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并建议“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众所周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人们高度肯定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变革，但鲜有人从话语视角探讨它的创立。从话语的演进看，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共经历三种形式的历史嬗变：早期黑格尔式的思辨话语、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人本主义话语和新唯物主义话语。正是在三种话语方式的转换中，马克思实现了从话语逻辑到叙事方式、从概念术语到问题论域的整体性变迁，实现了自身话语的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话语是思想的映射，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变革过程其实也是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从话语变革视角看唯物史观的创立，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也可以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启示。
一、 思辨话语的“现实因子”与唯物史观的酝酿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绝非偶然，早在其《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其唯物史观，尽管当时他还不知何谓唯物史观。众所周知，早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影响，其话语立场是唯心主义的，话语逻辑是思辨的。但是，在其思辨的话语中已经出现了“现实因子”，其思想中也已闪烁出唯物史观的火花。
无疑，马克思在写《博士论文》时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因为不管是语言的表达和术语的使用，都深深烙上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印记。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集中考察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利用对原子运动的考察，以及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比较分析，来论证自我意识的自由特性。从话语的逻辑推演看，马克思从原子的概念，即从原子的“形式规定”出发，通过概念的逻辑推演，最终回到概念本身，以此论证自我意识的自由特性。即通过原子的直线运动到偏斜运动，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之后，又回到自身，自我意识也是在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后，获得独立和自由。我们知道，这种偏斜运动在物理学意义上根本是不存在的，因此只能超越物理学的认识角度，从纯思辨的角度来理解。从术语的使用看，“定在”“理性”“感性”“自由”“主体”“客体”“必然性”“偶然性”“存在”“对象化”“有”“无”等概念术语是《博士论文》中的“常客”。要理解这些概念，很多时候要到黑格尔那里求解。质言之，此时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思辨话语的影响，在书斋中求证自我意识，其推理仍停留在“应然”层面，对现实的剖析更多的停留在价值预设的层面，仅仅表达了对自由的一种向往。这也是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唯物史观创立中的地位没有给予应有关注的原因所在，大多学者认为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一部纯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与唯物史观的创立距离“十万八千里”。
其实不然，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埋下了唯物史观创立的种子。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反对伊壁鸠鲁离开客观世界来讨论人的绝对自由。他认为伊壁鸠鲁所谓的“脱离现实世界的自由”，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宣扬人与现实的脱离，把人置于社会历史之外，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一种个人幻想。马克思指出：“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了。……相反，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这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可以看出，这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一次具体清算，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思想和存在之间是脱节的”。
尽管马克思此时所说的“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还很思辨，还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之上，但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是承认意识之外还有现实的存在，他是一直关注着“现实世界”的。在马克思这里，哲学与“现实世界”须臾不可分。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丝林的怀抱……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也就是说，此时马克思并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将自我意识绝对化，也没有像伊壁鸠鲁那样宣扬“脱离现实世界的自由”，而是将“现实”置入自己的哲学话语当中，“哲学的世界化”已经显现出其话语的战斗风貌。《博士论文》中“现实因子”的置入，也预示了马克思哲学话语变革的方向，为日后唯物史观的创立埋下了伏笔。
这种“现实因子”在《莱茵报》时期更加凸显。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继续沿着《博士论文》的方向前进，提出“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在《<科伦日报>第179号的评论》中，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尽管此时，这还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它的提出还是源于黑格尔的“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是“时代的思想”、“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但是，马克思已经开始重视现实，他曾批判德国那些脱离现实的哲学家是“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可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鲍威尔等人将哲学与现实脱离，空泛地谈论社会现实，他不想像他们那样，说一些别人都听不懂的话。“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对哲学话语的使命做出了概括性的表述，哲学要从现实出发，同现实世界互动，成为实践的哲学，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这其实也是唯物史观的任务。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提出“客观关系”这一带有唯物史观性质的词语。虽然此时还无法提出“物质关系”的概念或“生产关系”的范畴，但马克思已经看到人的活动背后的“客观关系”，强调国家制度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这样说道：“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并非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决定，并开始把“客观关系”与“人的意志”作了区分。虽然，此时的“客观关系”还是指由理念决定的现实关系，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但是马克思已经察觉到“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这里“客观关系”已经有了“社会存在”的影子。