又重新经历了一遍。他见到了父亲母亲，他们都还很年轻、康健，像那个时候的天空一样，明亮、干净，一尘不染。他看见父亲给自己做的那把弹壳做的手枪，枪柄上的红丝带像血一样绚丽、火一样灿烂。接着是楚州的古城墙，他和宗天一，还有杜威，从南门一直走到北门，走着走着，三个人就走散了，城墙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怅然若失，孑然一身向前走去。不知走了多远的路，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娘子县城，他走在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街道上，影子被路灯照射得忽长忽短，忽胖忽瘦，像一个怪物。他走进了县城西北郊的娘子师范，站在师范的讲台上，下面是民师班学生们一张张淳朴的脸庞，他看见一个女生坐在教室最后面，身上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蜡染印花布衫。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田芳，从那以后，就再也忘不掉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了。
画面一转，王晟看见自己穿着囚衣，正坐在一辆大巴车上穿过娘子县城，突然，一群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团团围住了大巴车，他们一边朝自己啐口水，一边挥舞着拳头叫骂：“快来看呀，这个劳改犯!”“王晟，你这个罪犯!”“王晟，你敢说你不是坏人吗?”这群人叫骂着，不断地朝他吐口水，一个个义愤填膺，满脸鄙夷的表情，嗓音一声比一声高，他觉得耳熟，定睛一看，是师范民师班的学生……
这时，王晟醒了，灵魂像一片树叶似的，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他的躯体。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长方形地坑里，四周的泥土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植物腐烂的气息，像从墓穴里发出来的，或者说，他本来就躺在墓穴里。
当神志清醒一些后，王晟才意识到他是躺在自己挖掘的沟渠里。四周除了旁边沟渠里犯人挥动铁锨挖土的声响和嘴里发出的吭哧吭哧声，一片寂静。接连刮了几天的北风突然停止了。这是下雪前的征兆。王晟抬起头来，仰望着头上那条长方形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只鸟展开翅膀，在半空中飞翔着。由于空气混浊，能见度太低，王晟分辨不清是鹞鹰还是乌鸦。鹞鹰是一种凶猛的飞禽，喜欢独往独来，被称为鸟类中的孤胆英雄;乌鸦则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给人带来凶兆和厄运的不祥之物。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乌鸦的认识恰恰相反，认为是一种吉祥鸟。
王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只分不清究竟是鹞鹰还是乌鸦的鸟，心里充满了悲观、厌弃和灰暗的情绪。他觉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了。他想起自己考上楚州师专后，一步步从邳镇走向城市，走进东江大学，从一个乡下少年，逐渐成为了一名文化精英。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脱胎换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尽管这跟父亲对他的期望背道而驰。有一段时间，王晟觉得自己对导师郎永良教授的感情超过了父亲。在潜意识中，他一直把进入郎永良、郎涛父子所属的那个阶层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实际上，郎教授对他也是这样期许的，就像他对自己的儿子郎涛所期许的那样。王晟觉得自己从东江大学毕业后，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在规定的跑道上即将到达终点时，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出了跑道外。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设计和安排了这一切——如果不是对他的严厉惩罚，就是为了让他承担某种更重要的使命……
除此之外，还能找到别的合理解释吗?
四野一片寂静。王晟再次把目光投向天空，那只鸟仍然在空中盘旋，面对着越来越低的翻滚的乌云，不甘示弱地保持着向上冲刺的姿态，王晟隐约听见鸟的翅膀同空气摩擦时发出的嘶嘶声，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中学课本上读过的《海燕》。
这只鸟是海燕吗?王晟拿不准。但从它的翅膀与空气摩擦时发出的声音，他感到了一种顽强坚韧的力量。是的，人是渺小的，尤其在反抗邪恶势力时，几乎不堪匹敌，但反抗的人多了，也能成为一股力量。光明是由一束束光线或一颗颗光斑组成的，终将驱散黑暗，正如《海燕》中写的那样：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王晟默诵着，觉得自己孤独晦暗的心被一道光照亮了。
沟渠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渐渐的，头上那条长方形的天空也由浅灰色变成深灰色，直至变黑，以前能听到的铁锨扬土及人们劳动时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呼哧呼哧声也消失了。
天已经黑了，王晟因躺在深沟里陷入无边的冥想，没有听到农业队收工的口哨。每天收工时，管教都要点名的，今天却粗心大意，把王晟一个人遗忘在了水渠工地上。对他来说，这堪称一个绝佳的逃走机会，他刚进农场时，就听说过一个犯人借这个机会逃出农场的。但这个念头只是在王晟脑子里闪了一下就消失了。他望着头顶上那方越来越暗淡的天空，觉得自己快要冻僵了，除了大脑，整个身体正在失去知觉。这真是个不错的墓穴……
这时，王晟隐约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王晟、王晟——”声音拖得很长，在空旷的原野上显得十分清晰。
是郭文才的声音。
声音由远及近，接着，一束手电筒光照进沟渠，照到了王晟的身上。
“B12963，是你吗?”老郭的声音有点颤抖，“你还……活着吗?”他跳进沟底，搂住了王晟快要冻僵的身体。
后来，老郭背着王晟朝农场走去。
黑魆魆的旷野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农场高大的院墙像一头巨兽蛰伏在旷野尽头，天上一颗星星也看不到，耳边响起了一阵簌簌的声音，哦，下雪了。细小的雪子儿落到头上，钻进脖子里，王晟一点也不觉得冷。他趴在老郭背上，听到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声，从老郭的喉咙里发出来，像拉风箱一样。
“刚才回到监舍没看见你，我吓坏了，还以为你逃跑了呢!”老郭喘着粗气说，“我不相信，你这样聪明的读书人会这么傻……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活下去吗?”
老郭说着，停住步子，倒腾了一下双手，继续往前走。也许是因为身上负荷太重，也许是田间小路坑坑洼洼，他的脚步有点蹒跚。
“告诉你一件事儿，我老婆来信告诉我，翁鼻子去年盖新楼时，从房顶上掉下来摔破脑袋，没几天就死球了，临死前，他让人把我老婆叫去，亲口承认是他顺走了我那块上海牌手表。他要把手表还给我，但我老婆没要。前不久，王翠花又在医院里查出得了白血病，晚期。听说，很难撑过这个冬天了……”老郭略略提高了嗓音，“你说，这是不是报应?”
王晟不知道该回答是，还是不是。
黑暗中，他仿佛看见老郭那张粗糙多皱的脸上浮现出一缕少见的笑容。他闻到老郭身上发出一股浓浓的汗味儿。小时候，他趴在父亲背上睡着后，也曾闻到过这种汗味儿。
王晟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几滴泪水便从他的眼眶里滚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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