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陷阱：“君子”(包括个人与组织)应重视自己的公信力，否则谣言就会主动上门，辟谣也没人信;塔西佗陷阱：任何人或机构一旦失去公信力，此后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或做坏事;帝王心术：帝王将相秘而不宣的去道德化施政法则，绝大多数不被普通人所知或所懂;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上述四个概念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吗?最近的李文亮事件似乎足以从中窥斑知豹。
“被代表”的武汉疫情“造谣者”抑或被冤枉的意见领袖“吹哨人”?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而卒于公元前456年，塔西佗约生于公元前55年而卒于公元120年，但前者对公信力的认识显然比后者更进一步，即失去公信力者既很难让听众不信又难免不被听众造谣。塔西陀在其名著《塔西陀历史》里对罗马帝国暴君尼禄如是论断：“一旦皇帝成了老百姓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与坏事就同样会引起老百姓对他的厌恶。”《论语》里则记载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大意是商纣王坏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进而，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致死也没总结过什么“塔西佗陷阱”，该词也是由一个中国人创造的。2007年潘知常出版《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提出“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其原始依据是《塔西佗历史》里的一句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与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于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有人信”。这种“信或不信”显然与塔西佗的原意(对人不对事;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一切好事或坏事)有很大一段距离。相比之下，子贡陷阱一目了然。据《论语》记载，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大意是：商纣王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对照李文亮事件，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何种启示?
撇开模糊的中国古代史与敏感的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上随处可见子贡陷阱。连如下若干大人物都难逃此类陷阱，李文亮事件只怕更难说清了。
例一：慈禧太后坠入子贡陷阱。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坊间多痛责慈禧太后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其实，慈禧太后尚未如此丧心病狂。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所谓的“宣战照会”是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的，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中国政府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移至天津。若真是“宣战照会”，两国必然互撤使团，清廷断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根据《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所谓的“宣战诏书”则是1900年6月21日颁布的，但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只对内而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与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任何敌国的名字，所以只是一份被动应对的内部动员文件。当然，慈禧太后晚年为政昏聩，越来越失去朝野之信任，仅以庚子年而言，她确曾被义和团的“神功”所惑，多次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洋鬼子。因此，“向十一国宣战”等流言被当成信史扣在她头上“顺理成章”。
例二：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史学界长期深信：为了称帝窃国，袁世凯曾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贿赂梁启超以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反帝制大作，但被后者拒绝。然而，这其实是一桩伪史，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但其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是在1915年4月至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则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更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大作(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前者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梁启超伪造这段历史的目的至少有二：一是利用此文抬高自己与进步党人士在讨袁之役中的领导地位(其《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只叙述梁启超、蔡锷与进步党的功绩而引起国民党与西南军阀的强烈不满);二是利用此文洗白自己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大作。细读此文则不难发现，其主旨并不是“反对称帝”，而是“反对过早称帝”。梁甚至在文中表达了对重回帝制的渴望：“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并提出两种可让“帝政重现”的方案。这种立场，在反袁阵营内部引起了很多批评的声音。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以征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比如，根据《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北京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因此，“20万贿卖梁启超文章”之说一出，无人细究即被视为信史而流传至今。较之于康有为为孔子立伪史以“维新”，梁启超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例三：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1927年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正面冲突，据说后者扇了前者耳光。诸多文化界名人并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而讽刺蒋介石。比如，鲁迅撰文为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鸣冤，胡适撰文称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文典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衡……其实，就该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1928年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庆，安徽大学百余男生以“冲破封建堡垒”为名冲入女中“观看跳舞”，被拒后在校内打砸七个多小时，“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身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碍于安大“学生会”实力强盛，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只愿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却拒绝惩处肇事学生。这种立场引起安徽教育界的不满，也成了后来蒋介石与之冲突的主因。由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政变，1928年的蒋介石在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上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共两党的创党大佬都对其口诛笔伐。刘文典在具体事件中不占理却反而能在文化界屡获美名，实乃受惠于蒋介石早已坠入的子贡陷阱。
