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 刘田：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辩证统一，是对现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凝练和升华。立足中国实践和中国立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科学共同体，成为推动中西文明共存并进与理论互促的全新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可能性”的前提性思考走向“可行性”的现实性实践。面对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理论困难，我们需要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也要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等国外学界的理论资源，深刻思考建构过程中的“内在原则”，在整体上塑造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共识，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队伍，产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为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一、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必要
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作为以学术研究推动实践创造的理论共同体，“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十分必要，能够对“西方话语”“西方概念”充斥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现象做出积极回应。“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动力源于自身深层次的理论建构冲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获得了历史性进展，突破了以往许多想突破却难以突破的障碍，正进入新一轮思想革新、理论创新的历史阶段。以“中国”为标识的话语和概念虽不断地被提出，但客观上仍不能够满足中国实践的发展及其需要，因此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学术话语创新至关重要。更加具体地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发挥解释中国和引领实践的功能，离不开能够产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原创性、独创性思维成果的“中国学派”。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诉诸“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视角，对中国的认知停留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从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偏见是一种“前理解状态”，理解往往都是从偏见开始的，但是偏见只是理解的开端，还不是对事实真正的理解。真正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对偏见不断纠正的基础之上。由于西方中心论已然成为西方学者的路径依赖，因此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有意无意地用一种形而上学的眼光，片面地、静止地去看待中国的知识科学体系，认为其是“前现代化的”抑或是“非启蒙的”理论建构路径。西方中心论之所以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主要是因为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来，西方文明一直统治或主导世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绝大多数人会生发一种“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认知心理，认为西方文明语境中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是唯一正确的且具有普适性。与之相对，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秉持一种“中国视角”，要求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秉持异质性视角的他国学者来说，难免会助推一种认知“偏见”的形成。因为立足中国立场观察和审视世界，本质上是以“中国”这一立场和视角的前置为条件，这种认知得以出发的前件，客观上为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同一性带来了一定阻碍。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存有独特的或“从我出发”的视角和立场，因而也都存在所谓的认知“偏见”，完全客观的认知难以生发和存在。出现问题的根本在于以一种偏见压倒其他意见，形成现实生活中的“认知垄断”或话语霸权。长久以来，由于在经济和军事等领域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西方文化霸权和话语统治地位根深蒂固，其立足西方社会历史条件而形成的认知偏见始终凌驾于所有“偏见”之上，压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东西方之间的公平竞争；占据领先乃至统治地位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又反过来以思想辩护、文化输出的方式巩固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权并进行强势传播。[2]尽管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真正主导世界的并非西方的思想理论或观念价值，而是其“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3]即根本意义上的经济的或物质的优势，但西方观念体系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在解释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理论活动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反思自身的外部驱动力；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存在的限制，则构成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驱动力。
在探讨科学发展模式方面，库恩融合科学共同体的观念和科学共同体的方法论提出了范式概念。[4]透过这一视角，可观察到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事实：近现代尤其是当代，重大科学发现或理论成就，大多由那些按照相同范式进行研究活动的群体共同完成和实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科学共同体”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学派或学术流派。一种新的学派的出场，必然要求一系列理论的孕育和成熟，这里所强调的是具有形而上特质且“理论性”较强的理论。可以说，没有独立的理论就谈不上学派。因而，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存在绝对性的认知“偏见”，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和运用的现实需要。从理论方面看，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一种范式危机，进而产生了理论生产或思想创新的危机，容易致使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缺乏连贯的研究主题、鲜明的学理性和应有的批判意识及批判精神。以共同体的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自觉学术取向。从现实方面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充当“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学术意识和基本素养，但对于时代的把握呈现为许多个分散研究者孤军奋战的状态，这容易导致学术研究视野的狭隘和学术研究心态的夜郎自大。国情世情的加速变化趋势以及在此趋势中知识、思想的碎片化，都使得任何试图以一己之力厘清理论地平、整合理论资源、穷尽某一领域真理的设想和行为失去可能。[5]缺少像西方各学派之间以对话与合作的形式对某一时代问题加以深入探索的学术氛围，不仅制约着本土化、原创性“理论‘共识’的形成”，[6]而且难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以集体的姿态进行有组织的科研。从实践方面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尽管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学理阐释，但大多是落后于实践的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当反思实践，更应推动实践、塑造实践和引领实践。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构建学术共同体，自觉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实践的前瞻性意义和导引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实际境况，构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迫切且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是在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丰富和拓展了相关内容，最为典型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预示与表征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客观而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初具规模，但并非成熟状态。