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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云:美元围剿人民币 外资侵蚀中国30年经济成果

字号+作者:吴学云 来源:环球视野 2012-01-09 12:10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美元围剿人民币 外资侵蚀中国30年经济成果 吴学云   30年的外资偏好和外贸偏好造成了市场换技术、外资换管理的悖论,使我们失去了技术创新'...

美元围剿人民币 外资侵蚀中国30年经济成果


吴学云  KOY品论天涯网

    

    30年的外资偏好和外贸偏好造成了市场换技术、外资换管理的悖论,使我们失去了技术创新,让出了市场,牺牲了民族工业,允许了外交参股银行;我们得到的却是巨额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得到的是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我们得到的是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我们得到的是欧美早已设置好的战略陷阱……
    一、贸易顺差的背后
    2002年,华裔美国人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了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书中声称,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强劲冲击下,将不堪一击。尤其是中国银行系统大量的坏账问题,将会使中国金融崩溃,崩溃的时间书中预见在2006年。
    在当时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氛围下,该书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作者被日本反华政要、台湾的李登辉等奉为座上宾。不过“唱衰中国”倒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它可以帮助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避过暗流,跳过陷阱。
    实际上,书中罗列的中国问题,在中国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每一样都有详细的阐述,农村问题、国企经营不善、银行效益低下、下岗工人问题、社会发展失衡、贪污腐败、宗教和恐怖主义冲突等等,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进行应对。
    事实上,200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首次达到10万亿人民币,接近法国的水平。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似乎还成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救世主”。
    中国怎么一步步成为“世纪大国”,最后居然还能“救美国”?真的是这样吗?非也。正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美国则实施了“赤字美元”政策,加紧实施了一步步围剿人民币和侵蚀中国经济成果的金融殖民过程;中国在一步步“金融战败”,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了中国经济致命一击。
    克林顿政府“新经济”的IT泡沫破灭之后,美国从“非理性繁荣”走到了通货紧缩的边缘。按照一般理论,取消黄金本位后的法定货币政策下,最大的威胁是通货膨胀,紧缩时可以大量印钞票,注入流动性就可以刺激经济成长。实际上,当时的美国基准利率一度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维持在1%的水平,美国经济似乎仍然呆滞,与金融战败后十年衰退的日本类似。
    这时,“9•11”恐怖袭击给了美元一个机会,美国利用了这次危机,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内减税和出口补贴,增加政府开支,尤其是战争及反恐开支等措施。与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所做的一样,开始加速印制美元的行动。
    通过美元的金融霸权,全世界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了融资,推升了美国房地产泡沫,随后又分担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而中国,是其中最主要的“冤大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日益攀升的巨额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近3000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2万亿美元。
    在论述贸易顺差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外汇储备的增长只是国家经济实力象征的一个方面,并不是说明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更不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相反,它是国家的负债——对老百姓的负债。
    贸易顺差可以增加外汇储备,挣的美元多花的少,表面上看,似乎确实是财富增加了。其实不然,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也能增加外汇储备,就是国际游资进入中国炒房和炒股市也会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参见本书经常项目平衡表的解释)。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主流媒体的宣传一直是个误导,它们让老百姓觉得外汇储备多了就是中国挣钱的多了,就是存款多了,财富多了,国力强了。这样的虚假宣传在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同时,也招来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政府的责难。
