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粟裕诞辰115周年，珍贵史料公开

 

近日，“政事儿”从人民出版社获悉，“战神”粟裕将军的遗著《粟裕回忆录》，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更好地挖掘与利用好军史红色资源，人民出版社决定以开国将帅及在革命战争中担任过相当职务的我军将领回忆录为范围，对他们的回忆录予以重新规划与编辑，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之名集成出版。

 

 

粟裕

 

粟裕出生于1907年8月10日，1927年以湖南省立师范学生身份投笔从戎，加入北伐军的叶挺铁军，开始其传奇军事生涯，在专门训练军官的铁军教导团中接受系统而严格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成为红军中有名的神枪手。

 

南昌起义中，粟裕被任命为起义军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班长，负责周恩来、贺龙和刘伯承等起义领导人和前敌委员会的安全警卫工作，同时负责策应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的起义。

 

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后，粟裕虚心学习毛泽东和朱德的军事思想、经验和理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928年七溪岭战役中，粟裕带领三人小队俘虏上百名敌军，朱德夸赞粟裕是青年战术家，是未来革命的接班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为华中抗战打开了局面。

 

1942年石港之战，粟裕指挥“老虎团”创造出了以零伤亡痛歼日寇600余人的战争奇迹。1944年车桥战役全歼日伪军千余人，自己仅伤亡百余人，毛泽东敏锐判断：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1945年高邮之战，歼灭日军1100多人，歼灭伪军5000多人，系敌后战场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

 

粟裕最辉煌的军事表现主要集中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十大战役中，粟裕指挥了一半。苏中战役，钻到敌人肚子里打，以三万对十二万人，七战七捷，共歼灭敌军五万多人。莱芜之战，打得国民党哀叹百年教训，刻骨铭心。成功策应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蒋介石哀叹为最痛心最惋惜的事情，甚至发出了“粟裕人头”的悬赏。沙土集战役，国军部队只拉开20公里距离，两天之内一个师就被粟裕全歼。此后，粟裕说服中央军委暂不南进，华野留在中原大量歼敌。豫东战役使得中原敌军完全丧失战役进攻能力，也拉开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的转折。

 

济南战役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大城市的阶段。粟裕提出淮海战役的建议并获毛泽东同意，同时实际指挥了淮海战役，以60万兵力对80万兵力获胜。后渡长江，占南京，攻上海，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反动的政治和经济统治。

 

 

1955年9月27日14时30分，周恩来总理把第一份大将军衔的命令状颁发给粟裕。因为元帅的授衔仪式是在同日17时举行，因此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第一个被授予军衔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84年2月5日，粟裕逝世。

 

 

此次出版的《粟裕回忆录》原名为《粟裕战争回忆录》，198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后改名为《粟裕回忆录》。

 

相较于原版，此次再版的《粟裕回忆录》添加了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全面反映了粟裕的革命生涯及家庭生活等。

 

1934年7月21日，粟裕针对福建敌情给中革军委的电报。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一封粟裕署名发给中央的电报。

1940年，粟裕（前排右二）与参加南昌起义的战友合影。前排左起：周子昆、袁国平、叶挺、陈毅、粟裕；后排左三：李一氓。

1952年，粟裕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的粟裕

 

1956年，粟裕全家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前合影

 

1972年，粟裕与妻子楚青

 

1983年8月10日，粟裕最后一个生日，与孙儿乐享天伦

 

 

 

 

人民出版社在该书序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还特别强调，部队中的“红色资源很多，要发掘好、运用好”。“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就是一套从部队角度入手，集中回顾党史、军史与新中国史的图书。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十多家出版单位曾陆续出版了多种由我军高级将领口述整理的回忆录。由于出版单位分散，装帧形式各异，质量良莠不齐，也因年代久远，绝大部分一书难求。此外，还有一些已写好的回忆录，至今未曾出版。

 

为更好地挖掘与利用好军史红色资源，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人民出版社决定，对这些回忆录予以重新规划、增补与编辑出版。

 

本次集成出版对所收录的各种回忆录原版本进行了重新考订、增补、勘误，新增加了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必要的附录，有的还制作成了视频书，使丛书的内容更为丰富与可读，更具吸引力。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最大的一个战役。粟裕是淮海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生前没有系统地谈过淮海战役，只是即席回答过有关同志的一些问题。粟裕的夫人楚青同志生前曾将这些谈话整理成文，发表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上，后收录书中。

 

对于淮海战役的总体思考，粟裕回忆：

 

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我的理解，是指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还乘敌之隙，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必须从战局变化中，从发展阶段中，来研究淮海战役，这是应该注意的。 

 

淮海战役时的粟裕

 

 

关于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时的考虑，粟裕说：

 

谈这个问题要从豫东战役说起。在豫东战役之前，1947年第4季度，我三支大军已经在中原成“品”字形，完成了战略展开。但蒋介石在中原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敌人利用优越的运输条件，又常临机变动建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我兵力分散时则集中进犯，我兵力集中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当时则与我纠缠。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我反复考虑了我军的作战方针，认为面对敌人的新情况，我军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我军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就很难寻找。当时三支大军各自对付当面敌人均显不足。从华野外线兵团的兵力来看，彻底歼灭敌人一路的力量是够的，但必须邻区协助打援或钳制。我估计，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为此，我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针，以集中更大兵力，寻歼敌人重兵集团，兼顾开辟新区工作。4月18日我向中央建议华野一、四、六纵队暂不渡江，会同三、八、十等纵队，并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集中于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出发的。 

 

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闭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为此，在济南战役前，我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月23日我们在上报军委的一个电报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我们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所以，我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1948年9月24日早晨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25日，中央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所以说，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我是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的。

 

1948年9月24日，粟裕上报军委的电报，提出“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一章中，粟裕回忆了自己在军事斗争中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称“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1947年，粟裕（左二）在孟良崮战役前线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

 

当我们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边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朱德、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那一带只搞了个把月，但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

 

湘南起义后，许克祥带五个团人马来进攻我们，朱德同志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我们运用新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敌许克祥五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

 

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军事斗争的成果，建成了党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工农红军，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了有力的拳头。所以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当然，那时的运动战还是初级的，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井冈山时期，为适应红军战略战术的要求，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了。没有花架子，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很重视爬山。我们在连队，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顶。休息几分钟又跑下山。然后才吃早饭。其次是重视夜战的训练。有的干部、战士，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夜晚怕鬼，经过讲科学知识，现场训练，逐渐地克服了。

 

此外就是训练射击、刺杀和投手榴弹三大技术。这是同当时的武器装备情况相适应的。那时弹药很少，一支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有五发子弹就算很多了，因此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每天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我一只手举起步枪，可以举一二十分钟。我的手劲在叶挺部二十四师教导队时已有锻炼，后来就更强健了。记得1950年，我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一位按摩医生同我比握力，他见到我的握力和他差不多，使他大为吃惊。

 

经过严格训练，我的枪打得比较准。打起仗来，三发子弹怎样使用呢？就是冲锋前打一二发子弹，都是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接着就是冲锋。第三发子弹要留着打追击时用。

 

 

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朱德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

 

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我们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35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300人，缴枪250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的战例，可举1928年6月粉碎国民党军对我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敌抽调湘赣两省十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以湘敌吴尚部五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以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

 

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我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冈，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我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之一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二十八团及三十二团之一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

 

那时，我还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当我们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我们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我们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午后，我们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

 

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我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一看，只跟我上来了九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于是我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我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我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我们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

 

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我们拿机柄，空枪让他们背。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到了1930年夏，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当时我是基层干部，谈不上从理论上做深刻的认识，但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