科尔纽曾说，马克思当时，“还不能从经济的和社会的观点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他只能从法学的和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这些问题”。但是，马克思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说明他已经走到了话语变革的“风口浪尖”，这离唯物史观的创立又前进了一步。虽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还是理论上的，还只限于“咖啡馆式的争论”，其话语还依然停留在政治批判之中，还无法深入到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中，但《莱茵报》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观察、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的活动论域，为话语变革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尽管《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话语还很思辨，话语的表达还很抽象，话语的立场还是唯心主义的，但马克思对哲学与现实关系的考察，加之现实世界的“困惑”“难题”，加速了马克思对所信仰的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怀疑，也越来越意识到脱离现实世界的思辨哲学的危害，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变革已经吹响集结号，唯物史观的创立也指日可待。
二、 人本主义话语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与唯物史观的萌芽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费尔巴哈是躲不开的，而在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变革中，人本主义话语也是绕不过的。《莱茵报》之后，马克思重新回到书斋，开始反思和批判自己原来信奉的黑格尔的国家观以及他的法哲学思想。此刻，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就犹如一道闪电射进了马克思的心田。从此，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其唯心主义哲学话语也开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接收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信号”后，对黑格尔头足倒置的思辨哲学颠倒了过来，把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一颠倒过程中，马克思仍然坚持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自身的精神、理念、概念和逻辑，此时的话语还是抽象的、思辨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在思辨的话语王国遨游，而是开启了唯物史观之旅。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马克思阐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开始的。”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就可以略知一二。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把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尽管此时，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依然是从其本身的精神来理解，但是其话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此时，他并没有像《莱茵报》时期那样，在国家中寻找说明和改造社会的根据，而是试图从市民社会来寻找根据。当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开始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没有把市民社会同物质生产直接联系起来考察，没有把财产关系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表现，没有从财产关系中进一步追溯出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也没有弄清现存生产关系与其法律用语‘财产关系’的联系和区别”，马克思还没有在物质生活关系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而是认为市民社会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把市民社会的本质看成是精神性的。但是，马克思已经抓住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揭开了思辨哲学的秘密，开启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
此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这其实是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雏形。可以看出，虽然此时马克思的哲学话语还不可能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雏形，但隐约可以看到其唯物史观的想法，其话语中已经带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因素”。
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能隐约看到唯物史观的想法，那么《德法年鉴》时期，则是正式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说：“这一道路（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引者注）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话语是人本主义话语与思辨话语的一种“杂糅”，是一种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思辨话语。正如阿尔都塞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评价所说：“使用了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或依旧是黑格尔的表述。”比如，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这些不过是费尔巴哈命题的“变种”。再比如，在“异化”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异化”不是指人的理性或自我意识的异化，而是指“人本身”的异化。可见，马克思哲学话语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但同时思辨话语的阴霾依然存在，以“无产阶级”为例，在《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但此时的这一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思辨的哲学概念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概念的提出不是对德国新阶级的概括所得，而是新阶级正好符合“无产阶级”概念。
尽管马克思此时的话语仍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并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尽管“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还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不是“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但“潜意识”中马克思已经有所突破，他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依托，将“社会”置入到其哲学话语之中，将德国的解放界定为“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启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从“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这个方面，分析和批判德国落后的现状。虽然这些论述不占主导，也还很抽象，但是马克思已经走上了他的哲学话语变革之路，“使哲学成为意志，使哲学走出精神世界去改造政治世界”就肇端于此。马克思已经找到了哲学与现实结合的物质途径、纽带和力量，发出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等革命的呐喊声。这些无不表明马克思话语中不断增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
