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通过乌有之乡网站的连载，看了长篇小说《黑与白》。我认为，这部约90万字的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情况，虽然在揭露社会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保留，但仍然还是很值得一读的。同时，我也感到小说中还有一些不妥之处，书中讲述的“宗达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该书讲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东江省，从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来看，书中东江省的指向就是湖北省，大江市就是武汉市。
在小说《黑与白》中，宗达不仅是宗小天的亲生父亲，是该书主要人物宗天一和顾影的祖父，而且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中共中央东江局的主要领导。《黑与白》第一部卷三第二章 “2.宗达同志”一节讲述了“宗达事件”发生的经过：
1938年6至9月武汉会战期间，有一天晚饭后，宗达在东江局所在地枫园的江边散步时突然失踪了。宗达每天傍晚都有到江边散步的习惯，有时跟妻子安娜·路易一起，有时是一个人，身边通常都要安排一到二名警卫人员。可出事那天，宗达身边却没有安排一个警卫，安娜·路易去八路军办事处送一份机要文件，也没有像往常那样陪宗达散步……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宗达失踪后，东江局警卫处全体出动，在附近搜索了两天，都没有找到宗达的任何踪迹。有人猜测，宗达很可能是被国民党或日伪特务绑架了。
几天后，《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宗达”的《我的自白书》，随“自白书”刊登的还有宗达的一张近照。与此同时，国民党大大小小的报纸都竞相以“中共东江局领导人宗达不满党内斗争，主动投奔国民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三民主义”等为题，报道了宗达“脱离中共”的消息。
此事惊动了延安。很快，中共中央对东江局进行紧急改组，宗达也被中央定性为“叛徒”，在党内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批对“宗达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干部被撤职和受到审查。
根据中共党史记载，1937年12月—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曾向武汉派驻长江局，由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王明在领导长江局期间，不经中共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并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9月-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与需要，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可见，王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期间，虽然犯有错误，但并没有投敌叛变。如果小说中 “宗达”的原型就是王明的话，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共历史上，确有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在武汉公开叛党投敌，他就是张国焘。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1928年7月-1938年4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坚持南下退却的主张，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
1937年春，中央召开延安会议，党中央对他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进行了清算，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他拒不悔改，于1938年4月跑到武汉叛党投敌充当特务。党中央于4月18日做出决定，将其开除党籍。
可是，张国焘当时并不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成员。也许小说中的“宗达”是作者以王明与张国焘两人作为原型虚构的。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也未尝不可。
但是，作者在《黑与白》第一部卷二第一章“3. 枫园”一节中又讲述了以下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枫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东江局的办公地，至今还保留着东江局领导人宗达的旧居。宗达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为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叛徒。据说，东江省委的领导曾为是否保留宗达的旧居而颇费踌躇。1958年秋天，毛泽东主席考察东江期间，还曾在枫园住过，也就是那一次，毛泽东指示东江省委领导保留宗达的旧居，他说：“宗达后来虽然叛党投敌了，但他还是个不错的学者，鲁迅先生也称赞过他呢……”宗达30年代曾在东江大学当过教授，是著名的左翼文化人。
另外，作者还在《黑与白》第二部卷四第四章“2. 《宗达传》”等章节中讲述了该书主要人物王晟（宗达之孙宗天一的好友）等人对当年中央将宗达定性为“叛徒”的质疑：
宗达叛变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的那篇《我的自白书》，是否是宗达本人所写？迄今为止，大多数人采信的是国民党溃退台湾之后解密的一份《关于共党东江局领导人宗达被我策反自首之要略》，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方佐证，个中真伪，无从辨析。加之宗达叛变之后，除了这份“自白书”之外，再未发表过任何文章，也未参与过任何公开的政治和学术活动，直到大陆全境解放前一年，在香港悄然去世。也许宗达根本就不是什么叛徒，历史上所谓的“宗达变节事件”，不过是国民党特情部门制造的一个阴谋和骗局。
读了小说《黑与白》以上的内容，人们难免会想：是不是中央真的搞错了？
其实，中共中央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否叛变的定论是十分慎重的。例如，193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领导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带着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疯狂搜捕我党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我党在敌内部潜伏人员了解情况，直到掌握向忠发被捕叛变的确凿证据后，才作出向忠发已经叛变的结论。
尤其是小说中讲1958年秋天，毛泽东主席考察东江期间，指示东江省委领导保留宗达的旧居，并仍然坚持党中央对宗达“叛党投敌”的结论。而同时又通过王晟等人的言行对当年中央将宗达定性为“叛徒”提出质疑，这使人看了之后很不舒服：
其一，小说可以虚构，但小说中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基本历史事实却不能虚构，否则历史岂不成了可以任意捏弄的泥人了吗？
其二，既然“宗达”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为啥还要把毛主席牵涉进来？这种叫真人去评价假人的做法是很不严肃的。
其三，既然中央当年已经将宗达定性为“叛徒”，20年后毛主席仍然坚持党中央对宗达“叛党投敌”的结论，为啥小说中还要写进王晟等人对当年中央将宗达定性为“叛徒”提出质疑的情节，这样做也是很不慎重的。
以上看法不一定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文/阿华，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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