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怎么了
47%的受调查者认为西方“衰落征兆已现”
长期以来，挪威、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被一些人认为是“人间天堂”、“童话世界”，然而近期不少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缠身，骚乱、恐怖事件频发，公众对此是如何看的呢?
在“西方国家复苏乏力，债务危机、社会动荡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现衰落之势”这一调查中，47%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的，衰落征兆已现”;51%的受调查者认为“不是，哪个社会都会有问题，唱衰理由不足”;另有2%选择“不好说”。
专家指出，接近半数的受调查者认为西方正在衰落，说明更多人越来越认识到西方制度的弊端。自次贷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问题不断，近期债务危机、社会动荡等事件的发生，从一个国家波及到多个国家，德国上演汽车纵火案，英国伦敦发生多日骚乱，挪威发生连环爆炸枪击事件……以乱为乐、怨恨弥漫、体制失灵。有专家直言，在遭受了经济和债务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西方国家这次是真真切切地站在了“十字路口”。这不得不让人们反思西方制度与治理上存在的缺陷。
“您认为西方国家的动荡态势会如何演变”，41%的受调查者认为会“愈演愈烈，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变革”;40%的受调查者选择“渐渐平息，西方调节机制较完善，民众发泄愤怒后也就消停了”，分列第一、第二位。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受调查者认为西方的制度需要根本变革，这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公众心目中“西方神话”已经不再。专家指出，中国公众对西方的认识常常在全面否定与全面肯定两个极端摇摆，改革开放以来，后一个极端占了上风，不少公众有一种西方“情结”，把西方想象成“童话世界”，认为在中国移植西方体制就能国富民强。近两年低迷的经济和不时发生的社会骚乱，已经使公众对西方发展模式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也让公众了解到西方的另一面：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危机已从经济向政治、社会制度领域蔓延
21%的受调查者认为“高成本选举问题严重，福利制度易增不易减，政府作出的超福利承诺难以兑现”
在回答“西方动荡暴露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哪些缺陷”这一问题时，21%的受调查者认为“高成本选举问题严重，福利制度易增不易减，政府作出的超福利承诺难以兑现”;18%的受调查者认为“政党之间激烈博弈，将连任和夺权看得重于责任，罔顾国家长远发展”;16%的受调查者认为“受限于任期选举制度，政客容易见风使舵，缺乏长期规划”。
这些问题都反映出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应对危机时的疲软无力，以及在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长期问题时的手足无措。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适当降低民众福利，有效解决国家因此而承担的巨额债务，这恰恰是最需要政治决断力的决策。
有专家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强调，普通民众喜欢由政府提供高福利，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高福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过高、产业空心化、政府债务恶性膨胀等等后果已经导致一些国家濒临破产。但是政党和政客为了赢得选票，不敢开罪选民，只能一味逢迎，承诺更高的福利与更少的税收。如果哪个政党提出削减福利的计划，就要承担输掉大选的风险。因此每届政府都着眼于在短期内满足群众的福利要求，“寅吃卯粮”、“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屡见不鲜。
债务迟早都要偿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冰岛、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不少国家被债务危机困扰。面对如此困局，西方的政党和政客会做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利的抉择吗?西方老百姓会放弃长期享受的高福利吗?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指出的，“这需要在宪政意义上重新改革欧洲的宪政结构，及其选举制度。这样做，显然会面临很多利益集团的阻力，这些利益集团因为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其利益开始受到威胁，但应该还没有到不得不改的地步。而现行制度结构，也不容易让这样的改革发生，所以，欧洲国家的民主治理危机，必将依然存在。”
西方的双重标准不得人心
45%的受调查者选择“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逻辑，应该坚决反对”
“西方国家一面支持利比亚等国民众的过激行为，一面打压本国公众的抗议行为，你如何看待?”调查显示，有45%的受调查者选择“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逻辑，应该坚决反对”，居首位;另有29%的选择“这种做法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居第二位。近半的网友对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说明我国民众对于西方的霸权主义深恶痛绝。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滥用霸权，一面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一面打着各种旗号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专家指出，美国的新帝国模式已经成熟到了能够剥削、支配世界而不为世界承担相关责任的地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当前的中东动荡中，针对美国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利益，曾公开表示要对各国的反政府浪潮采取“双重标准”。有专家指出，西方国家把利比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示威中的过激行为看成是“民主运动”，并予以支持，这对本国民众形成示范效应，许多民众为了发泄不满也走上街头，甚至酿成骚乱，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后果恐怕是西方国家政府起初没有预料到的。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总是将国际政治舞台粉饰成道德秀场，他们不断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预其他各国家内政。“人权”、“自由”等口号听起来很美好，也极具煽动性，但是“争取自由”的疾风暴雨过后，物资短缺、派系争斗、政局动荡、民生艰难才是真正的考验。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是完美的，发达国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危机、不时发生的骚乱，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更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是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课题，失去了稳定，一切改革都将成为泡影，而靠外力嫁接而来的民主往往会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伊拉克就是典型的例证，这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民众深思。
任何社会都要注重社会公平
近半民众选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做大蛋糕更要切好蛋糕”
关于“西方动荡对中国有何启示”，43%的受调查者选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做大蛋糕更要切好蛋糕”;28%选择“要加快改革，使公众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20%选择“畅通社会上升渠道，尤其要关注社会下层青年”。这说明我国民众已经理性地看到西方国家当前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国家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同时也表现了民众对我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忧虑，及“分好蛋糕”的热切期待。