所谓“初具规模”，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使得我们在宏观上形成了具有“顶层设计”的理论，但在宏观理论之下的诸分支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并没有完成，也没有形成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言的“中层理论”。尤其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面临在现实中不断产生的重大实践性难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重大实践问题的理论回答也尚未达到完成状态。论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必然牵涉到运用理论的方法论以及范式问题。正如有学者在探讨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与体系的方法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高级理论，而高级理论（人）与材料（物）之间需要一双作为实施‘见’这一行为的眼睛，即中程理论。没有中程理论，‘物’与‘人’两不相见。”[7]“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正是作为发挥“见”的功能的眼睛存在并具有先导性。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是由于中国特色考古工作的推进而自发生成的一种学科意识，它的建构一方面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和立场贯彻于考古学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另一方面更迫切地要求建立起一整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方法论及研究范式。
“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其不仅是世界历史格局的新变化之下的一种自主选择，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成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式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内在要求。正是因为诸多重大实践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迫切需要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下，打通宏观理论、“中层理论”与微观研究之间的界限与隔阂，聚焦构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从而在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方法论问题上取得突破。
“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辩证统一。通过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学术发展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既是指导中国实践的根本需要，又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促使中国学术发展摆脱“学徒状态”，走上自我创新、自主建构的道路，以及促进“中国学术”走进世界学术舞台中央，发出中国声音和贡献中国智慧，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眼光和人类解放维度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需要在观察和解决中国实践难题的过程中，以思想阐释实践以及以学术解释生活世界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成果推介至全球，依托与世界各国日益频繁的交往实践，将产生于中国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之上的“中国概念”“中国范畴”“中国话语”“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传递给世界各国。“中国概念”等虽已被一些国际机构和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也被写入多份联合国文件和决议，但它们从走向世界到真正影响世界的道路依旧任重道远。甚至，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质疑和否定“中国概念”的论断和言论并不少见。“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包括叙事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借以传播的工具”，[8]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反思、分析“中国概念”的现实处境为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经验性和前提性的反思，可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出高质量成果提供动力和契机。
二、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困难
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必然性与客观必要性，迫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发现和思考创建这一学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当然，这并非表明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历史的依据和基础，学界前辈的种种努力为这一学派的创建提供了基础和资源。但是，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存在两大现实困境，而困境所反映的深层逻辑在于：中国独有的理论逻辑能否建构在西方理论范畴之上，或者能否实现理论的共存并进与互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东方边缘”视角是既定的现实，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中国实践的完全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概念、话语或范畴体系相对缺少，因而“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之路十分艰难。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创建中国学派的口号、文章繁多，但口号容易喊，理论建构难，尤其是建构具有共识的理论体系则更加困难。以西方社会为参照，其哲学社会科学主流理论的整体厚度并非来自一两个出色的理论家，而是来自其历史文明的长期积淀和以问题为中心形成的多数学者的思想共识。
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但这并不是对中国学者在理论创新上的努力与成就的忽视和否定。比如，中国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界定或哲学体系建构确实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传统后来被中国人民大学萧前、李秀林、李淮春，北京大学夏甄陶、黄楠森和吉林大学高清海等人予以批判性继承，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版本。这批学者可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拓展研究做出了具有内在巩固性的理论贡献。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山口勇十分关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专门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到中国展开调研。回到日本后，他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三大流派，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三派鼎立的盛况，其中三大流派分别是以北京大学黄楠森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派、以中国人民大学萧前为代表的实践唯物主义派和以吉林大学高清海为代表的实践哲学派。[9]根据李德顺的回忆和转述，高清海认为山口勇的概括较为准确，三者相互制衡，客观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理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而展开的探索和争论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之中，这一理论争鸣的前进过程，本质性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质。在以反思实践引领理论突破中，学界产出了丰富且高质量的思想理论成果，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延续学界前辈的理论探索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实际上已经具有开拓性的进展。正如有学者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派问题时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诸多学术共同体。这些学术共同体以问题尤其是实践问题为导向而形成，将自身理论深植于中国的实践地基之上，密切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并发展的时代问题，为从不同方面回应和求解关涉当代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强大的学理资源，也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共同体客观存在的态势之下，仍存在关涉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性困境。
