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三部曲”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可以说是描写知识分子在革命洪流中作为的经典文学。
《青春之歌》、《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描写八十多年前中共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华北抗日敌后游击战争的波澜壮阔、英雄宏伟的场景，讲述许多知识分子从迷茫里找到方向，在革命中磨砺意志，谱写出感天动地的时代之歌。这种时代之歌，通过“青春三部曲”小说中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柳明、卢嘉川、曹鸿远等文学形象得到了生动的展示。虽然《青春之歌》出版于西元1958年，《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分别出版于西元1986年和1990年，创作时间将近三十年，跨越“改开”前后两个阶段，但整个“青春三部曲”小说没有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坚守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其文学成就在新中国文学中具有超凡绝俗的地位。
小说作者杨沫，西元1936年入党，抗战中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妇女、宣传工作。她目睹了抗日救亡运动，亲历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因而“青春三部曲”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有她亲身经历的背景，可以说是她青春岁月的影子。但她没有写成那类自恋式的自传体小说，而是——用她自己的话说——以文学创作“反映个人经历中体会最深的东西，完全立足于真实的或者说现实的生活，十分重视真实性的原则”，“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人物”。总的来说，“青春三部曲”小说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提炼作者所熟悉的人物和现实生活，把生活的美转化为艺术的美。
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要求作家根据革命斗争现实，去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反映革命生活，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描写典型环境，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纵观古今，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大抵是具备现实主义倾向的。“改开”以来，这种文学创作方式遭到“主流文艺理论”的贬斥，甚嚣尘上的是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之类颠覆革命历史、津津有味地把生活中散乱的、丑恶的、愚昧的事象和人物以欣赏的态度展览出来的“自然主义文学”倾向，追求感官刺激和低俗下流的心理的发泄。杨沫创作“青春三部曲”中的《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时正值上述环境，面对这类喧嚣她不为所惑，坚守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坚持了革命初心，其文格和人格都是“改开”后名噪一时的那许多“著名作家”所无法企及的。
“青春三部曲”中的后两部《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描写了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比如某些革命参与者人品的卑劣(这样的人，“改开”后大量暴露)，以及“肃托”运动的扩大化错谬。这种内容，如果杨沫善于“与时俱进”见风使舵的话，完全可以写成符合“改开主流文艺思潮”的东西。然而，杨沫不屑于此，她在《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中坚持了《青春之歌》的信念，在描绘美与丑、善与恶、前进与倒退同时存在、有时甚至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与人生时，以理想的烛光去观照，把生活的真实转变为艺术的美，给人以鼓舞和前进的力量，同时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和伟大意义。
西元1991年，杨沫在《青春之歌》的《新版后记》中写道：“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朴实坚定的话语，彰显出坚毅高尚的情操。
与杨沫同时代加入革命队伍的许多知识分子后来自命为“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自由主义分子”，“改开”后否定革命)，它们实际上是投机革命的变色龙，在杨沫面前，它们矮如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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