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发生两起恶性杀人灭门惨案。先是莆田欧某因建房事与村邻发生纠纷，多年申诉无果，最后杀村邻一家，致2人死亡3人受伤，本人也“自杀”身亡。接着25日，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高某辉将本村书记一家灭门，致5人死亡、1人受伤，逃跑途中又致2人死亡，本人也已跳江自杀。目前的警方通报和国内媒体报道，均是只言片语，未明确案发原因。援引较多的说法是10月26日《都市快报》里借村民之口说高某辉“前不久刚从牢里出来，坐了很多年牢了，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暗示高某辉并非善类。《都市快报》也援引武汉蔡甸区消泗乡罗汉村另一位村民的说法，嫌疑人高某辉“承包了鱼塘，鱼塘被征收，征收补偿款没有到位”。
如果争议的起因与征收渔塘有关，那么，鱼塘为何要被征收?这个过程合法合规?这些都需要一一厘清。有网友爆料事情的起因是村书记欲将高某辉的鱼塘据为己有，便通过手段将高某辉送进监狱，高某辉坐牢后不仅失去鱼塘，妻子也离他而去，刑满释放不久高某辉就找村书记复仇，终酿成灭门惨案。
另据《长江日报》2017年6月4日报道，张某红在登记罗汉村转移安置补贴、冬春生活救助资金发放名册时，违规将正在服刑的侄子进行登记，并领取了救济款。张某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违纪资金被全额追缴。
事情真相如何?有待更多信息公布出来，子弹还要飞一段时间。
对此次惨案，案情尚不明朗，胡锡进又迫不急待地发声说：我们的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杀人行凶的私刑。现代文明的阳光早已照耀这块土地，秩序虽有时不完美，但它在不断改进完善，私刑杀戮则只带来毁灭。一旦私刑猖獗，我们的生活将危机四伏，遭遇飞来横祸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潜在风险。胡锡进提出反对私刑，不错，个人报复杀人，快意恩仇，一旦在全社会形成风气，确实会造成极大混乱，危害和谐稳定。但是，胡锡进想过没有，为什么他们会采用私刑，而不诉之于公法，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法律意识吗?
在莆田案中，欧某为建房事向有关部门申诉5年之久，房子仍不得建，只得住在风雨飘摇的铁皮房中，你说他没有法律意识吗?不相信法律吗?只因他曾经相信法律，直到最后对法律绝望，才不得不动用私刑，走上与被害人同归于尽的毁灭之路。蔡甸高某辉案的情形尚不明朗，但若果真如网上传言那样，法律不仅未保护他的财产，反而将他送进了监狱，致使妻离家破，面对此情此景，他还能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吗?欧某复仇杀人恶性案件，从表面看凶手似乎十恶不赦，但细究原由，又其情可悯。高某辉案是否与欧某案类同，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确实，对于法律来说，法不容情，犯下罪行当按律惩处，但法律并非社会的唯一和最高规则，既要讲法，更要讲理，无理之法即是恶法。但是，在欧某一案中，法律要么置身事外，毫无作为;要么助纣为虐，欺压良善。人们还能相信法律、还能依靠法律吗?正因为公法不彰，才导致私刑出场，这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是弱者最后的绝地反抗。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谴责凶犯的强暴，而是质询凶犯生成的原因，从而铲除凶犯生长的土壤，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和谐太平的世界。象胡锡进那样，把所有对凶犯生成的质询都当作为杀人行凶洗白，这样的以暴易暴不仅不会杜绝，而且会更多。
为什么这两起恶性灭门惨案都发生在农村，不正说明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大问题。在大集体时代，农民被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的一员，象这样普通的邻里纠纷都是可以通过集体组织来内部化解，甚至不需要法律的介入。但自从实行分田单干后，农民的集体组织被瓦解，农民又回复各自为战的小农状态，原子化的农民失去了集体的庇护和依靠，只能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苦苦挣扎。
而放任农村的无序发展，必然造成贫富分化，形成恶人治村、狠人治村、富人治村的现象，每个村子实际上被极个别村庄精英所主宰，普通农民一般情况下只能仰其鼻息，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实在被迫无奈了就有可能发生上述同归于尽的灭门事件。
近年来，主流提倡乡贤治理，显然是看出了这一弊端，也想改变这一状况，然而在不对社会结构作出彻底改造的条件下，所谓乡贤不过恶人、狠人、富人的一体两面，只会让问题愈积愈深，接连发生的农村灭门惨案就是一个警示。
当法不护良善，良善也会弃法而不顾，变成胡锡进们眼中十恶不赦的凶徒，于是快意恩仇的私刑就出来了。请胡锡进这些大人先生们，还是先不要问私刑何以施行，而是先问一下公法是不是已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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