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相对缺乏自主性和原创性的概念或范畴体系；二是对学界已有理论成果缺乏认知共识。这一困境所反映的更为深层的逻辑问题在于：中国独有的理论逻辑能否建构在西方概念或理论范畴之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能否实现它们二者的共存并进与理论互促？针对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辩证性分析。
其一，中国虽然相对缺少但并非完全没有自主性的概念或范畴体系。例如，“出场学”“思想构境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都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当代创新的突出表现。以“出场学”为例，有学者在探讨“出场学”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而存在的可行性条件时提出，其不仅具备被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的基本条件，而且拥有属于自身独特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出场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核心理论和概念体系”。[10]这些条件使得“出场学”已经成为一种逻辑相对自洽的学术共同体。人们之所以声称自主性和原创性概念相对欠缺，是因为尽管以上概念或范畴体系在实践和理论中已经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开来，却仍不足以与中国学界中普遍采信和使用的西方概念和理论范畴相提并论。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概念或范畴体系虽然生发于当代中国，是以当代世界与中国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但除理论产生的条件以外，在根本上仍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性阐释而获得的理论成果，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可以称得上是以中国的实践为经验内容的自主性、原创性概念或范畴体系，或许需要存疑。作为对“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理论反思，自主性、原创性概念或范畴体系必须是以本时代的实践性经验为第一认识对象的理论产物。不可否认的是，生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原创性概念或范畴体系正在日渐增多，但放置于庞大的学术研究规模之中则显得十分不足。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内容的自主性、原创性范畴体系，是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正是对中国当下自主性概念或范畴体系相对不足的现状的总体性把握和整全性反思。所谓自主或自主性，应当是一种为自身确立行为准则，具备自我立法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能力；而自主知识或自主性、原创性概念或范畴体系，则指向能够为中国改革实践提供行为准则，以精准解释力和强大引领力对正在推进的中国事业进行理论建构、理论反思的能力。悠久而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史以及近现代中国的深刻社会变革，为中国自主性概念的形成与创立提供了磅礴的历史资源和鲜活的实践资源，从而将历史与实践抽象为中国所独有的概念或范畴体系，进而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当代中国开放性与包容性日益增强，民族自信力和文化自信心与日俱增，当前中国所独有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已然具备了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并以中国逻辑重新诠释西方概念和理论范畴的条件，然而这种条件仍然处于一种尚未充分展开的状态，只是具有可能的现实性。
其二，在能够生成且已然生成一系列理论成果的当今中国，学界对于理论成果的认知共识难以形成。由于各个学术共同体之间存在师承、地域、问题域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客观上导致了理论成果的认知共识难以形成。但除客观形成的障碍外，还存在出于种种主观意愿而拒斥理论共识的现象。不同学术共同体及其理论成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整体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根基、以中国实践为具体导向。在这种总体的或内在的同一性下，各个学术共同体也存在诸多差异，这又导致了中国学界内部的一种分立态势或张力，这并非体现在称谓不同这一形式问题上，而是集中于学术观点和理论的不相容性或非共识性这一内核上。在现实中，某一学术共同体所提出的概念、理论和范畴体系，仅在共同体内部或学界少部分群体中得到承认，而不能获得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可。[11]当然，这里也并非强调任意一种理论成果都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可和认知上的共识，而是旨在提出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我们在以思想争鸣和理论探讨的方式向真理逼近的过程中，在不断产出原创性的中国理论成果的同时，若能采取学习、借鉴“他者”理论，而非排斥异质性理论的态度，将有助于打通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堰塞湖”，进而裨益于“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形成。
三、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行
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势在必行，也具备建构的现实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建立起一支足够庞大的学术队伍，投入了足够多的研究经费。“高投入”至少是“高产出”的一项有利条件，巨大的人力、财力支出，理应能够催生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学术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向原创性学术飞跃的条件和可能。同时，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生动实践，全面深化改革的多领域和多维度的历史性推进以及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倒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站在原创性、建构性的学术高度予以总结和提炼。
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具有原创性能力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组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按照什么原则组织起来的。按照滕尼斯一百多年前那种尽管稍显老套却依旧有效的划分标准，“共同体”不同于“社会”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按照内在原则有机浑然地生长在一起的整体，而非可以相互分离的各个部分的总和。这意味着，要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拥有“内在原则”。何谓“内在原则”？颇负盛名且影响广泛的法兰克福学派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按照罗尔夫·魏格豪斯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赖以成立的“原则”或标志性特征不外乎：一个研究机构、一位思想超凡的领军人、一项宣言、一种新范式以及一份用以发表本学派研究工作的杂志或其他出版物。[12]但又正如魏格豪斯的分析所显示的，这些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特点并非固定不变的，其中一些特点不仅出现较少，甚至仅存在于霍克海默领导下的特定历史阶段。因此，诸多典型特点或许根本无法解释变动不居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维系学派存在的基石的“内在原则”。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进行研究的理论范式，都并非一成不变的，法兰克福学派既不存在贯穿始终的共同的研究机构，也没有能够囊括这一学派全部要素的共同的理论范式。但法兰克福学派仍有其内核或“内在原则”，即一种关注现时代的问题意识，这指向此学派所探讨的“这个或那个论题总是同现时代相关，而且这些论题最后却证明是一些未完成的、急需深入推进的论题”。[13]对于要着力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学者而言，应当把握这种“通过问题对我们的时代加以把握”的内在原则。具体而言，这一内在原则至少应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关注21世纪中国与世界情势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理论旨趣和学术命题。“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长时间对某一问题的对话而形成思想的交锋、碰撞和积累，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域。“尊重合法的偏见”（哈贝马斯语）对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要求学者能够聚焦具有共识性的真问题并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又能彼此尊重，建立对话、形成交锋、引发共识。只有建构以共识性问题为中心的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才可能形成对重大实践问题相对科学的分析或解答。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作为自身理论探索的最终旨归。对于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关键是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学术命题。