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之交，Z国的建设遇到了一些问题。为保证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3691年，“动运清四”开始。
这个动运的发动基本上是高层共识，但要以怎样的方式实现治理，则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分歧双方的代表，正是教员和修养。
如果大家看过我制作的《毛选二十一篇》应该有印象。教员强调，应当主要依靠群众来搞。派一两个人下到基层，面向所有人，把来意简单说清楚了，放手发动群众。“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么，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少开会，少发文件。
而修养则有完全相反的方法。他认为，不能主要依靠群众，而要主要依靠上面派去的工作队。工作队不能说明来意，反而要严密封锁消息，防止当地有所准备。工作队要准备充分才能开展工作，所以到达当地后，要先开会、学文件持续1-2个月。而且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工作队的人数一定要多，这样才能细致地查明真相。如新城县有28万人，修养他们共派去3000多个工作小队，共计一万四千余名工作队成员;京师的通县竟然聚集了两万多人的工作队成员。
某工作队合影
这两种治理方法的背后，是教员和修养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群众观。对此，童小溪老师已有过精彩的论述：
修养强调群众的盲目性和非理性，群众是类似于勒庞描述的“乌合之众”或塔尔德的“人群”。他们“很容易受到精英的裹挟和欺骗，不易被发动起来产生正面作用。所以在一开始，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
可是，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后，他们“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服用了兴奋剂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对运动纠偏。群众的优点只是“人多力量大”。”
所以在修养看来，“群众运动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领导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搞法，主要是从上至下的。言论信息，在修养的群众运动中，主要不是由群众来掌握和表达的，而是需要由政治精英控制甚至保密，用“微服暗访”的方法获得信息得出结论，然后透过官僚等级有序地向下传达扩散。”
这其实是一种“这都是为你好”的群众观。把自己看做群众的监护人，代替群众决定，使他们免受伤害。
在教员那里则相反，言论信息正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强调群众的意见多元性，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的辩论，在辩论中相互批评，要说服不要压服。
“所以群众运动应该是从鱼龙混杂的不同观点开始的，经过辩论，群众进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观点进一步分化和转化，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阵营分明，是非分明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锻炼人们的鉴别能力、明确对立面、将落后反动的因素孤立暴露出来的过程。”
(以上引号内段落的内容直接引述自童小溪老师的著作)
这两种不同的群众观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一种温和而循序渐进，另一种则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从打击人数到惩罚手段都远超预期。
可能和大多数人的判断相反，产生严重扩大化的，恰恰是“这都是为你好”指导下的地区。
工作队要求严查，一一过关，所到之处，一半以上的基层人员，很多地方甚至达到90%以上，都遭了殃。具体细节不好多描述，教员多次谈话纠偏：
“有的时候须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
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处分的干部不要太多了，控制在“百分之一”，“多做教育工作”。
“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户，没有一个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硬去找蚂蚁”
“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要严防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骂人和任何变相的体罚。”
“不要伤人，不是敌人当敌人”
等等。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也并不难理解——
修养要搞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批一批地搞”，需要大量的工作队成员，正如上文提到的，二十八万人的县城有一万四千多工作队成员。这种方法成本过高，绝不可能形成常态化的机制，所以必须一次搞彻底，所有人一个一个地过关，还要追究连带责任。
扩大化是必然的结果。
相反，假如主要依靠当地的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己，那么这反而能做成一种教员设想的“几年来一次”的常态化措施。民众对当地真实情况更了解，也会顾及长远利益。