    比如,关于这次美国的救市,不少“爱国人士”就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应该用美国一直推销的市场那张“无形的手”去解决,我们可以用外汇储备来抗震救灾,用来办教育医疗事业,用来接济下岗工人。2万亿美元就相当于15万亿人民币啊,全国平均每人可以得到1万元,三口之家就是3万元呢。还有“战略眼光”更高一层次的,怂恿中国抄底,媒体热炒是买下破产的冰岛呢,还是收购欧洲和美国的破产企业。
    实际上,中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在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被换成了等额的人民币。中国实行的是强制结汇制度,我国的外汇收入必须结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央行为收购外汇必须增加货币发行,2005年以前是1美元换了8元人民币,现在是6.83元人民币。它们早就进入了流通领域,变成了石油,变成了高速公路,变成了新建的政府大楼,当然也变成了高涨的房价和股市泡沫。实际上,外汇储备的多少,和一国的财富没有必然的关联,更不是中国政府可以动用的钱财。美元储备中的头寸仍旧留在了美国。
    有人打了个比方,假设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外汇来源只限于贸易。
    A国数十年来出口产品到美国,得到100美元。这些年,又从美国进口了90美元的产品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A国人民的生活。那么A国的贸易顺差为10美元。这10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赚了1美元。所以到了年底,A国的外汇储备存底为11美元。
    B国数十年来出口产品到美国,得到100美元。这些年,又从美国进口了10美元的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图获得更多的美元。那么B国的贸易顺差为90美元。这90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赚了9美元。所以到了年底,B国的外汇储备存底为99美元。
    虽然赚来的99美元是比11美元多,但是你能说,B国所拥有的财富比A国多9倍吗?!A国进口的80美元的美国产品也是会生钱的,至少它会促进生产,带动内需。
    因此,外汇储备并不代表具体的财富,而是外汇市场交易中的符号,是中国人民银行所持有的外炒现金、外国国债和外国企业票据的总称。我国的外汇储备既不是企业利润的上缴,也不是财政收入的剩余,是中国人民银行用自己印刷的人民币买下来的,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欠债。当然也有部分是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可见,外汇储备多了,并不是财富多了,而是等额的人民币多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增加了国内人民币的流动性,制约了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简单说,比如中国想减少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国内投资过热,但是这时涌进来大量的贸易盈余,你就必须得增加货币供应量。
    因此,美元剥夺了中国的货币主权,美元此时就是一把悬而未落的刀,所幸的是中国实行着外汇管制,这把刀才未能肆意挥舞。
    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掉入一个货币陷阱,这个陷阱蕴含一种自我增强结构,使得起因和结果相互交织在一起,贸易顺差则是当中的核心问题。按照贸易顺差的定义,中国出现贸易顺差意味着它生产的产品超过了所消耗的产品。而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它所消耗的,就像现在这样,那么中国势必出现巨额贸易顺差。
    这种贸易顺差具备自我增强力量。随着美元通过出口贸易大量涌入中国,其外汇储备也迅速增加,于是中国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国内货币供应量来购买流入的美元,提高的方式有两种,发行钞票和发行短期央行票据。增加货币供应量本身会推动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或直接投资、或经由银行体系来投资,而投资热反过来又会提高企业产量,伴随它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贸易顺差。
    一个国家外汇储备水平究竟应该以多少为宜,并不存在一个确切的衡量标准。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交往的程度不同,因此对外汇储备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外汇储备水平差异很大。
    客观地讲,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并保持增长态势,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对外信誉,有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商投资、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应对突发事件、平衡国际收支波动、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有利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但是,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导致了人民币投放量的持续增加,导致了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是市场部分失灵的表现,市场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多余的货币,是部分失灵。这直接导致了国内的资产泡沫。
    大家记忆深刻的就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股市迅猛增长,流通市值由2006年12月底的2.5万亿人民币,增至2007年年底7.9万亿人民币。同时,国内房价也出现了暴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第二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了8.2%。新建住宅的价格上涨了9%,这个数字达到了历年来最高点。一般说来股市和房市是相互影响的,有一种负相关,即股市旺的时候,投资房市的人就少,房市旺的时候,炒股的人就少。比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股市暴涨以后,导致了10年的熊市,而同时,房价就开始稳步上扬。2007年的股市和房市同步飞速上涨是一个反常现象。
