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来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国形势的重要途径。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的报纸、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都送到中央来，他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都亲自看，就让田家英、彭达彰他们看了摘出重要的东西再给他看。他们二人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一多，也看不过来。我们新生力量一来，他们就分配给我们来看，我们看了摘编好内容，再由他们送给主席。所以，我进秘书室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结果，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
给毛主席看的报章内容摘要，原则上是要选重要的。可是，什么是重要的呢当时也没个标准，我去请教从老区来的老同志，他们也都是凭个人感觉。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头版头条最重要、省委书记的讲话和报告最重要。所以他们给主席送的往往是报纸的第一版的内容。我在上海呆过，连蒋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么叫官样文章。我刚进中南海，当然还没有觉得地方领导的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只是觉得那些报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过的，再摘了去也是多余。所以，我就摘其他的东西呈送。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1950年10月，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响应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号召，开始具体组织实施淮河治理。1951年5 月毛主席又专门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我从上学开始直到进中南海工作，一直都爱看新书，阅读面比较宽，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贫寒，自小对农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对农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别有兴趣，认定搞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我在上海时还看过苏联合作化、集体农庄的事，虽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合作化就成了个全国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苏联是那样，我们中国也会是一样的。因此，各地报纸上只要是关于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应该摘录一些给主席看。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一些老区搞合作化比较早，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它说的是山西省老区土改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李顺达搞了变工队，以后又搞互助组，现在又搞互助组走向合作化。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从中可以看出主席对革命成功后的农村多关心，对合作化、对集体化多么重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画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河北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画圈。
秘书室当时一共大概三十多个人，开始都是见习秘书，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就几个，大多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高才生。他们都很有学问，如有个韩瑞定，个子不高，燕京大学毕业，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某东欧国家等五、六种外国文字，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这些大学生喜欢选摘“文学”、“小说”、“音乐家的故事”之类的东西报告上去，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主席对那类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如这个姓韩的大学生，他摘选波兰大音乐家肖邦的恋爱故事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奇闻轶事给主席，主席看也不看就原样退回。
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一次彭达彰给我们开会，对大学生们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彭达彰还要我给他们大学生传授经验，我年纪比他们还小，实在也讲不出什么经验来。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比如，有个过去的名人，现在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有点俏皮，我看到后觉得这个名人的意见、想法有内容，主席会关心，就送上去了，结果主席还真看，看了就划圈。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有的人当然就不服气，说：“你送的主席都看，我们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么不看呢”。
其实这里面没有啥复杂的。我这个人就爱琢磨，从小见到无线电，觉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捣出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很多同学都听不到的无线电节目，同学们奇怪，戚本玉(那时我还不叫戚本禹)怎么知道那么多。现在，为毛主席搞报章摘要，我也开始琢磨，一开始，看到主席对我们的批复各不相同，我更开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觉到毛主席虽然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还常常赋诗作词，但建国不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让国家大定，他重视的东西一定都与全国大局有关，比如当时的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或者是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比如我送的名人轶事、趣闻，那些趣闻、轶事里是带着意见和思想的，不是光逗乐的。所以，主席都划了圈，有的还点点划划一大片。时间久了，我摸到的脉络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划圈就一点不奇怪了。而那种无关国家大定、无关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东西，或者官样文章，当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现在我还想，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都把肖邦的恋爱故事之类的东西当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领导的秘书那样，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建国之初短短几年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更不可能发生了。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红色新华通讯社，在成立的当日创办了《参考消息》油印小报，专门摘编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一些国外的消息，给中央最高领导参考。进城后《参考消息》更加兵强马壮，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书，也是《参考消息》编辑组的组长。《内部参考》那时一直仅限党政军高级领导参阅，而且是比《参考消息》密级还高的一个中央最高层参考读物，后经过完善就搞得跟一本杂志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约100页，到1955年前后更成为一个很定型的内部读物。《内部参考》一诞生，就不再是像之前我们秘书室搞的那些报摘是专门给主席一个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对红卫兵的油印小报很感兴趣，曾专门叫“一组”的人给他收集各种小报。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历史关注的。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 。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 18 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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