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是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做大蛋糕要靠市场，但是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收入差距，因此“分好”蛋糕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但是，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否就能阻止骚乱的发生呢?英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但仍有部分感到处在社会边缘的青年人冲上街头打砸抢烧，有专家指出这与混杂着种族与年龄、就业状况与生活境遇等多种因素的“被抛弃感”和“被歧视感”有关，觉得自己成为被抛弃的群体是青年人成为骚乱“主力”的心理根源。因此，即使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仍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不仅要在物质上注重社会公平，也要为弱势群体表达意见和诉求提供畅通的通道，这样即使某些问题不能立即得到解决，也能及时疏导社会怨气，避免骚乱的发生。
西方的例子已经证明，严密的社会保障网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况且我国国情复杂、人口多、底子薄，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像西方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更提示我们，要保证社会的和谐安定，除了靠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还要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这有利于消除隐藏在社会中的非理性怨恨心态。
中国发展模式备受关注
36%的受调查者选择“中国模式优越性更加凸显，更受关注”，列首位
对比西方发展模式与中国发展模式，36%的受调查者选择“中国模式优越性更加凸显，更受关注”，列首位;34%的受访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我变革与调试，会继续引领全球发展”，列第二;25%的选择“全球动荡加剧，会融合催生新的发展共识”。这说明，民众对于中国发展模式寄予了更高的期待。
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演进发展，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西方的一整套制度还被认为是应该向其他国家推广的，是世界的“样板”。有西方学者甚至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然而古今中外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老百姓长期享受高福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并视之为“理所应当”，高福利造成政府债台高筑、入不敷出，政客畏于得罪选民，也不敢进行实质改革。在这样的困境中，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所谓的民主政府解困无方，民众也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于是西方国家的发展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都表明近两年的动荡局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危机的范畴，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政治、社会、文化、信仰上的综合危机。
而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使得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不断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效率高等特点使得中国政府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指出西方面临的深刻危机，不是为了幸灾乐祸，也不能成为我们骄傲自满的理由。正如前文所述，任何发展模式都有利有弊，只有扬长避短，吸收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优点，扬弃他们的缺点，才能在这个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真正找到适合中国的航向。
链接：西方国家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青连斌
面对民众动乱，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政策稳定局势，比如当前英国出动了大量警察维持秩序，甚至很多警察也不幸遇难。但是，政府除了挥舞“大棒”，还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应对怨恨心态蔓延下群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呢?其实，政府挥舞“大棒”只是事后的惩罚，是事后的“报复”，政府完全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首先，西方国家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能是西方国家政府最不愿意听取的，也可能是西方一些政客自以为是的，就是在一些非西方国家，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看不顺眼的国家一旦出现民众抗议政府的时候，他们总是摆出一幅教训人的样子来指责这些国家的政府以及它们的领导人，指责他们如何不民主，歌颂这些国家抗议的民众是在争取民主、争取自由。这样的一面指责、一面歌颂，对本国公众究竟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引导作用，恐怕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政客们应该深思的。非西方国家的民众可以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抗议政府，西方国家的民众为什么就不能呢?我们不是赞成或鼓励西方国家的民众用极端的方式抗议政府，而是说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政客们不要用双重标准来评判、来看待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民众的抗议活动，不要动不动就对非西方国家指手划脚，不要不分是非和青红皂白地对非西方国家民众的抗议大加赞赏。这恐怕是西方国家最容易做到的，但又是最不愿意做的。
其次，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仍然有待加强。客观地讲，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远远强于、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全方位、多主体、多层次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一旦出现公共危机，第一时间向大众快速、准确地传递危机信息。但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风险社会和“问题社会”。发达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难以预测、难以捉摸的风险，往往成为诱发社会不安定、政局动荡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同时，发达国家还面对着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挑战。但在应对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挑战时，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社会管理能力出现瓶颈的问题，政府往往很难有所作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公众的不满情绪则进一步高涨，甚至酿成社会的动荡和骚乱。
最后，政府的公信力仍然有待提升。发达国家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都不是很高。尤其是一些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对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执法部门的不信任程度有增无减，因而，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执法部门的行政行为和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往往都会受到他们的质疑。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比如欧美国家比较普遍采取了第三方机构对政府及其实施的项目进行信用评级，日本等国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塑造社会信任。但是，公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程度并没有明显的上升。公众对本国政府信任水平不同程度下降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活动范围，在很多事情上政府很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公众又会对政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而这些新的更高要求往往更得不到满足，公众对政府就会更加的不信任，重塑政府的公信力就更是困难重重。
2011年9月下《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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