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设想，如果一个研究所内，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一个课题都能得到充分讨论，每一项技术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研究，每一个前辈都能够不保留地传授后辈科研经验，每一次工作都能在完成条件下，充分发挥成员的积极性而进行个性化安排，每一笔资金都能保证不被私人挪用，每一个团队在研究水平上展开竞赛，先进的帮助落后的，落后的赶上先进的，最后齐头并进，哪一队也不落下——那么请问，这个环境，不正是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充分科研自由，充分发掘自我的科研环境吗?
中科院合肥核所“人才流失”背后的那些事
前段时间发生的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超90人离职事件到现在仍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至于为何会有这么多高学历的科研人员集体离职，就目前公布出来的信息，大家已经基本有了猜测。
这90余名科研人员均来自于合肥研究院下属的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事件的导火索是6月15日发生在核研究所的“安保事件”。突然地更换保安，不仅仅造成了研究所职员对于陌生安保团队的猜疑，更是加剧了所方与院方的矛盾。虽然核研究所表明，负责各个研究所的安保都是所里安排，以保证信息保密、内部网络安全，但是院方声明安保是院统一进行安排。于是，突发的换保安事件不断发酵，直到所研究员以响应辞职来反对院方安排，但是院方当即当场批准了职员辞职，所方与院方的矛盾导致了人才流失事件的发生。
但这只是直接原因，据离职人员透露，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所长吴宜灿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院内的改革。据员工说，吴宜灿在所里推行“加班文化”和“排球文化”令所里的研究人员苦不堪言，吴所长的官僚主义做派是导致研究人员离职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就是院内推行的“扁平化管理”，因为院里对所里的课题资金进一步做出了限制，所里的研究人员不得不承担起更重的负担来缓解所的资金压力。同时，合肥研究院推行了“学术带头人制度”也引起了部分研究人员的反对：“将由几百名行政人员直接管理几千名研究方向各异的科研人员，打乱了职员团结的优势，结果是几百个课题组各自为政”。
导致这个事件有各个方面的因素，自然每个人的诉求也各异。但是离职人员的动向却十分地耐人寻味。一位离职人员透露：此次离职的大部分人，之后可能会入职中科凤麟。而中科凤麟和核研究所所长吴宜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离职员工提到，中科凤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位法人是核所研究人员，而吴所长则是背后真正的公司创始人。
合肥科学院的核研究所的人才流失现象并非最近才开始出现的。一开始的零零散散离职人员以“下岗”的方式来表达对吴所长所内的官僚作风不满，但敢于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抗的终究还是少数。而这次的群体性事件的真相怕没有这么简单。从院内直接把离职审批流程放在所里进行，统一把内部签字手续快速办完，到离职人员选择了吴所长的公司再就业，这一系列“非常规”的操作暗示我们：这就不仅仅是对所内官僚风气的不满，更多的是院内改革造成的结果。激进的改革推进了吴所长拉拢人才、挖所内墙角的流程，我们可以猜测，这次事件有很大可能是离职人员在吴所长的“诱惑”和院内改革的压力双重作用下，选择了出走这条路。
在市场逻辑下，科研作为一个高花费、高成本、高技术的行业，保证人才的高素质、高水平相当重要。在利益至上的社会背景下，科研也不得不与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人才的笼络方式同样也不能只打感情牌。要坚持这个工作，对于每个科研人员来说，不外乎两个环境：个人生活环境和科研生活环境，如果不能保证两个环境的质量，那么“集体出走”也成为了必然。我们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到，院内一改往日辞职审批流程的冗杂漫长，快速批核了将近一百余名科研人员下岗，其中不乏有阴谋的意味，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也是一种不尊重人才，彷佛对待工厂产品般倒卖的态度。
这其实还是科研院积极对接资本市场的举措，然而这个举措却和基础科学的初衷不符：因为后者本身就是高投资，低收益，但却是整个行业甚至是整个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工艺发展的基石。于是，科研人才便成为了一种最便捷、最方便的“连接手段”，这势必会造成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流失，一方面是想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举措来增强科研力量，一方面科研本身就是高成本，低收益的，有着对其他行业起基石作用的重要地位，当前社会背景下其改革的矛盾就在这里。那么人才夹在其中无法适应，只能选择能够保证自己过满意科研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路子。我们不能把科研人员无限抬高，指责他们“不为国家着想，不为事业贡献自己”，这是无比幼稚的职责和无力的埋怨。现在的科研人员说白了也是一个打工者，也是一个脑力劳动者。如果不能保证自己的物质条件、精神生活等等得到相对满足(注意，是相对满足)，那么也是不能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投入进去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大多数，特例自然是有的，但不能否认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劳动者需要遵循的基本生存法则。
那么有人会问，科研行业的种种乱象我们有目共睹，那么怎样的科研环境才能保证科研活动的高效运行，保证科研人才的不流失呢?这个答案不在现在，而在过去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中国科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不外乎“两弹一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从事科研研究人员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反驳说，这两个环境不同，没有可比性。说对了，就是因为过去和现在的科研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这个不同，造成了现在人才溜走，去民企另择高就;而过去人才坚守一线，在社会主义祖国需要的地方奉献般地发光发热。
毛泽东时代的科研环境有三个显著特点：真正的技术民主、真正的破除技术“私有”、真正灵活的组织形式。我们设想，如果一个研究所内，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一个课题都能得到充分讨论，每一项技术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研究，每一个前辈都能够不保留地传授后辈科研经验，每一次工作都能在完成条件下，充分发挥成员的积极性而进行个性化安排，每一笔资金都能保证不被私人挪用，每一个团队在研究水平上展开竞赛，先进的帮助落后的，落后的赶上先进的，最后齐头并进，哪一队也不落下——那么请问，这个环境，不正是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充分科研自由，充分发掘自我的科研环境吗?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的科研人员不崇尚金钱，无比高尚，于是在现在不断地弘扬那个时代的科研精神。可惜的是，这样单薄的感情牌是不能真正动员现在的大多数人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毛泽东时代虽然物质条件落后，但是所有人员包括技术人才都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他们不担心医疗、房子、教育、养老、就业等等放在我们现在样样发愁的问题。所以说，社会主义祖国给了每个科研人员如此优厚的待遇，同时营造了和谐团结的科研氛围，这样一来，科研人员的个人生活，科研生活都得到了保障，有哪一位职员不积极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有哪一位科研人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奉献自己呢?
总之，这一切背后还是资本在作怪，院内的官僚主义、过激的改革措施只是它的现实反映而已。我们对科研怪像的分析不能只局限于表象，也要基于科研最重要要素人才角度进行思考。尊重不尊重人才，能不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可不可以营造一个适合科研的舒适空间，这些看似很简单的问题放在现在，很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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