这种学术命题应该聚焦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特定的社会现实且内蕴“真”的性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本质要求以特定的社会历史为内容，即切中某一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这意味着，“‘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开始深入地探讨中国问题，并且必须在这种探讨和研究中能够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14]从本源的意义上来说，研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并致力于切中这一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问题，是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学术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身份，其不仅具有表达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功能，还具有表现学术自我的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当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构建和表达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话语，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向，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理性反思当代中国实践突出问题和显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建构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即要面向中国社会实践和问题进行提问，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探寻属于中国的学术命题。[15]社会科学家跟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像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要“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把当今中国的现实实践转化为知识体系。以加速度向前发展的实践，对落后于实践的理论提出了迫切要求，这种要求归结为一点，就是将实践发展的进程及其成就转化为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便是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这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学术旨趣。
第二，在学术资源共享与学术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研究视角，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优秀成果都予以深入分析与辩证汲取，并使之服务于其批判理论的哲学建构。法兰克福学派的各个成员既独当一面，又相互支撑，有效实现了成员间在思想、学术资源上的共建共享。以此作为学习和反思的参照样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强化反思意识，提升创新能力，致力于在学术共同体中建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和自身话语体系。现今国内存在的科学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尽管成就显著，但或多或少存有“前现代”的种种因素，江湖气息和门派气息浓重，甚至少数共同体成为“文化圈地”的工具而丧失其存在价值，这阻碍了“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不是部分国内学者所认为的仅仅是一种形式上整齐划一的齐唱，而应当包含形式的差异与内容的统一，构成“和而不同”的多声部合唱，或者说是个性化基础上的学术整合与共享。这种包容异质性思想和话语的学术整合与资源共享，正是产生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基础和前提。我们所致力于建构的“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具有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这种学术主张的影响需要从学科范围内拓展至多元学科，使之不仅造成“学术性影响，而且还具有社会性影响”，[16]即深刻影响中国学术与社会生活，积极追求世界性的学术与全球影响力，如此方可称之为世界意义上的标志性成果。在世界学术史上，产生这种重要影响的学派并不少见，如哲学上的弗莱堡学派（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科学哲学），经济学上的芝加哥学派，语言学上的布拉格学派，历史学上的年鉴学派，文化研究上的伯明翰学派等。当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也存在不少学术共同体，如文本解读派、实践派、主体性学派、人学派等。这些学术共同体在本学科、本土范围内确实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通过学术交流和思想对话的方式扩展自身影响力的实践也愈加频繁，但总体上的世界影响力相对欠缺。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只有通过把握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相关性和同一性才可获得。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从根本上内蕴相关性和联动性，只有在国际背景中进行中国问题研究才能获得真理性结论，才可能获得学术研究向度的世界影响力。因而，研究中国问题要借鉴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思想，运用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源。如果把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孤立化或孤岛化，将极易导致与西方学术的简单对立。关起门来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甚至与西方学术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化。中国学人对中国化的追求以全球化和国际化为视野，乃是立于世界历史格局的“中国话语”。因此，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向度，形成中国化和国际化有机互补的学术研究格局极为重要。但同时，也应把握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既不迷失学术研究的本土立场，又在加速本土化进程和合理把握自身尺度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
第三，充分彰显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17]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实现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在驳斥种种错误思潮中践行其理论辩护的重要使命，这种解释与辩护依赖于一种直达历史深处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意识及能力。“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学术研究，应当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以及主动进行自我批判以求得创新性发展的动力。批判意识与批判精神并非意在解构现实从而走向一种虚无主义，而是强调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指向的是一种“建构性世界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立足一种致力于推动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自身发展必然性的基本立场，将建构“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历史自觉，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的同时反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使自身的“诠释的解释框架”趋于完备化的同时形成一种“建构的解释框架”。[18]
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首百年党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指向和未来向度，体现百年党史的历史经纬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的相互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立场与中国实践，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导向，形成了踔厉奋发、开拓进取的学术氛围。无论从理论发展向度来说，还是从学科人才层面来看，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澄清“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及辨明面临的或存在的现实困境与创建学术共同体的原则方法，仅仅是推进创建“中国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性工作，更进一步的理论深化和实践进展仍有赖于学界的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田，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术研究》2023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3-03-01 0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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