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忠：擘画人民共和国伟大未来的高光时刻

　　回顾会议内容，这次会议突出的历史贡献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方面。

　　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工作重心的转移，意味着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碰乱抓，把中心工作忘记了……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他还特别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为搞好经济工作，全党必须准确理解和执行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贯彻党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是把握好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只要“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中国现代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对于人民民主革命常常采取参加或保守中立的立场，也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所以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该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因此，“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当然，也不能让它们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正确的政策把握应该是既要防止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又要坚持“节制资本”的原则。把握两个张力的准确表达是，“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这里，任何“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观点都是有害的。

　　第三，谨慎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这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而且这种状况还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如果由此而产生“任其自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总之，进入新中国，必须清醒认识中国经济形态的复杂性，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政策，防止经济政策中各种“左”的和右的倾向，努力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并使其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发展。

　　新中国必须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尤其是孙中山革命经验留下的深刻遗教。然而，国家独立自主的实现，仅体现在政治上远远不够，还需要创造出支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文化条件，更需要经济上创造支持国家独立自主的物质力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在强化国家工业化目标基础上，首次提出新中国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

　　“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新中国立国强国的根本战略。新中国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突破世界帝国主义统治阵线而诞生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不可能得到帝国主义的实质支持。1949年1月，以苏联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了应对美欧共同主导的“欧洲复兴计划”，诞生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它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产业发展上，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以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有计划的经济合作。

　　旧中国积贫积弱，产业落后。毛泽东诙谐地谈道：我们能够制造什么呢？能够制造桌椅板凳，能够制造茶碗茶壶，能够种粮食，也能够把麦子磨成面粉，还能够造纸。但是，汽车一辆，飞机一架，坦克一辆，拖拉机一辆都不能制造。以如此低端的产业基础，一旦被纳入“经济互助委员会”发展体系，在产业分工中就必定会被挤压于低端层面，国家产业复兴的目标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被断送，可能还会陷于新的依附状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最突出意义，就是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痛苦历史的透彻理解，基于对国家发展战略格局的透彻自觉，基于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透彻洞察，基于对新中国和人民的透彻自信，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独立自主发展中国产业的道路。毛泽东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中国经济的战略思想的集中表达。这个表达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标志。

　　历史充分证明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的伟大意义。新中国一经建立，经济建设就自觉朝着“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去谋篇布局。新政权一经建立，就实施“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建立独立自主的海关，彻底排除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兴风作浪，为实施国家经济战略目标创造了必要的制度环境。同时，国家全面进行经济产业布局，改革大学教育思想、积极调整大学院系设置，制定适应国家发展目标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通过各种动员方式，引导“工农商学兵”全面投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等。七十多年的历程尽管也有过挫折和蹉跎，然而，国家一路高歌奋进，民族昂扬屹立于世界，人民不断走向幸福安康等，都有力证明了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意义。近年来由中美贸易战所引发的“卡脖子”问题的出现，使中国人民更是深切体会到这一战略依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定海神针。

　　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中国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采取民主集中制”等。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家政权建设成为更加紧迫的议题，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把新政权的建设进一步表述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未来政权建设的主要贡献，是以党的中央全会的方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建设两个相互联系的根本性内容。第一，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把流行于近现代西方社会并为孙中山先生反复质疑的“政党政治”模式，彻底拒绝于新中国政治建设范畴之外；第二，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成为新的国家政权的规范性表述。全会结束三个多月后，毛泽东直接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题，发表了指引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时代性雄文。直到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依然是中国宪法的规范性表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依然是国家基本的政治遵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宝库中最光明灿烂的成果。

　　外交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略的直接延伸和守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必须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位。

　　新中国的外交首先“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随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外交上应采取“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后来这一做法，被称为“另起炉灶”。

　　关于外交承认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必须按照“平等原则”去缔结，“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采取不急于解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问题，使新中国的外交多了几分淡定与自信，也使新政权获得了清理内部、消除西方势力影响，尤其是清理各种恐美、崇美以及外国买办势力及其消极影响的从容时间。毛泽东把这一做法称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关于与以苏联为领导的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由此新中国在外交上，一方面要自觉奉行“国际主义”，因为“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另一方面要明确“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这一政策被形象地称为“一边倒”。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一边倒”政策与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的关系。新中国在外交上采用“一边倒”政策，目的在于摧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新中国也非常自觉地消除任何可能导向新的依赖关系的危险。1949年4月，周恩来在一次面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讲话中，非常直白地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正是执着于这一原则，面对由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机制问世，新中国宣布外交上的“一边倒”，同时坚定不移地选择“建设独立地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而且在贸易问题上始终坚持“有生意就做”，既坚持“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后来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无不感慨地说，“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通过与苏联的斗争中争来的。因此，片面演绎“一边倒”的语词意义而质疑新中国坚守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做法是错误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前夕召开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陶醉于胜利的喜悦。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向全党提出一个沉重的“历史之问”：如何才能做到“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是否不流血”。他不无深沉地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在这里，把“将来是否不流血”与“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与党和国家能否解决“腐化”问题联系起来，体现了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性思考，也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和人民利益而刀刃向内的精神气质。这一“历史之问”因此而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总根据。

　　为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毛泽东号召全党清醒看到“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加强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只有加强思想建设，全党才能有通透的历史自觉和坚定不移的实践自觉。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郑重向党内推荐“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分别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毛泽东指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还专门讲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毛泽东说：“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毛泽东宣讲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实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把党的立场、观点转化为日常工作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典范方式，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而不是教条。

　　穿越时空的“历史之问”的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向干部推荐“十二本书”，倡行党委会“十二条工作方法”等，构成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方案，成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又一突出的历史性亮点。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会议结束十天后，也就是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的一批同志，分别乘坐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时，毛泽东对他的战友们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尽管这番话语夹杂着丝丝忧虑，但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谋定的国家大政、所擘画的发展蓝图，不仅大气磅礴、高瞻远瞩，而且充满着对于党带领中华儿女走向民族复兴的自信和从容。今天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依然会令中华儿女热血沸腾。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然而，“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新中国七十多年浓墨重彩的历史，为毛泽东这一豪迈之言作出了令中华儿女满怀豪情与自信的证明。同时，贯穿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擘画的大政宏图的许多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尤其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方案，关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关于从严治党的思想等，依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