而随着对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经济学术语的引入，马克思向唯物史观的创立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话语的摄入点仍是哲学层面的，话语的出发点是“人的本质”，话语摄入的视角是政治批判，还不是经济学理论本身，但马克思对“副本”的批判已经转向了对“原本”的批判，已经觉察出话语的局限性。当然，我们过高地评价这一时期。具体来看，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的主导性的话语仍然是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其话语表述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他用“人的异化”代替了经济现实中的客观对立，以“人的本质”作为其话语的出发点，其话语是受 “异化史观”的话语逻辑所支配。比如，对共产主义论述，马克思从理想化、抽象的人出发，用“人的异化”、“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的复归”等术语来阐发的。他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并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里，“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历史的必然趋势，而是异化理论的逻辑要求；在这里，马克思深入批判和否定劳动的异化，要求扬弃异化而复归人的真实性质；在这里，“异化”这一私有制的结果被当做原因来论述，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原因被淹没。很显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表述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共产主义还是一个空洞的范畴。
此外，在对经济范畴，诸如“竞争”、“资本”、“货币”、“生产”等，马克思也不是从“经济事实”出发来说明，而是从异化劳动出发，通过“人的本质的异化”推演得出的。就像马克思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此时，“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已经登场，尽管仅仅作为国民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出场，还不具有哲学意蕴。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危害性，在话语表达上还留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整个的论证还是抽象思辨的。但是，在这一旧的话语表达背后，其实已经孕育了新唯物主义的话语“胚胎”，因此我们也不能过低评价这一时期。事实上，马克思已经觉察到其哲学批判的局限性：“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可见，在潜移默化中马克思已将社会的现实纳入自己的哲学话语当中。
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深入，马克思彻底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在其话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露了思辨哲学的话语秘密，即“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问题”。但是，此时马克思还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其话语还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不过，在人本主义话语中已经集聚了大量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已经不再抽象空泛谈论人的本质，而是从社会需要来说明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马克思不再将人理解为没有需要的、自满自足的、孤立的原子，而是认为每一个人就其自然必然性和人的本质特性而言，都有自己的物质需要。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的雇佣性质，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和交换劳动满足他人的需要，从而建立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物质生活资料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虽然还未对“劳动”“社会”等概念做出具体、历史的分析，但是这离马克思制定出“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已经不远了。正如麦克莱伦所说，“它的其中几个主题成为首次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生产方式”的概念，尽管很笼统，但是已经作为理解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开始用唯物主义话语言说社会历史现象。他逐渐放弃了用异化理论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而开始转到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探索历史的发展动力；并试图从历史地位来说明无产阶级的使命，其实已经很接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思想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可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话语中已经蕴含了大量历史唯物主义因素。
总之，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话语中已经虽然闪烁着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火花和天才的论述，尽管其话语仍然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痕迹和人本主义色彩，语言上也略显抽象和晦涩，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让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已经越走越远了，一个清算人本主义话语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唯物史观也将呼之欲出。
三、 新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在离开费尔巴哈，清算了思辨话语以及人本主义话语的影响之后，马克思完成了其新唯物主义话语的创立。《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写作完成，就标志着马克思哲学话语从孕育到形成的伟大飞跃，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
