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创作了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南京不哭》，今年12月，我应邀出席加拿大安大略省举办的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系列活动。我看到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努力让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很感动。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从自我做起，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为日本人辩护的演讲促我书写真相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我生于广东，40年代末，我随父母迁居台湾，后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最后是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95年4月15日的下午是个重要时刻，指引我从数学、物理研究走向文学创作之路。那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九楼105室旁听了一场讨论会，内容大致是“日本民族在二战为了护卫他们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受伤最重，所受苦难最多”。四个主讲人，三个是美国白人，一个是日本人，我举手抗议却没有得到回应。事后，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广岛事件的长文，由讨论会的一名主讲人执笔，依旧是为日本人辩护。我写了一封信去反驳，过了好几个月才登出来，内容还被大幅删减，只剩下可怜的半页。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感兴趣，发现在海外关于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比较少。我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写一篇，而且要用英文创作。当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有40多年没有从事过数学、物理之外的工作。而这个主题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我今年80岁，亲历了八年中日战争，经历过抗战并且活下来的人会对那段历史有特别的感情。而且我们这代历史亲历者正在慢慢老去，把历史真相讲出来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因此我要把南京大屠杀写出来，告诉西方社会中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过怎样的苦难。这是创作《南京不哭》这本书的原始动力。
和西方读者沟通要从“情”入手
我决定选择小说的形式来承载这个历史背景，因为和西方读者沟通要从情感世界介入，用“情”去沟通，而不是枯燥的数字。“30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而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文学作品对人心灵的震撼会比整篇充满枯燥数字的文章更大。我非常尊重历史，以真实和不戴有色眼镜的方式去描述这段历史。
《南京不哭》在亚马逊上的推荐是5分，很多读者觉得它值得一读。西方主流社会对中日战争这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原子弹轰炸，日本所受苦难最大。有读者看了书后说：“这本小说告诉了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我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痛恨日本人。”我希望有更多西方年轻人去看这本小说，了解这段历史，改变日本和西方社会单方面的说法。
当年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南京大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虽然形式不同，但性质大同小异，都是对人种的歧视。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肆意杀戮，这就是种族屠杀。德国政府已经正式道歉，日本政府至今都不肯真诚道歉。我们今天做这些努力并不是仅仅为了向日本索要赔偿，也不是要血债血还，我们可以原谅，却不能遗忘，我们有责任告诉世界事实的真相。
告诉西方人事实，让他们做出判断
但在历史事实面前，西方社会认同日本在二战中承受了最大苦难，是因为日本在美国各地有很多基金会，它们雇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关注这段历史，并不间断地发表研究结果，日本右翼势力已经出版了600多部二战作品，这些作品无形中引导西方舆论偏袒日本。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做得远远不够，英文书写的中日战争作品几乎没有。我们的有关部门虽然在不同场合做了一些工作，方式却有些形式主义，缺少强有力的说服力。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不同，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们事实，让他们做出判断。
今年10月底，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通过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的动议，今年是当地第一次在这个日子举行纪念活动。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加拿大的事情，当地华人华侨却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当地政府设立纪念日。当地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耐心地对当地居民做讲解工作，发现大多数人一旦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愿意表示支持。
因此，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去做一些事情。小说之所以命名为《南京不哭》，其寓意是说眼泪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行动起来做一点事情。中国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种以国家纪念日的形式来实现纪念非常重要。我们还应该积极对外进行事实披露，方式可以多样化，除了演讲、宣传，也可以在一些地方修建慰安妇的雕像等等。
除了政府行为之外，民间组织、老百姓人人都应有这种意识。比如对外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或者在一些研究机构做志愿者，也可以为抗战老兵做一些事情。我将在12月中旬到四川成都，把《南京不哭》中文版的版税全部捐赠用于改善抗战老兵的生活条件。我们不要怕小，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最可怕的是不去做。(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终身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文由郭媛丹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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