    中国还有一个反常现象,就是国内劳动收入的上升,消费却没有增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0年的903.9元增至2008年的15781元,增长是很多的。按理说,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提高,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应当随之提高,但是实际上消费率却从1990年75.80%降低至2008年40%以下,而且预计消费率下降还有增速的趋势。
    外汇储备的增加,也给人民币升值制造了空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按说会压制国内商品的价格,就像中国的出口商品的低廉价格,压制了美国的物价和个人工资一样。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同时,对内却贬值——最直接的表象就是国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预期明显。
    很难说这和流动性过剩的因果关系,这也不是本书的讨论重点,但是巨额外汇储备导致的中国的反常现象和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渐渐浮出水面,中央也采取了反制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2008年的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无意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也无意追求过大的外贸顺差。我们要调整外汇储备。在储备的数量方面,应当在保证满足战略性和战术性储备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企业和居民购汇的限制,并且鼓励企业借外汇对外投资,鼓励中国企业积极的走出去。对于企业走出去,政府要给予支持,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企业,甚至允许企业用其人民币资产作担保,借外汇走出去。
    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现实是,在西方早已设置好的防收购的防火墙和贸易保护主义下,中国对外的公司收购可能只能买到美国淘汰的悍马汽车,买不到美国的尤尼科,买不到加拿大的铝矿资源,买不到澳大利亚的力拓……
    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走出去的途径,和产油国的石油美元一样,只能投资到美国的国债和政府债券,由此变相地为美国的超前消费和经常项目赤字融了资。这是在国内发展资金的匮乏下对中国主权信贷的一种摧残,也是美元殖民战略的一部分。
    巨额贸易顺差还成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替罪羊”。格林斯潘就认为,美国近十年来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随着不断扩大的贸易而日益增加,其原因是许多贸易伙伴的总体外部剩余,尤其是中国的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国外资本流入。
    这是对事物因果关系的一种混淆,是掩盖了人民币顺差的表象和美元赤字的本质,是为压迫人民币升值的舆论误导。
    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告诉我们,从货币战争的角度讲,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应对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的投机冲击,维持汇率稳定(就是币值稳定)。
    事实上,从那次危机后,各国确实都大力增加了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储备,维持了对美元的强大需求,为美国的“赤字美元”提供了资金保障。
    换言之,各国增大的巨额外汇储备,是非美元经济体应对国际投机资本力图自保的无奈选择,是在脱离黄金本位后的美国“赤字”战略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再谈人民币升值
    前面讲过,一国货币的购买力价值取决于两个层面:一是国内购买力,一是国际购买力。前者体现为利率,后者体现为汇率。所谓人民币升值贬值之争,即是汇率之争,而汇率又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
    汇率的高低取决于需求,即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出于投机目的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会造成汇率的上升。
    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国内外金融资产的替代效益、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等因素的结果,使国内利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市场,而不是本国的货币市场。
    亚洲金融危机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币贬值,而不到5年又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民币贬值对美国有利,而现在是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有利。正如英国和美国在一战、二战后分别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而现在它们又要求各国实行浮动汇率一样。
    所以,升值贬值之争,都是处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是各国经济、政治博弈的结果。随着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在各种争论下,人民币在2005年的汇率改革中还是开始了逐步升值过程,目前达到了20%左右的升值幅度。要指出的是,升值和贬值都是相对于美元而言的,而从2002年到现在,美元应该是按每年18%的幅度逐渐贬值的,这样说来,美元的加速贬值,相对冲抵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讲,也许正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搭美元贬值的顺风车,从政治经济等大国战略考虑,要求人民币升值。