在《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其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对物质生产和历史发展动力的深入认识中，马克思认识到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于是打算与费尔巴哈哲学“决裂”，并草拟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计划，即《提纲》。在《提纲》这一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中，也迎来了其话语变革的曙光。因为“他的新世界观同他对社会实践的理解紧密相连，正是社会实践在他思想进展中决定性作用的日益突出，使马克思放弃了异化概念，接受了实践概念，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从术语的使用上，马克思剥去了“类”、“异化”、“类本质”、“异化”等费尔巴哈的语言外壳，跳出了人本主义逻辑的话语框架。同时，“实践”概念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在《提纲》不足1500字的著述中，马克思共14次提到实践概念。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哲学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尽管《提纲》中的“实践”还不是成熟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还不是指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在这里，实践还仅仅是一个包含着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感性活动”概念。而真正的成熟是在《形态》中，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特殊实践，即“现实的实践”“社会历史的实践”。此时的“实践”相对来说还很抽象，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哲学话语的转换，因为马克思的话语立足点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新唯物主义话语是从人的实践、人的主体性、人的活动出发，而不是从客体、从物出发，更不是从观念、概念出发。马克思再也没有向黑格尔那样，将人的实践活动变为人的精神实践，将实践的此岸性等同于概念的彼岸性；也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将客观现实与概念范畴一并抛弃。马克思认为，思维的此岸性和现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话语从“此岸”出发，从实践出发，对现实进行批判改造。这是马克思哲学致思方向的一次变革，也是其话语逻辑起点的一次彻底变革。
在《提纲》中，马克思已经用人的社会关系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类”来确定人的本质，但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继续追问社会关系的根源是什么。所以说，《提纲》还只是新唯物主义话语的一次预演。正如阿尔都塞所言：“由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的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并没有被和盘托出。”“实践”概念在《提纲》中还没有展开，但一种崭新的话语体系已经初现，新唯物主义话语已经出场，尽管还不是很成熟。
如果说《提纲》是新唯物主义话语的“萌芽”，那么《形态》就是新唯物主义话语的“成形”。不管是话语的逻辑起点、术语的使用，还是叙事方式、话语论域都发生了整体性变迁。从话语的逻辑起点看，从最初的以概念为起点转变为以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为起点，追求与现实的融合；从术语的使用看，从“自我意识”“理性”“自由”“人的本质”转变为“生产力”“交往关系”“生产方式”“物质生产”“生产实践”等生活概念；从叙事方式看，从抽象到抽象转变为从具体到抽象，将哲学从语言降到了生活；从话语论域看，从哲学单一视阈转变为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多种视阈的融合。
具体地说，在《形态》中，马克思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彻底剥去了“人的本质”“自我意识”“类本质”“主体”“客体”“类本质”等语言外壳，用“生产力”“交往形式”“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等范畴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哲学话语不过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在话语上的一种映射。在《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表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为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实践作为自己整个历史观的基础，把现实生活作为自己哲学话语的出发点。
正是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驱使下，马克思放弃诸如“自我意识”、“异化”、“人的本质”、“类”等概念，并开始使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物质生产”等概念。我们发现，在这一表述中，马克思使用的是“交往形式”，并没有使用“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所特有的概念，这也是马克思哲学话语成形而不成熟的表现。其实，马克思这里的“交往形式”指的就是“生产关系”。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经看到，交往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成为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可见，此时马克思虽然未精确使用“生产关系”，而是运用了类似于生产关系的学术用语——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形式等），阐述了交往形式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其实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在《形态》中，马克思还用这种历史观来说明革命、意识及其社会形态，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和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后，“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去，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也就是说，意识是对人们生活过程的反映，产生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意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历史，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论述共产主义运动时，马克思将其与大工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之间的冲突，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冲突的产物。随着马克思对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那些原来“惯用的哲学术语”逐渐被科学概念所取代，马克思没有再用“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共产主义，而是用“生产力”、“交往关系”，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表达，并指出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质言之，马克思在“历史”的语境中，直面现实生活世界，其哲学话语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新唯物主义话语体系，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也已形成。
总之，《提纲》是新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一次预演，唯物史观初见雏形，《形态》则是新唯物主义话语形成的标志，也是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当然，《形态》中有些表述还不够准确，有些术语的使用还不够精确，但这不足以影响其标志性著作的地位。在稍后的《哲学贫困》中，马克思从内涵还是外延上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关系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又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精准的表达，这些都是在《形态》已经构建的新唯物主义话语框架内的继续前行，是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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