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教育一方面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不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另一方面对政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他们突破了旧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过分夸大教育作用的“教育万能论”，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超政治思想、展望未来社会的教育发展过程中阐明了教育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运用这一思想来指导对旧教育的批判改造、引领社会主义新教育的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
一、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众多思想家不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过分夸大教育的作用，结果颠倒了教育同社会的关系，把教育视为变革社会的根本性因素。例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提出：“年青人的教育必然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澄清了教育思想史上的混乱，指明了教育受社会关系制约。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对各种意识形态“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而“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因此，经济对教育的决定作用在许多方面正是通过政治来实现的。
（一）政治对教育性质的制约：一定阶级的教育是其“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在阶级社会，任何阶级的教育都是为本阶级的经济基础、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是在批判当时资本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建立的。教育的发展历史表明，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教育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由统治阶级垄断并为其统治利益服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欧洲古代中世纪教育的神学性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但宗教僧侣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恰恰是其直接原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揭示了阶级社会的教育必然具有阶级性这一教育的普遍规律。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对教育社会基础的掩饰时指出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观念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列宁继承和发展了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基本观点，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一再深刻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
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将引起教育的发展变化。当新的社会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时，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教育。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现在，“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苏维埃的整个教育事业，必须根本改造旧教育，“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深刻领悟到“三座大山”对中国社会与教育变革的严重压迫，深刻认识到旧社会的经济政治对文化教育的严重制约。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发出号召：“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求：“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又立即指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宣布：“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办学问题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办学方向的特殊重要性，多次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二）政治对教育目的的制约：“为谁培养人”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
教育目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所提出的主观要求的集中体现，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一般来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确保教育能够培养出他们所需要的人，总是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控制教育，确定培养人才的规格标准，使教育为特定的社会关系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条件下的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从而为资产阶级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机器式教育”压制着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忽略人的情感交流，更不用说对教育本该具有的智慧性的偏废，仅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劳动工具而存在。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目的的本质，并在对比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教育的目的。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教育是训练资本的奴仆，“教他们去执行资本的意志”“从来不考虑怎样使学校成为培养人的品格的工具”。“只有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有密切联系、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学校，才能做到这一点。”1920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这篇讲话中再次指出：“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目的，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目的的本质就是替资产阶级培养和训练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的教育则是以自觉促进人的发展、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区别于资本主义教育的。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三）政治对教育内容的制约：教科书反映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与一定社会的教育性质、教育目的相适应，统治阶级还以其政治力量来影响和控制教育的内容，实际上左右着教育的发展方向。不同社会关系条件下的教育，其内容也不同。恩格斯在描写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受教育的状况时写道：宗教“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在德国，国民小学教科书《儿童之友》再版30多次，其原因就在于这本教科书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教导农民和手工业者“愉快地满足于他们在人间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综上可见，由于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科学的、精神的、道德的教育。
1920年，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提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教育不问政治”“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的旧观点一贯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列宁非常重视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问题，多次就学校教育内容以及教科书编写问题作出专门指示。此外，列宁还注重农民教育和加强城乡的文化联系。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由此，列宁强调，俄国共产党应当在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之间建立起友好互助的形式，使城市工人自觉、系统地帮助农民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内容。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课程教材内容必须反映抗战的需要。1937年，毛泽东制定了“十大救国纲领”，其中“抗日的教育政策”就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77年，随着教育工作的恢复，邓小平要求“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到了新阶段。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四）政治对教育机会的制约：教育机会受制于“国家政权”
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掌握教育的领导权，规定各阶级和阶层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子女享有受教育的垄断地位，劳动人民则被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资本主义社会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教育的等级性，使得受教育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受教育权在事实上仍是不平等的。
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利用技术优势将自己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然而，这一时期英国的教育水平却与生产力水平相去甚远。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控诉了英国资产阶级残酷剥夺无产阶级受教育权的种种恶劣行径。他尖锐指出：“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1847年底，马克思在《工资》这篇手稿中指出：“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资产阶级没有使人民受到真正教育的经费，即使有这笔经费，它也不肯使用。”可见，无产阶级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当时几乎被资产阶级剥夺殆尽。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达纲领”充满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在教育问题上，拉萨尔主张实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对此，马克思严肃地反驳道：这“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拉萨尔的教育观点显然十分荒谬，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罢了。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大工业日益同科学技术结合，要求工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因此，资产阶级就不能不让工人接受一定的技术教育。恩格斯提醒人们注意：这种看似仁爱的转变其实只不过是形式上改变，是“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
列宁根据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揭露和批判了民粹派“全民教育”的虚伪性，而且明确指出阶级社会的教育始终是阶级的教育，戳穿了资产阶级吹嘘教育机会均等的谎言。列宁指出：“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平等”，“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缴纳学费”，根本不会让“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接受教育。1920年，列宁在分析俄国社会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时指出：“没有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旧中国教育的状况：“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将国民党统治下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类比为“黑暗的地狱”，揭露了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农群众被“排除于教育之外”；而在苏维埃区域，一切教育文化机关都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反复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指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和行动体系。到2020年底，全国20万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辍学学生人数实现了动态清零。教育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
二、教育反作用于政治：教育“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
虽然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但教育从来都不是社会发展的被动适应物。从人和环境的关系来看，教育是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人通过受教育逐步认识外部世界，进而能动地改变环境、改造世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并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同样，教育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因素，也可以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
（一）教育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教育是无产阶级斗争纲领的一部分。尽管教育不能代替政治革命，但它是配合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斗争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把文化教育同劳苦大众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他热情赞扬和鼓励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组织为本阶级的解放而独立办教育的事迹。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教训时，恩格斯认识到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革命者缺乏教育。
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1864年10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写道：“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866年8月，马克思在写给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提出：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未来，为了“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免受现存制度之害”，“只有通过变社会理性为社会力量才能做到，而在目前条件下，除通过由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应当为保卫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而斗争，为革命做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专门介绍了德国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的状况。恩格斯指出，农业无产阶级是城市工人天然的同盟者，“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清楚地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对此，德国工人运动应当“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使农业无产阶级“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共同推翻反动政府。