例四：孔祥熙深陷子贡陷阱而百口莫辩。1941年，以《大公报》为首的重庆新闻界爆出“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丑闻，抨击自香港逃难来重庆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本来是该内渡的人依然危悬海外。”根据考证，杨天石的《“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文指出，“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事件“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事后调查显示，飞机上的四只洋狗其实是“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与孔家毫无关联。宋庆龄当时也在飞机上，她给宋子文的一封私人信函称“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与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与衣服了。”1941年12月30日，《大公报》正式辟谣，文末还盖上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的个人印章，以其个人信誉为辟谣内容的可信度背书。即便如此，因为孔祥熙贪腐之名早已臭名远扬，其个人信誉已告破产，社会舆论很少有人乐意置信于这种辟谣。1942年，“飞机运洋狗”等谣言在昆明传开，以西南联大学子为首的昆明学生群情激奋上街游行，高喊“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打倒国贼孔祥熙!”“香港危急，飞机不救要人，而运狼犬，孔祥熙罪恶滔天”……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孔运动”就此展开。直至杨天石的考据大作刊出之前，“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一直被国人视作信史。
从表面上看，有可能让李文亮事件陷入子贡陷阱或塔西佗陷阱都是为政府有关部门布下的，但实际上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时刻面对的“陷阱”。在自媒体泛滥成灾的后真相时代，如果我们不合力奋起拯救真相，不愿付出重建社会诚信的必要成本，疑心生暗鬼的我们必将为此付出不堪设想的代价。如果说20世纪初的人类要靠一位或几位救星拯救苍生于水深火热的物质生活，那么在21世纪的地球村尤其要靠一位或几位意见领袖将我们从遥无边际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来。当国家领导人与各级政府官员的承诺都没人再信时，那种让所有人膜拜的英雄般的意见领袖就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了。他也许是毛泽东式的一代天骄，也许就雷锋式的一介平民。总之，我们要的是李文亮那种真正的意见领袖!一旦老百姓普遍“老不信”了，有人甚至转而怀念“开明专制”社会。人类并非到现在才遇到诚信体系崩溃带来的威胁，自从有人类就有诚信问题“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太阳底下无新事”，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一脉相承，我们的古圣先贤其实也一直是在追求“信”中遭到“不信”的。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说明春秋时期就有诚信问题纷扰了，没问题他又何苦如此反复强调?无人不会认为诚信社会不好，但每个人都会担心别人不诚信，所以用制度与法律保障诚信或许更可靠。但完善的法制体系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都未能建立起来，我们离理想的诚信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立理想社会要靠先烈一呼百应，而先烈必须是虔诚的，否则就不能置蹈死于不顾。我们都怕吃亏，总希望别人是先烈而自己或可“后烈”，“不烈”则再好不过了，但李文亮那种夏瑜式人血馒头的教训还不够多吗!所以我们很绝望，一般人能掉进子贡陷阱或塔西佗陷阱，抑或整个社会诚信出了问题能对我们每个人都造成直接的损害吗?答案是肯定的，谁能说清雪崩之下哪片雪是无辜的?在诚信普遍缺失的后真相时代，没有一个人能避免遭到此类陷阱的危害，但我们在诅咒的同时又不愿从自己开始为建立诚信社会付出代价，呼唤意见领袖横空出世则是基于对群体自救的绝望而寄希望于强力执行机构/强迫机制/自觉机制的路线达到理想社会。我们也许更容易理解诚信缺失给自己带来的直接伤害，比如遭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偷工减料之类，几乎每个人都能举出一大堆例子来。面对为诚信缺失付出更高昂代价或更巨大成本的深层表现，普通人反而未必会有切肤之痛。比如政府公信力失守、行业性道德失范、对崇高职业的形象怀疑甚至“怀疑一切”的人际交往准则，普通人往往感觉并不灵敏，恨贪官奸商往往是因为自己不能像他们一样不择手段升官发财。随着人类几乎是无可拯救地滑向诚信危机的变态社会，哲学与科学、道德与知识都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借助法律，从古代的司法机构到今天的社会监督机构，设置的初衷几乎都可归因于保障诚信体系的确立与巩固。人人皆如“动物”则可削减三分之二以上的此类机构，人人皆为“圣人”则可削减五分之四的此类机构。但“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的道家思想并无可操作性，如果连人都没了，当然也就无所谓好人坏人可分了，这等于什么都没说。既然不能回归“动物”，那就只好更靠近儒家式“圣人”了，真心诚意内圣外王而见贤思齐戮力同心，用智慧与克制建立一个可行的诚信机制，使人类社会得以更持久的延续。子贡陷阱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要让李文亮事件真相大白，仅靠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家之言未必就能服众。我们在自媒体时代似乎能知道得更多，那些我们并不想知道的帝王心术式内幕却稀释了群众路线赋予我们的幸福感，导致我们越来越烦躁而倒向怀疑论。不仅缺乏自信，而且缺乏互信，是时候打破所谓的“利维坦”陷阱了。
李文亮事件舆情情感分析图(厦门鹰犬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公司制)
http://www.qingsaoqi.com/?p=2282
但我们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是否会掉入各种“陷阱”导致说什么也再无人信、谣言主动上门、辟谣更是没人听的困局，最终还是要看自身是否主动选择了“居下流”。马航M370失联案殷鉴不远，在国家监察委员会铁证如山之前切忌贸然对李文亮事件得出非黑即白的结论，“意见领袖”网红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等唯物史观，那就要对帝王心术之类的英雄史观等唯心史观高度警惕而小心取证，对子贡陷阱或塔西佗陷阱的历史作用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比如最近的马航M370失联案，即便真的有反华分子(势力)企图籍此破坏中马关系，皇京港蓝图铺开的有惊无险足以证明此类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事实胜于雄辩，决定历史发展主流的毕竟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帝王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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