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以下简称“马恩书信”）是马克思主义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和从事理论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之间通过书信不断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切磋探讨，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自己的科学理论，甚至首先在书信中表达或阐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或思想观点。他们与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代表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通过书信，对欧洲形势分析、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的揭露、革命经验的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指导，甚至是对同志的关心关爱都在这些书信中一一展现。可以说，马恩书信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不仅为研究他们的生平、活动和事业提供最珍贵的资料，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由柯柏年、艾思奇和景林翻译，徐冰校译的《马恩通信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编译的首部马恩书信集。这部书信选集于1939年3月第一次出版，当时未署出版者；同年6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书名改为《马恩通讯选集》。《马恩通信选集》虽然只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31封书信，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遗留下来的数量庞大的书信来说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却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行编译的第一部书信集，而且也开辟了从马恩书信集这个崭新的角度进行编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
20世纪20—30年代马恩书信在中国编译传播的情况
如果从1899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以及马克思学说片段传入中国算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迄今已经有120余年的时间，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单篇书信的摘译或翻译只初见于1920年。这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它不仅在思想理论准备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从对经典作家观点、著作片段或章节的摘译向其完整著作翻译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先进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不断拓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书信也开始在报刊上被摘译。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记载，我国最早一封能够查到的书信是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写给瓦·博尔吉乌斯的信，由常乃悳摘译，载于（北京）《国民》杂志1920年10月第2卷第3号《马克司历史的唯物主义（续）》一文中。恩格斯在这封书信中重申了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国家、法、意识形态等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和历史进程产生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随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第三人的书信以全文发表或摘译节选的方式零星地发表在报刊上。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流传日益广泛，影响日渐扩大，全译本和摘译本陆续出版，马恩书信也随之较多地出现在译本中。当时，被收录于中译本的书信有三种呈现形式。第一种是原著中有什么书信就翻译什么书信，但有的是作为引文收录，有的是作为篇目收录。把书信作为引文被使用的，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该书由德国史学家马克斯·俾尔著，易桢根据T.C.帕丁顿和H.J.斯坦宁的英译本转译。这个译本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勾勒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和生平事业。在正文中作者用很长的篇幅引用了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关于他思想上的摇摆和彷徨，以及如何从康德和费希特唯物心主义转向黑格尔辩证法的片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书信中阐述自己关于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观点，因此，许多书信本身就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专题文章，可以被作为重要的研究篇目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1930年6月，上海平凡书局出版的由苏联学者萨可夫斯基编辑的《马克思学体系》中译本就是这种情况。原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著作的重要论述汇编而成，分为“社会进化的铁则（上下）”和“史的唯物论（上下）”两大部分。中译本为四个分册，分别由高希圣、唐仁、叶作舟和齐荪译。其中第四分册中《人群无选择社会形态的自由》一文，就是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帕·瓦·安年柯夫的信的片段，在这里他主要提出了关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社会形式的重要论断。
第二种是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专题著述汇编时，中国编译者自行选择收录与主题相关的马恩书信。这种收录形式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对马恩书信的系统掌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由程始仁编译的《辩证法经典》，全书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10篇著作组成，其中收录了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的片段。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第1卷的攻击，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价值理论的精神实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呈蓬勃之势，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人编译出版了一批相关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书信也成为重要的编译内容。恩格斯1888年4月初给玛·哈克奈斯的信和1890年6月5日给保·恩斯特的信就分别被瞿秋白编译的《海上述林》（1936年5月）和欧阳凡海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1939年11月）收录。后者还收录了马克思1859年4月19日和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给拉萨尔两封书信。
第三种是作为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译单行本附录的书信。这类主要有《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两部著作。前一部是1939年12月解放社出版的何思敬、徐冰译本，其中收录了四封书信。后一部有1838年1月解放社出版的吴黎平、刘云译本和1939年4月上海海潮社出版的郭和译本两种，它们都收录了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4月17日给库格曼的信。