    那么到底贬值有利还是升值有利,还是各有利弊?笔者不愿对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妄加评论,而且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多了。
    正如刘仁武先生在其《全球化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调控》一书中所言:
    在全球化约束下,宏观调控与货币选择是一个相当庞大且复杂的课题,它不仅涉及一国国内政策的选择、制定与搭配,还涉及国际政策的安排、博弈与协调;不仅涉及政策环境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还涉及政策传导机制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甚至有时难以确定政策目标;不仅涉及世界各国所要遵循的普遍规律,还涉及不同国家的特殊性,更为主要的是,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许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经济理论并不能及时有效地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甚至还有很多未涉及的领域。
    事实正是如此,什么“守住了汇率引进了通胀”,什么“两种利率破解三元悖论”,什么“双重汇率”,什么“短期升值有益长期升值有害”等等,在笔者看来,都是一时应对之策,是中国中庸之道的毒害,其特点就是想“样样兼顾”——一时要稳住汇率,又一时要稳住物价,再一时要稳住就业。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历史表明,任务越多,表现越差劲;任务越单纯,表现越出色。
    什么最重要,就业最重要。搞了一百年的马克思主义,劳动就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中国反倒不明白了:土地、劳动和资本是生产三要素——你可以加上组织制度、甚至国家制度。所谓殖民地,所谓全球化,所谓外商投资,立足点都是这三要素。
    国际分工的原动力是别国低廉的土地租金和劳动力,而资本是先进国家的优势,对美国来说更是这样。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5,而工资是美国的1/20。关于美国的土地殖民战略和劳动剥削在后面第十章会有详尽的论述。
    人民币升值无非是提高出口商品价格,而提高商品价格最根本的是提高地租和工资,而不是也不需要通过“操纵”汇率来使人民币升值。
    美国可以采用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核心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主张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主张增税、减少财政支出,以减少投资和消费。在货币政策方面,在萧条时期主张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在高涨时期主张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以限制投资。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相对的充分就业。欧洲各国和美国,几百年来,不管是福利型资本主义,还是社会型资本主义,哪个不是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
    长期以来,只要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欧美工人就上街游行抗议——在他们的思维里,失业不是我的能力不行,是政府没有给我创造就业机会。什么时候中国的劳动人民意识到这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政策奏效了。
    中国照搬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经济增长可以刺激,比如GDP的增长,投资需求也可以刺激,可是消费需求就是刺激不起来。
    10年前笔者在研修国家贸易理论时,老师痛心地说:“同学们,8万个亿啊(指国内储蓄高达8万亿人民币),‘笼中老虎’啊。”其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新。而如今,国内储蓄已经超过了20万亿人民币。如果这“笼中老虎”真的放出来,中国的经济真能虎虎生威了——当然,一下子全放出来,就成了吃人的老虎了。
    消费需求是一种心理需求,是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决定是不是马上消费,而越是在劳动收入所得的最底层,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少;越是临时性的收入增加,越会变成储蓄。这就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理论。
    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导致生产相对过剩。为什么是相对过剩?并不是人们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有钱人消费到顶,而缺钱的人不敢消费。
    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过剩,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应对这样的危机,历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发货币,造成手中有钱的假象,这就是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牛奶倒进海里,人为制造“供给(生产)不足”的假象。
    这是不是就是今天的中国的需求不足?是不是中国人手里真的没有钱?看看趴在银行里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存款就知道了。但似乎中国的刺激消费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鼓励人们到股市和房市去“消费”。股市那是资产投资,但更多的是泡沫投机,房市是使买房人成了房奴——高得离谱的房价将中国居民的财富搜刮一空,还拿什么去消费呢?