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巴枯宁等人的教育观。巴枯宁分子崇拜愚昧无知，反对无产阶级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1871年9月21日，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就巴枯宁分子鼓吹工人运动应放弃政治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恩格斯明确表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马克思列出了巴枯宁分子散布的种种政治冷淡主义谬论。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荒谬说辞的目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特权，麻痹工人革命意识，诱骗工人在资产者面前解除武装，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忠顺奴仆。
19世纪末，随着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工人阶级人数急剧增加，罢工运动不断扩大。列宁曾多次撰文批判沙俄政府的文教政策，阐释教育的重大作用。1895年，列宁在《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中谈到了沙俄政府对于“知识和工人的结合”的恐惧。他写道：“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被炸的首先就是政府。”的确，“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工人将向世人证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列宁发现俄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有相互脱离的趋势。面对这样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列宁专门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强调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1905年秋，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列宁在分析革命形势时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即“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把人民中更广阔的阶层吸引到自由事业方面来，取决于教育他们，组织他们”。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担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与这一革命任务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注重发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指出，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1939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称赞小学教员为边区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他说：“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员的任务和功劳是很大的，你们教育了边区的儿童，教育了边区的老百姓，发挥了抗战教育的作用，发展了边区教育事业。”
（二）教育在新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教育的重要使命需要在历史方位中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家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教育也就要同社会建设的任务相联系，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1845年，恩格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将“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通教育”视为“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之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思想进一步贯彻于《共产党宣言》，将“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教育措施列入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斗纲领。这也是他们关于教育同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列宁那里，教育不仅服务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内在支撑。十月革命前，教育要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思想上的宣传工作，启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民众的革命意识，为革命培养大批的组织者。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教育要联系“经济方面的政治”，即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随着国家电气化计划出台，列宁认识到经济建设离不开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建设者，但“农民和工人凭现有的教育程度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因而，他将“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要求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文化和技术教育水平。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提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来促进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邓小平认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确立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反复强调“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从教育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邓小平进一步作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指示，为新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将教育视为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他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这一论断正是在新时代对教育事业创新发展提出的重要部署。
（三）教育在新人培育中的作用：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揭示了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里，“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1867年，马克思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
1919年3月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规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应该“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的社会主义的自觉劳动者。他反对旧学校“死读书”的做法，同时强调不能否定从前所有的知识，主张从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在苏维埃俄国，学校“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新的历史时期特点出发，邓小平于1983年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四有”新人的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回答了这一问题，提出了“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要求。
三、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领导：“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政治最根本的方向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最终求得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然而，阶级的消灭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阶段，教育仍然是阶级的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办好社会主义教育涉及多方面工作，其中，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体现了党对教育与政治之间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
（一）确立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教育要求同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对立的。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要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实现真正的教育机会均等，首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教育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为此，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在其领导下争取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必须对教育工作进行领导。对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来说，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其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级基础，而且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列宁十分强调党对国家机关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地位。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因此，社会主义事业，包括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内，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1965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谈中指出：“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教育和科学工作”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有力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才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教育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基石，是民族振兴的奠基工程，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既要坚持，也要完善，使教育的能动作用充分发挥。
第一，擦亮社会主义教育底色。列宁认为，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培养，首先应解决世界观问题，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由此，“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反映了思想政治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具体体现。毛泽东特别强调学校教育的政治方向。1937年，他为陕北大学题词，提出要造就一批具有政治远见、胸怀坦白、不怕困难、富于实际精神的革命先锋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重申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一论述，要求“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明确表示：“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必须擦亮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教育的鲜亮底色，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第二，打造社会主义教师队伍。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离不开一大批忠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教师。1909年8月，列宁在给卡普里党校学员们的回信中指出，“学校的真正的性质和方向并不由地方组织的良好愿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学大纲’等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充分反映了教师的教育导向功能。十月革命后，俄国“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为改变这一现状，列宁要求党员在思想方面，要善于引导教师改变资产阶级偏见，“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提升教师的地位；在工作方面，要“在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当中为自己找到许许多多而且是愈来愈多的助手，善于帮助他们进行工作，善于提拔他们，善于介绍和考虑他们的经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学生是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习近平多次强调广大教师要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并提出“四有”好老师的要求，即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这不仅明确了优秀教师的基本要求，而且指明了新时代教师队伍的培养方向。
第三，保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国家的财政困难，政府经费不足，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强调要确保整个国家预算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列宁认为，如果我们不在文化建设事业上付出巨大努力，我们就“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也不能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因此，列宁要求必须增加教育投资，“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与这一要求相适应，一是应削减其他部门的经费，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二是应撤销一些臃肿的机构，把节省下来的开支作为教育经费。列宁在他所拟的《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建议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志愿上高等学校的人都有升学的机会，要求学校首先必须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发给他们助学金。
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持续关心和投入是新时代实现教育公平最基本、最有力的前提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体现了新中国教育建设的迫切要求。1988年，邓小平就要求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自1992年确立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来，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指出，我国人口多、国土广、地区差异大，搞好教育事业任务艰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不断推动健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体制机制，切实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作者：潘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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