这一时期，在报刊上刊登的马恩书信开始具有系列性质或专题性质了。例如，1930年7月出版的《动力》杂志第1卷第1期，就专门刊登了一组由寒光翻译的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共计10封。1938年，延安《解放周刊》第52、53和54期连续发表了由艾思奇翻译（刊登时未署译者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共收书信7封。这已经具有了编译马恩书信集的雏形。
综上所述，马恩书信在中国的编译同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在建党初期，以单篇或片段译文的形式零星发表在报刊上，发展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全译本、单行本的增多，书信的数量也在增长，其影响不断扩大。而逐渐出现的专题性、系列性的编译倾向，为接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编译马恩书信集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编译出版的首部马恩书信集
从编译出版时间上看。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末是马恩书信集中译本出版传播的重要时段。在这两个时段主要编译出版了5种书信集：《马恩通信选集》（1939年3月版）；郭大力译《〈资本论〉通信集》（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4月版）；林超真译《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5月版）；天蓝译《致顾格曼博士书信集》（东北书店1948年4月版）；林超真编译《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49年9月版）。因此，《马恩通信选集》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书信集的中译本。
从编译出版者上看。首先，译者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人本身就是我们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而且他们是在我们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编译这部书信集的。1938年5月5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负责翻译经典原著。编译部主任由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兼任，成员虽然人数不多，前后又有变动，但曾在这里参加编译工作的都是党内外的著名学者，包括何锡麟、王实味、柯柏年、景林、赵飞克、王学文、吴黎平、艾思奇、王思华、成仿吾、吴文焘、张仲实、徐冰、何思敬等。编译部“先以主要力量从事‘马恩丛书’的编译，接下去才翻译《列宁选集》”。《马恩通信选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中的第七种，因此可以说，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计划编译的马恩书信集。《马恩通信选集》的出版者为解放社。解放社是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1月起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献和政治读物的出版社。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社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即“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供应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而且还秘密供应国统区、沦陷区，甚至远销国外，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从编译出版过程上看。包括《马恩通信选集》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编译是集体翻译经典著作的最初尝试。《马恩通信选集》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书信”由柯柏年译，徐冰校；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由艾思奇译；第三部分“论爱尔兰问题”由柯柏年译；第四部分“马恩论俄国”由景林译、徐冰校。当时，翻译经典著作的条件极为艰苦，“主要是图书资料少，特别是工具书少。那时毛主席的图书馆也不大……搞德文的同志也仅有一本字典。即使有人能带到解放区来一两本字典，那也是很小的，当时每人要有一部顶用的字典就相当不错了，因此翻译中碰到难句子，有时一两天也搞不出来”。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合作编译出数十部经典著作，就很难统一译名译语。因此，《马恩通信选集》与其他由一个人翻译的书信集相比，存在着许多概念、范畴和术语，以及历史事件、组织机构、报刊文献、人名和地名的前后不一致不统一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它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除了1939年出版的两版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马恩通信选集》还出版了多种版本，包括1940年9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版，1949年8月山东新华书店版，1949年12月出版未署出版者，等等。
《马恩通信选集》的编译底本、所用语种和编排结构问题分析
关于编译底本来源。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本不同，《马恩通信选集》的编译底本并不是同名原著或国外已有的书信集，而是从莫斯科版《马克思文选》（两卷本）中部分书信及著作中选编出来的。《马恩通信选集》没有译者前言或译后记，关于其所选编书信的来源，主要是根据译者之一柯柏年的回忆文章《我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简单经历》来确定的。在这篇文章中，柯柏年写道：“那时（指在延安马列学院时期——本文作者注），苏联出版了马克思文选两卷集，其中有些著作虽已有中译文，但需要改译；许多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需要补译。张闻天同志是马列学院院长，他亲自抓这项工作。……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我们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把这两卷集的文选统统译完了。……两卷集的马克思文选，虽只选了马、恩书信中的很小一部分，但选的都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工人运动的非常重要的书信。我译的只是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信和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信。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和关于俄国问题的信分别由艾思奇同志和景林同志翻译。”
关于翻译语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的编者指出：“《马恩通信选集》译自阿多拉茨基编辑的、1933年莫斯科版《马克思文选》的书信部分”。但是，艾思奇在1951年7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中的译者前言中指出：“本书所包括的九封信，是从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外国工人出版局’所出版的德文本《马克思选集》里译出来的，曾在延安发表过。由于以前的译本错误很多，需要改正；又由于此稿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很精彩的阐述，可以作为学习实践论的参考读物，故特重新译出，以供目前的需要。”此外，根据何锡麟的回忆，景林“曾在德国学电机，当时参加德文翻译工作”。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柯柏年、艾思奇、景林是根据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文选》德文版中的书信部分编译了《马恩通信选集》。