    有专家预测,中国房价每下降一个点,将为市场一年增加100亿以上的消费,只要中国房价下降30%,中国市场一年将增加3000亿的消费总额。
    1990年以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一半以上,而如今只占1/5。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美元的金融霸权下,它的“发展”,不是为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为了美国等国家的国民消费需要。为了多挣美元,中国一头扎进了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欧美战略陷阱。
    一旦宗主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出现风吹草动,国内多个行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而这个产能,又是用了无数应该合理投放到别的方面的重复投资建成的。
    反观这次紧急出台的扩大内需的十大举措、促进结构调整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等刺激措施的根本出发点,既不是为了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不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经济的长远规划,而是为了弥补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的经济放缓的应急办法。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切呢?除了中国决策上的失误,还得重新回到美元战略和金融霸权上来。
    为了防止本国货币在市场上遭受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全世界的央行必须持有相应数量的美元储备,以保持其汇率的基本稳定。比如说,当人民币被大量抛售时,中国央行就得卖出美元买回人民币,反之亦然。这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才能维持稳定。某一种货币贬值的市场压力越大,其中央银行必须持有的美元储备就越多。只有美联储免于这种压力,因为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印发美元。这就为强势美元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反过来又促使所有的中央银行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使美元更为坚挺。这种反常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
    前面讲的弱小国家比如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由于接盘的外汇储备不足,其本币就被迫贬值,进而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美国正是利用国际游资的趋利性促成了对弱小经济体的货币投机,达到其放弃固定汇率、资本自由化的金融战略目的。
    在汇率自由浮动的背景下,对资本和外汇控制的总体放松,投机性攻击就更是经常发生。此后,各国中央银行一直被迫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而美元储备必须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因此,美元霸权阻止了出口国在国内消费其从对美贸易顺差中挣得的美元,并迫使它们成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从而把真正的财富输送到美国,而为美国债务融资,实际上是借钱给美国,发展美国经济。投机的套路无非是下面描述的:外国资本以美元购买该国货币后进入该国,对该国经济大唱赞歌。进入该国股市,甚至于楼市,于是该国股市节节攀升,汇率升高,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这些资本开始造势“唱衰”该国经济,或者几方配合人为制造该国经济发展的阻力,或者美国的利率政策有调整,该国的股市和汇率开始下降。
    当该国经济被“唱衰”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时机到了,这些资本会突然撤离。于是该国股市暴跌,汇率自由落体式下降。央行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外汇储备,可以在汇市接盘,可是此时市场中蔓延着恐慌,能否接住要看国家外储的多少。一旦走到了这一步,即使接住,也要损失大量外汇储备。由于国内投资资本一下子都到了央行手中,央行就要采取被迫降息等措施把货币重新流通到经济体中。
    中国近几年遭受的热钱攻击的具体套路在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反热钱战争》一书中有详细描述,在此不多做讲解。
    如果单纯是货币投机,有赢有亏,是个零和游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无伤国体。但是,如果美国借助货币攻击,迫使中国货币贬值,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和实体经济危机,再用美元购买中国实物资产进行产业控制,就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侵略和财富掠夺了——这就是美元刀的威力。倾巢之下,焉有完卵?!
    痛心的是,在国内一些决策者和错误理论的误导下,国企海外上市、银行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等现象,使得中国自毁长城,中国变成了欧美超级提款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三、从“市场换技术”到“外资换管理”
    物美价廉商品带来的贸易顺差为美国的物价稳定作出了贡献,巨额外汇储备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战争支出融了资,近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支出为美元信用做了担保,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对美国的“贡献”。
    而美国对中国做了些什么呢?岛链封锁、关岛航母、阿富汗增兵、台湾军售,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民主运动、中国人权,石油涨价、粮食涨价,汇率操纵、贸易顺差、巨额储蓄,麦当劳、星巴克、迪斯尼、奥特曼等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即使这样,中国的利用外资政策至今未见大规模调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性产品出口继续供应欧美市场、对主导产业的外资侵沁束手无策,国民经济还在继续为美国的殖民战略服务。
    国人也许忘了,中国被殖民奴役的第一炮就是鸦片战争,而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庞大市场。
