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在处理一起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时用了这样的表述：
“背离党中央关于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的决策部署，放弃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
这句表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的议论，它让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不平静。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发表过多次讲话，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新看法，新思想，这些讲话后来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形式印发学习。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问道：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
“毛主席之问”揭示的是一个大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都没有熄火。
毛主席对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认识，一直致力于意识形态的改造，高度重视其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曾在《矛盾论》中指出：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表讲演，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他说：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正是因为对于文化这一意识问题的深刻认识，毛主席将文化革命也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他说：
“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不屈不挠地革命斗争，实现了这一改天换地的任务，为中国新的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道路，正像毛主席所说：“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
解决了基本的阶级矛盾，但毛主席始终坚持着一个判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因为这个基本判断，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自然就未有穷期了。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他指出要注意党内以及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台风年年都有的，国际上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的要注意这个动向。”对于教育上出现的问题，他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对于知识分子问题，要坚持百花齐放，但也要坚持思想改造，他说：
“田里头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意见，他认为建设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中存在着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矛盾。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因为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的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解决，毛主席特别强调对这一形势的认识，重视思想斗争，“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毛主席给出了办法，他说：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
毛主席所讲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非空穴来空、无的放矢，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之争非常激烈，他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就只讲思想问题这一点，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思想交锋有多么激烈了，他说：
“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
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因为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说明，替共产党说话，结果会后收到了匿名信，说他“为虎作伥”，要“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满满的恫吓和威胁。他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无奈地说：
“我不理解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
难怪毛主席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时要加下这样一句话：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1957年6月8日，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只有进行反攻，“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毛主席称这次反击战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一场大战，他说：
“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1957年7月8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谈到人的改造问题时说：
“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书记会议，谈到业务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业务要和政治相结合，他说：
“搞业务的同志，钻业务多，不讲政治。业务不能无政治。任何业务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现在业务部门不大注意政治。业务无政治(观点、立场、相互关系等)不行。财经、文教均有此问题。无对立面，专而不红，不讲形势，不研究主流、次要，不讲矛盾，不讲理论，不讲辩证法。光是算账，不搞意识形态，光搞物质基础。只讲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光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台。只搞业务、不问政治的人，就是只专不红。”
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谈到整风问题，他说：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服务。”
1959年2月2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没有成功。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
1960年3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由中央领导人、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天津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十七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他说：
“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主席在会议上讲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他说：
“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着我们没有将它们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受挫折、失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现在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是结合了还是没有结合，是结合得好一些还是差一些。现在我们正在逐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1963年9月27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
“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二三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你就得改。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毛主席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工作热衷表现封建、资本主义的东西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甚至愤怒，他接连批评主管文化工作的文化部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他说道：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对于国内的意识形态工作，他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同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1965年06月11日，毛主席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他说：
“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在毛主席的参与和直接领导下，意识形态领领的斗争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了，反映工农兵、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开始占领了舞台，东风压倒了西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
然而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总是呈现出反复的特征，呈现出你死我活的特征，不同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总是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出来，有时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是看不见的硝烟，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一直都在胶着地、持续的、剧烈地进行着。
意识形态斗争的目的何在?最进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莫言：真正的作家不会迎合一个时代，而是会创造一个时代”，无意去探究这句话是否莫言所说，但它无意中透视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目的性：“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意识形态的斗争绝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事关国家与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如果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主席说的这句话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了的，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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