难道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的编者搞错了吗？不是。《马克思文选》（两卷本）确实是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花了近五年的时间进行精心编辑，于193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而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选集。其主编是时任研究院的院长В.В.阿多拉茨基。出版《马克思文选》俄文版在当时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文选》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著作选集。阿多拉茨基为《马克思文选》每一卷都写了前言，他在第Ⅰ卷的前言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示出版的这部选集，实际上也是第一部同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这部作品一样，收录了涵盖马克思的所有时期的活动和他的理论的全部组成部分的马克思选集的普及图书。社会民主党人甚至都没有提出过类似的任务。”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还没有出齐，这部《马克思文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苏联国内外唯一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著作集。同时，因其只有两卷，也比较方便广大普通群众阅读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以这部选集的发行量很大，并且被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外国工人出版局译成多种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出版，其中就包括德文版。因此，《马恩通信选集》中该书信虽然译自德文版《马克思文选》，而实际上它的真正母本是俄文版《马克思文选》。
关于编排结构问题。中国编译者并不是全盘照收《马克思文选》中的马恩书信，而是对选材作了合理编排。《马克思文选》作为苏联早期出版的著作集，其中除了收录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外，还收录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马恩合著的重要篇目及他们的书信，“因此，两卷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来，不仅是马克思而且也是恩格斯的著作选集”。这些著作主要是按照专题排列。第1卷的专题分为导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哲学。导言部分主要收录了恩格斯介绍马克思生平活动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包括《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列宁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文章，以及保尔·拉法格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撰写的回忆马克思的文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部分收录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经济学部分收录了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恩格斯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等。在哲学部分收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9封书信。
《马克思文选》第2卷的专题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关于民族解放问题和关于俄国问题。第一部分收录了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书信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书信就收录在这部分结尾，作为这部分中的单独板块，共有17封书信。第二部分首先就是书信板块，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爱尔兰问题的书信，共3封；此外还有2篇单独列出的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文章和1封恩格斯给考茨基论殖民地的信。第三部分收录了1封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书信和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整本书的内容（包括导言）。
《马恩通信选集》保留了《马克思文选》中书信的专题板块，但对收录的先后次序进行了调整：把原本收录在《马克思文选》第2卷中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17封书信作为《马恩通信选集》的第一部分；把原本收录在《马克思文选》第1卷中的“关于唯物史观”的9封书信作为《马恩通信选集》的第二部分；把原本收录在《马克思文选》第2卷中“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书信部分之后的“论爱尔兰问题”的3封书信作为《马恩通信选集》的第三部分，并将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论殖民地的信作为这一部分的附录；把原本收录在《马克思文选》第2卷中最后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作为《马恩通信选集》的第四部分。
《马恩通信选集》修正了《马克思文选》中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的日期错误。由于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信的日期误写为“11月”，《马克思文选》在收录该信时也将日期写为“11月”，《马恩通信选集》就已经修改为“10月”。其二，《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5年6月15日）》的编排顺序问题。这封信在《马克思文选》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17封信中被列为第11封。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其他16封信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只有这封信例外，因此，《马恩通信选集》的编译者把这封信放到了这部分的最后。
小结
梳理马恩书信在中国革命时期的编译传播历史，在此过程中研究《马恩通信选集》这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和组织首次编译出版的马恩书信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首先，在传播史的历史地位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经典著作已经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有的著作甚至已经有了多种译本，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即马恩书信却只是以散篇的形式见诸杂志、报刊和著作附录中，其整体的价值和意义还不被人们所知。《马恩通信选集》在此时出版与传播无疑打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先进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视野。其次，《马恩通信选集》收录的专题书信大多数是马恩书信中的经典名篇，它们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策略和态度，并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俄国革命经验和意义等方面，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现代中国革命斗争的任务理解唯物史观、思考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斗争策略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最后，相对于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说，书信的篇幅短小精炼，思想内容集中，每一篇书信几乎都是针对某个现象、某种观点或某些人讲的。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就是针对蒲鲁东脱离个人分析社会、把社会发展归结为“无人身理性”的观点，并通过对这一观点的批判，进一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唯物史观原理。从这一方面来讲，《马恩通信选集》更易于人们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快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理论精髓。正是这一译本在中国的广泛流传，让中国人初步了解了马恩书信对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姚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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