    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把自己的市场稳定住,再抢别人的市场,把今天的市场抢占住,还盯着明天的市场,哪个企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哪个国家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美国一会儿希拉里来了,一会儿商务部长来了,来干什么?后面跟着企业家来干什么?都是想打开你的市场,多占一些市场份额。美国为什么对别国经济制裁有威慑力?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却一直有“市场换技术”的谬论。其实质就是将部分市场让与外国企业或跨国公司,从而获得相应的技术和人才溢出效应,与美国在拉丁美洲推销新自由主义时鼓吹的“财富漏出效应”如出一辙。在更多的领域,比如民用航空、轿车、基础软件等领域,我们让出了绝大部分市场,却只是换得了为他人打工当伙计的角色,而核心技术依然牢牢掌握在他人手里。
    研究理论认为,市场一旦流失就无法弥补,5%的市场流失会对国家发展构成伤害,超过10%的市场流失就会构成实质性伤害,超过30%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大量的市场被他人占领之后,我国的技术发展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依托。
    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让出了飞机、汽车、基础软件、胶片市场,让出了牙膏、化妆品、饮料市场,许多领域已为他人所垄断,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真正缩小。在市场被瓜分之后,一些领域原来完整系统的研发体系被肢解,从而服从于跨国公司的需求及其整体战略,逐渐形成完全的对外技术依附,成为技术殖民的被动角色。
    以中国大飞机计划为例,早在1970年中国就启动了干线飞机研制计划,1980年中国自主研发的110吨级大型飞机“运十”在上海首飞成功。在此后近5年时间里,“运十”在试飞过程中先后到了全国10多个大中城市,其中包括7次满负荷飞抵拉萨。1985年,中国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引进麦道一82的生产线在中国上海组装麦道飞机。这本来应当是中国近距离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大好机遇,但结果却使我们终止了自己的研发过程,围绕“运十”所搭建起来的系列航空技术研发平台以及上万人的工程技术队伍就此解散。1996年,兼并麦道后的波音公司决定终止与中国的合作,中国所有美好的期待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中国军用空中预警机的命运如出一辙。由于以色列同意售给中国空中预警机,使中国自主研发团队和基础解散,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拒绝执行合同,一切的工作又得重新再来,中国由此失去了10年的宝贵时间。
    汽车工业领域的发展历程更为国人痛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组装轿车,这是中国轿车工业第一次与现代汽车工业的“零距离”接触。然而,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技术学习机会,而是牢牢地把自己定位于组装加工环节,形成了对外资在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严重依赖。
    一直到了今天,那些合资达10年甚至20多年之久的汽车企业仍然与创新能力无缘,每一次的技术更新和车型调整都受控于外方,绝大部分利益也归于他人。相反,那些高扬自主创新大旗的民族汽车企业如奇瑞、吉利、比亚迪等,尽管起步更晚、起点更低,却在整车设计、关键零部件开发等方面走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前列。
    外资带来汽车行业的先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了吗?在上世纪90年代,外资进入中国汽车业受到严格控制,外资主要来自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结果却导致中国汽车市场10余年始终死气沉沉,价格也居高不下,国内合资方并未如愿以偿地得到技术和管理经验。
    失去了市场,寄托于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我们只能给别人打工,永远处在剩余价值链的最底层。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寄托外资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那是痴人说梦。
    无独有偶,中国的国有银行改制,采用引进外资换取良好管理的做法,就更是把中国当成了欧美列强的超级提款机。
    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2007年8月19日的“中国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指出,银行由外资控股,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该文对中国各大银行出售股权给外资企业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其中数据全部摘引如下: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0-10的股权,每股定价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2008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币,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先生估计,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1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CDP的6%。
    左大培先生痛心流涕地称,“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
    而这场“银行改革”最主要理由,据说是,“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可以“换得一个好机制”。
    左大培先生认为,在21世纪初的经济环境下,对中国的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那些资金;不仅如此,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本来已经过多的外汇储备,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导致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许多黑幕曝光。权威方面的检控揭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发放了许多必然造成坏账的“异常贷款”,并且将这些“异常贷款”通过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转嫁给了银行外的投资者;美国花旗银行由于次级贷款所造成的亏损还更换了其CEO。这样的美国银行连自己的坏账都控制不住,还谈什么好机制?!
    在中国银行体系内布局,进而控制中国金融机构,剥夺民族信贷主权,这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经济控制。前段时间的关于中央银行要独立的舆论,如若得逞,就更会让数亿中国人民彻底成为美欧经济殖民地奴隶,国将不国!
