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杰 李笑春：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

　　放眼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共性在于指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且从不同的维度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其中奥康纳、莱易斯、本·阿格尔、福斯特的理论视域最具有代表性。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奥康纳是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矛盾开始的。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奥康纳把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的生态限域性。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因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而导致产品过剩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是第一重矛盾；因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对立引发的矛盾是第二重矛盾，第二重矛盾内嵌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之中。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共同作用其中。奥康纳主要是从第二重矛盾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异化来阐述资本主义“危机论”。资本主义的逻辑本性决定了其自身无限扩张的必然性，然而自然界却缺乏无法自我扩张的运作系统，一旦自然界与资本运行的进度与规律不能协同运行时，势必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生产要素之间成本的叠加，进而导致由生产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奥康纳从三个维度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首先，构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及对科学技术的革新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资本的积累就是在提高工人生产率同时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本性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越快，对原材料的需求越高，原材料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也会增大，显然资本对原材料的开采力度随之增大，有效积累与生产成本增多，利润随之下降，反之亦然。因此奥康纳站在资本积累的维度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带来的结局必然是自然资源高耗费，自然环境高污染。其次，科学技术成为生态危机的加速器。奥康纳认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经济、政治、社会功能。经济功能主要是体现在资本主义利益驱使下，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以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开发新产品，研发新技术来实现剩余价值，从而达到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本性。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则主要体现在通过上层建筑的控制从而实现其经济功能。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让位于生态环境，它仅仅是资本主义实现利润的手段。其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平衡发展导致土壤肥力破坏、森林资源的滥砍滥伐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加速开采使生态危机全球化。总之，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度得出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毁灭的特性，他的资本主义矛盾二重理论深刻揭露了生态危机的根源。

　　莱易斯和本·阿格尔总结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有两点：一是非理性运用科学技术，使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二是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无节制的刺激消费导致消费异化。莱易斯和本·阿格尔站在哲学世界观和资本的社会实践中来探讨科学技术非理性的根源。莱易斯从《控制自然》一书中反思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有悖于人类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从而引发了以下思考。首先，莱易斯探究了“控制自然”思想的来源。在他看来，控制自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使这一观念植入灵魂，导致科学技术决定论自17世纪后深入人心。其次，莱易斯深刻分析了“控制自然”中“控制人”与“控制自然”的逻辑关联。即人类在加强控制自然的同时也就是在控制人，科学技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中，而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正是以资本为手段的特殊集团、特殊个人的利益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通过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来控制人的消费从而控制人类的一切。其三，莱易斯揭开了“控制自然”思想引发生态后果的面纱。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在对自然的控制中实现对人的控制，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成为必然，最终引发生态危机。从资本的社会实践中来看，本·阿格尔是从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重构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首先，站在资本主义的本性维度，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在于它向人们呈现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进而满足人类需求，同时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实现其扩张的目的，会不惜一切代价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来实现对人类消费需要的控制。其实消费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向度的。其次，站在商品与人类需要、消费之间的关系维度，本·阿格尔强调人类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幸福体验只有从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中而非永无止境的商品消费中才能实现。本·阿格尔在“劳动—闲暇”观点下，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祸根。因此，莱易斯和本·阿格尔站在技术理性批判和异化消费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可以说正是技术理性运用和消费需要价值理念的偏离进一步加深了生态社会危机。

　　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作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维度中，以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切入点，论证了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从而得出生态危机的“罪魁”“刽子手”是致命的资本及资本主义制度。

　　科威尔认为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反生态的特征。科威尔继承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分析，马克思总结资本的本质属性包含三个方面内容：(1)增殖自身是资本唯一的“生活本能”;(2)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源于资本的“普照之光”;(3)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资本的社会属性在于它的价值体现。资本最大的本质属性在于增殖自身，马克思所言“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科威尔完全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并将资本的固有本性归结为三点：(1)资本有破坏自身生产条件的特点；(2)只有无休止的扩张，资本才能生存下来；(3)资本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极端严重，从而使世界混乱到无法控制经济危机。只要资本存在，生态危机就会有增无减，并且日益严重。资本组织社会生产所具备的三个属性决定了只要资本规则存在，就会使生态危机像癌细胞侵入人体一样，快速消耗资源，导致社会体制走向历史性的崩溃。

　　在科威尔看来，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由于资本本身的反生态性，势必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资本渗透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每一个细胞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的癌性增长是通过资本主义工业下的生产、交换、科学技术、全球化等媒介物发生作用的。癌性扩张的资本逻辑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前发展，显然，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固然成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历史必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无法削弱和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资本增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任何这样的限制活动都是对资本发展的约束，甚至是对资本自由的干涉。正如科威尔所说“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破坏性日益严重，从量变到质变，使生态系统已经处于边缘甚至灾难的境地”。

　　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既具有其他西方生态马克思学派的共性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的理论独创性。从共性中来看，首先，打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域的一扇窗，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维度展开批判。奥康纳、本·阿格尔、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界都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方式等因素，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同样，科威尔也将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全球化看做生态危机的根源。这就决定了本质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的，并且有力地回击了以生态中心论为代表的西方绿色思潮。生态中心论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致使生态危机产生，他们主张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建构于个人及资本利益的基础之上，尽管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但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固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只有将生态运动转向政治运动，才能实现制度的彻底变革，从而为建构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夯实基础。其次，都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出发得出结论，即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科威尔指出“虽然马克思从未直接提过‘生态危机’这个词，但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无不在谈论生态问题，他高度关注自然，并且通过‘人的无机身体’来探讨生态问题”。一是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深刻阐述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并且在生产实践中是人类如何通过劳动改变这一关系的”。因为马克思在看待人类整个文明时，肯定了生产实践同自然界在人类文明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显然，整个社会的生产实践都能够从生态学的维度展开理解。二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论犹太人问题》《乌培河谷来信》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历史观与自然观、人与自然观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财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等思想，马克思和西方绿色思潮的不同在于把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本质的逻辑扩张，造成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而非工业化本身造成生态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契合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态危机表现为全球化蔓延的态势，从而得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三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利己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强调该价值观撕裂了人类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把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点，而且也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夺走了无产阶级生存的自然资源和一切谋生手段，还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资本主义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成为生态危机的“刽子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构想正是建立在马克思在资本条件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细致分析中展开。

　　科威尔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紧抓住资本与生态系统的“内核”分析资本、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预表”了最终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是用生态社会主义将资本主义逐出历史舞台。科威尔的理论特质和价值立场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