但这也只是理想情形。凭我们普通人的社会经验都知道，群众并不是这么有智慧，而教员作为农村运动的行家里手，也绝不会如此地理想化。所以，当某人附和他说
“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教员并没有表示赞同，而是说“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并举例佐证。
这并不是前后矛盾。群众确实有盲目性，但我们依然要发动群众。
在“这都是为你好”群众观的持有者看来，群众总是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不会独立思考、易冲动、易被煽动，等等。
而在教员看来，这些特质或许都是事实，但它们绝非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所谓“人性”。这些特质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群体所具有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人本身思想的改造，这种特质一定会被改变，而且必须改变。
因为人类的解放永远不可能依靠少数精英，而必须要求每个个体的觉醒。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在“这都是为你好”的群众观看来，精英是智慧的而群众是盲目的;精英是管理者和操纵者，群众则是被管理者被操纵者。总有一些坏的精英对群众不利，而我们作为“好的精英”就要挺身而出，为群众打败坏蛋，成为他们的管理者。有时候也要操纵他们，实现自己正义的目的。
但教员看来，一切智慧归根结底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所以作为先锋，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然后，要启发群众、发动群众，让他们真正参与到变革的运动中来。群众当然会犯错，但这也是个“锻炼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群众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然后逐渐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却是必由之路。
延安的新秧歌运动
这在历史上有过成功的经验，如教员自己在湖南农村的实践，在安源的实践。再比如延安时期对民间文艺的改造。
民间的秧歌、评书等艺术作品，大都非常低俗，充满黄色桥段伦理哏，要么就是各种封建迷信。很多领导最初就是用强制性的指令禁止这些内容的表演，恐怕又需要大量工作队的检查、指导、编写新作品等等。但在教员等人的纠正下，最终是发动了民间艺人和人民群众自己，逐渐完成了民间文艺的改造。
我们回到当下。
不久前，某媒体发文说要整顿马保国现象，我批评了这篇文章，引来部分读者的争议。但其实他们的争议点和我想批判的完全是两码事。
靠卖丑吸引眼球恰烂钱，还获得了平台和资本的扶持炒作，这种现象是否应该被治理?
当然应该。政府的干预和治理是必须的，以此来对抗资本逐利性短视性等不良影响。我想除了少数“拜自由市场教”的极端信徒外，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问题在于，治理的态度和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这一事件上，某媒体显然采取的是“这都是为你好”的群众观——
担心民众受到邪恶精英的操纵(B站抖音等媒体平台，以及某些打算找马保国拍戏的影视公司)，所以我们正义一方的精英亲自下场警告，要求邪恶精英们趁早收手好自为之。同时，我们也利用所掌握的平台资源、行政资源，打造正能量的自媒体明星，让群众每天看到这些人，忘掉马保国。
可问题在于，某影视公司找马保国拍戏，那是判断群众会因为这个炒作点而来为电影买单。群众真有这么傻吗?
就在七八年前，烂片还能大行其道地圈钱，但这也引发了全网对烂片的讨论和吐槽，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观众的迅速成长。这两年，高票房的基本都是优秀影片，其中不乏成功的国产商业片。
甚至，同一系列的影片，即便前一部大获成功，之后拍的不好观众立刻翻脸不认人(比如开心麻花近几年的操作，比如姜子牙和哪吒的鲜明对比)。无论是成龙周星驰(如新喜剧之王、神探蒲松龄)，还是流量明星小鲜肉(如上海堡垒、爵迹2)，只要拍烂片票房必然惨淡。
观众这几年内的迅速成长并非广电管理教育的结果，而恰恰是大家吃一堑长一智，在烂片市场中锻炼出来的。
其实就在不久前，他们就曾以类似的态度批判过“窃格瓦拉”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语录流行，称之为扭曲的价值观，病态的审美。同样的套路，不鼓励大家对这一现象充分讨论辩论，逐步得到锻炼和成长，而是直接帮你下结论，随后又直接命令签约“不打工男”的经纪公司上负面清单。
西方的建制派精英也持有类似态度。他们坚持认为，特朗普能够当选，能够得到7000万选票，完全是因为这帮红脖子受教育水平低，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被特朗普一方的邪恶精英制造的假新闻洗了脑。
在全球的某些精英看来，群众天生就是盲目的、不能独立思考的，容易被操纵的，喂饭吃饭喂翔吃翔的。群众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们要像家长一样管理群众。有这种观点的当然也是好人，也是“为你好”，为你挡下(他们认为的)翔，喂给你(他们认为的)饭。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绝不是一件好事。要相信群众的判断能力，至少要相信这种能力是能够被锻炼出来的，也是必须被锻炼的。这才是真的“为你好”。
当然了，也有的人根本就不是“为你好”，而是有其他的目的。这个本文就不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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