    行文至此,不忍再举其他例子了。而眼下国内,“中国不高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还在大行其道。
    四、美欧战略陷阱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关于中国一章,有这样的描述: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所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指蒋介石政府派发金圆券,一盒火柴需要几百块,作者注),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动乱,进而在1949年让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共产党政权在经济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通货膨胀。诚如凯恩斯所言,“列宁当然是对的。颠覆一个社会,没有任何方法比让其货币失去价值更妙、更有效。其过程,让经济法则中的所言隐藏力量发挥破坏作用,而其做法,一百万人中,没有一个可以诊断出问题”。
    这样赤裸裸的进攻性语言,深刻地说明了美国战略家们用经济手段摧毁中国的意图,其形式比战争更隐蔽,手段更残酷,结果更难以预料。这就是和平演变的另外一种含义!这是美国针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反制手段。在核战争的威慑下,经济博弈已经取代战争侵略形式。前面讲的美国摧毁苏联,就是使其经济瓦解,不战而屈人之兵,却被定义为“冷战”,就充分说明金融战争也是战争的一种形式。
    对美国最有利和最有效的金融武器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其基本命题是:市场自由是好的,市场是万能的,实践追求所谓大市场、小政府。所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目标毫无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场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自由化。
    美元战略就为美国所谓的“新世界”量身定做了一套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网络:
    非美元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实物商品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而获得美元,而这些美元又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回了美国。美国当初为了进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游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美国的金融体系像变戏法一样使美国免费获得了世界的货物。在这段时期美国通过这种体系吸引了世界外贸盈余国70%的储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最大储蓄国。
    巨大的外汇储蓄其实是高能货币,因此而增发的人民币导致了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制造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如若控制不好,人民币就会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金圆券,美欧的战略就会得逞,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会变成美欧的不战而胜。
    而且,这些外汇储蓄反映的外资,在中国控制了相当多的民族产业和行业。在吸引外资的全国运动下,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出让许多经济利益,甚至不惜损害民族产业以换取外资。往往是引进一笔外资,倒了一批民族工业;外资进入,民资退却。有人就质疑,外资还要吸引吗?当年的大英帝国为了让清政府增加外贸口岸,多与中国做生意,不惜与中国打了一场鸦片战争。话虽偏激,道理不错。资本的趋利性会让金融流动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中国在30年里引进了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而我们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美国提供了2万亿美元的储蓄和融资。这是新自由主义为美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更是对中国30年经济成果的掠夺。
    不仅如此,这些巨额外汇净储蓄还成了美欧日强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干扰中国主权信贷的口实。
    人民币升值是每次中美高层经济战略对话永远的议题——最近一次美国似乎没有重新提起人民币升值,换为指责中国实行电力等能源产品的价格管制。而对人民币的直接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1994年,我国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深度贬值,对美元的汇率比率,由1美元兑2元人民币,贬值到1:8.3,维持了1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货币升值预期的投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单从2002年到2007年间,中国为稳定汇率买进的外汇就超过1万亿美元,而这1万亿美元央行发行了对等的8万多亿债券进入流通,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火种……
    2007年“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讲座上就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必须被视为延缓中国经济扩张的一项措施”。这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的贸易顺差仅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小部分,2006年约占美国赤字的10%,美国之所以“挑剔”中国,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复苏的大国”。
    由于香港是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市场,港元又与人民币挂钩,人民币的货币战争,更多地是在香港战场打响的。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挺住了索罗斯的进攻而没有经济崩溃的就只有回归后的香港,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果实,但是香港因此也承受了10年衰退。2009年5月以来的最新的经济数据分析指出,香港和中国台湾市场又有大批国际热钱进入……
