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过思考写出这么一个题目,让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个搞理工科思维的人怎么搞起道德批评啦?而且给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扣了这么一顶帽子?太不象话了吧?但是,我其实是理工科思维,不要以为我是在道德上谴责,其实我觉得不爱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而率先给自己也戴上不爱国的帽子,意思就是这下子你们放心了吧?我也是坏蛋你也是坏蛋咱们一样。而且你必须看一去,我下面会给出理工科的解释的。就是说,和怎么做有关系。
而且我本文中讲的爱国这个事情,其实可以用其它的词来代替,比如说,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热爱科学,不热爱艺术,等等。因此,我是指的一个自己的一切行为的一个总的计算基础。我下面讲一个例子来做比方。
假设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一个指挥员正的用望远镜观察鬼子的一个炮楼,想着怎么端掉它,这就是一个计算目标,接着的计算,就是用炮弹轰?用炸药炸,等等一系列军事进攻手段在。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一个计算目标的。
但是这时候你问这个军官,你为啥要端掉这个炮楼?那回答就是因为这事情是更大的工程,就是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工程有帮助的,是这个大工程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小的计算目标,是和一个大的计算目标连在一起的。
甚至,如果这个军官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还可以说端掉鬼子的这个炮楼,是共产主义又朝着早日实现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就是说,他的计算总目标,或者总根据,是共产主义早日实现,而且是不包括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只要对共产主义早日实现有帮助,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是无所谓的。
其实在科学上都是有计算的总目标或者总根据的。例如,一切力学计算,总的根据,是牛顿力学,虽然在具体的学术论文中,可能是造了一座桥,或者发射了一颗卫星,但是总的计算基础,是牛顿三定律加万有引力。
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民兵的一切事情的计算,就是“我的这件事情对于抗日有没有帮助?有帮助,那我就做,没有帮助,那我就不做”,他自己会计算的。自己计算,计算后自己行动,这叫自觉性。
比如说,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叫白求恩的,他的计算结果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治八路军伤员。他的计算总目标肯定不是到中国来挣大钱,这也是他的自觉性。人民日报的文章说不让老实人吃亏,白求恩是一个老实人,但是他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主动要吃亏的,最后是吃亏得命都没了。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需要计算,计算就有一个总目标,这个计算的总目标是什么?
好,我下面讲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制度其实是无效的,主要还是这个计算的总目标问题。
有两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要不要写一篇论文的问题。
通常而言,一个人之所以要写论文,是因为他有了一些想法想让公众知道,或者想让同行知道,或者他有了一些实践的结果,想公布出来,可以作为别人的工作的参考。因此他写论文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头脑中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写出论文来让大家知道,对建设我们强大祖国有好处,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好处,所以我要写出来。那么如果动机是这样,效果也是这样,我不能够认为他不爱国。
但是我假设,这两个知识分子是甲和乙,暂时都没有什么观点要发表,没有什么新发现,但是要不要写论文?
某甲认为,根据鲁迅先生的观点,写不出来就不硬写,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发表的,也没有什么新观点和别人交流,虽然也可以东拼西凑弄一篇东西,搞一个垃圾论文,其实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东西来凑数,但是如果学术界因此而成为垃圾的海洋,也妨碍了有价值的论文的传播,而且我在这方面花许多时炮制垃圾论文,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也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有这些事情对建设我们伟大祖国没有帮助,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没有帮助,所以我选择不写。我不写论文,就没有职称,个人收入上不去,也不受领导待见,但是,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如果我是医生,我就做手术做得非常仔细,不出差错,如果我是教师,我就认真给学生讲课,我的能力不行,我就承认,我就长期没有职称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好了,我打算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那么,这样的想法和行为也是爱国的。
而某乙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新观点要写,但是绞尽脑汁,也不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东拼西凑,甚至花钱请人写,或者巧妙地抄袭,或者向科技杂志的编辑们行贿,用了各种办法,凑了许多垃圾论文,于是获得高级职称。所有这些行为其实对于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没有帮助,对于国家的强大没有帮助,他纯粹是为的个人利益,所以他是不爱国的,我的这个推理有问题吗?帽子扣得不对吗?
因此对于现在所有的大学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教授,你对他做的一切事情,有一个追问,你做这件事情,有利于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吗?或者你不信共产主义,那么你这件事情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好处吗?或者你爱国,那么你这件事情,对于国家的强大有好处吗?如果有人能够对自己做的一切事情,能够有一个计算上的推导,能够推导出确实对建设强大国家有好处,确实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有好处,确实对人类社会的科技技术进步有好处,他推导得头头是道,很合理,那么他是爱国的。如果他推导不出来,甚至他也承认他做的事情其实是浪费生命是对建设强大国家毫无用处,那他是不爱国的。能不能经得起这种追问,是一个爱国的标准。
而且在这里没有一个制度有效果的,例如我上面的例子,不写垃圾论文的人,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人是爱国的,而努力写垃圾论文的人是不爱国的,但是你能够设立一个“不写论文奖”吗?根本不可能,所以制度是无效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行为准则,计算目标,都是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有好处的就做,没有好处的就不做,因此不需要有什么制度约束。一些红军战士在部队被打散了他流浪几千里也要再找到部队,不是因为什么制度,什么他害怕惩罚,因为他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就说本世纪初,教育部搞了一个评估大行动,我当时就指出这培养教育出整整一代骗子。因为,所有的大学的大部分师生都动员起来,迎接评估。但是要问这些校长,这些教师,这对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有好处吗?他们能够推导吗?是不能的。因为,如果一件事情是对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有好处的,那么有没有评估都必须做,而如果没有好处,专门为评估而做,那就更糟糕。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假设评估不存在,我们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计算才对。
当时纵观全国,都是整个大学整个大学的造假,所以呢我才要得出结论大部分知识分子不爱国,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我可不象共产党的某些领导艺术那样什么大多数人是好的,什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因为我不是领导,我不需要领导艺术,我写帖子的目标就是要把大多数人气得半死。我就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坏的和比较坏的,这是我个人的情绪化的表现,但是我是有推理的啊,你能够反驳我的推理吗?大多数大学里的人,都在努力地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做着对国家和科学没有好处的事情。而且他们明知道是这样他们也要做,因为他们不爱国。
所以有的人推导出大学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这个那个原因,听上去都挺合理,但是我认为都不合理,关键还是,是不是大多数老师都爱国?我的结论是,不是!那有的人就会问“那国外?”我要回答的是,国外大多数老师都信上帝,这也是一个计算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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