    延滞中国经济发展,避免东方出现一个超级大国,经济钳制,遏制中国,在这一点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是一致的。人民币升值就是日本首先提出来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怂恿中国出头挑战美元.建议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引导美国绞杀人民币的阴谋。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经济平台上,对此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重视和警惕。
    先是“华盛顿共识”,接着是加入世贸组织(WTO)的门票,后面就是人民币升值,政治外交手段迫使你进一步放松资本管制和经济自由化,再接着是货币战争,内力和外力扰乱你的经济秩序。战争威胁,货币乱象,经济动乱层出不穷。其背后,是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关键货币主导的剿杀人民币的美欧战略陷阱。
    为了币值稳定,各国大量储存美元,形成了美国输出美元,我们输出商品;我们送给美国低物价和低通胀,美元却输出通货膨胀,输出经济危机,达到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经济殖民的战略目的。
    围剿人民币,日本也是帮凶。笔者一直怀疑日元长期低利率的存在的必要性,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针对中国,或者说利用了中国和欧美经济博弈的过程,火中取栗。
    前面也讲了,日元的长期低利率,却能在汇率市场保持相对的强势,就是因为大量的日元套利资本的需求,日本就一直充当国际借款机的角色。目前活跃在亚洲国家股市的投机资本大约有1/3以上来自日本,规模在数十万亿日元,这些资本主要投向中国、韩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
    在美、欧、日等先进国家的长期的军事封锁、政治压制、理论洗脑、经济摧毁、文化侵略等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围剿中,由于战略和战术上失败和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人民币在一步步被绞杀在中国经济乱象中。
    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积弊,似乎都在2007年、2008年集中爆发。有理由相信,在2007年年初,中国就已经发生了实体经济危机,其最直接的表象就是股市暴跌,中国的股市跌去70%依然“基本面良好”,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按专业术语所说,经济弹性很好。
    温家宝总理也坦承,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2007年央企实现利润1万亿,2008年徒降到6000亿元,下降幅度高达40%;2009年1-2月,我国对外贸易同比下降27.2%。这些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也从未出现过。对于已经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形似乎来得过于突然和出乎意料。
    不可否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引发的。一个占全球总量1/4的经济体出现大幅的消费下滑,必然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不同国家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我国实体经济所遭受的冲击超过了许多国家——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阴谋论的出发点,因为危机之中美国是“皮外伤”,而中国是“内伤”。但是中国的问题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是内力和外力合力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将在最后一章讲述。
    笔者不是阴谋论的推崇者,但是从前面我们介绍的货币战争的过程看,国际市场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内则是贬值预期、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国际热钱、通货膨胀、结构性矛盾、不均衡经济等等,都是美元对人民币绞杀的必然结果,拉美、南美、亚洲经济危机前无一例外都出现这种混乱局面。
    有好事者总结了这几十年美国和中国所做的事,虽然偏激,倒也说明一些问题:
    (1)进行了两次海湾战争,中东四大产油国的三个,并直接构成对伊朗的威胁,继续保持着对拉美国家石油的部分控制。
    (2)大体完成了北约东扩的进程,并继续在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各个热点地区制造麻烦。
    (3)在中国等国家还没有实现从石油变粮食的农业机械化时,它已经通过了反向由粮食变石油的法律,作好了控制世界粮价的准备。
    (4)通过了禁止外国收购美国实体企业的法律,为制造业的重振建好了“防火墙”。
    (5)房地产泡沫完全破裂前夕,“牛刀小试”地完成了一次在世界原油期货市场操纵油价的战前演习(指石油从2008年7月147美元/桶跌到2009年年初的最低36美元/桶)。
    (6)大体完成了训练中国“主流”精英的自由化启蒙教程。
    与此同时,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在总体上完成了对公有制经济的自我摧残。
    (2)外资企业已经在许多关键领域完成了“布眼”的步骤。
    (3)金融体系开始和资本主义世界对接,引狼入室的大门已经敞开。
    (4)农业土地严重流失,部分粮食依赖进口,国家粮食安全的薄弱环节暴露无遗。
    (5)环境大面积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开始枯竭。
    (6)石油消耗越来越大,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也越来越大。
    (6)在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向世界蔓延的关键时刻,启动了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7)一个对内残酷压榨工农、对外屈膝投降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经形成。
    我们不断地回顾历史,我们又在不断地重复历史。中国何处去?本书最后一章接着讨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7期,摘自《美元全球经济殖民战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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