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观后感之四
1913年，国民党元老宋教仁被刺杀，屡败屡战的国民党又一次发动了起义讨袁，也就是二次革命，无奈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大佬纷纷流亡国外。
陈独秀虽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但也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1899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反清言论被学校开除。此后的几年，因为反清活动多次流亡日本。
他组织或参与数个反清团体，还曾加入上海的暗杀团，醉心于制造炸弹。陈独秀做宣传也是一把好手，1904年，他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是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他以笔做刀枪，同清政府展开厮杀，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分子。
陈独秀积极参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差点掉了脑袋。1914年经多方营救出狱后，流亡日本。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他反思以往政治革命屡战屡败的教训，认为必须先启迪明智，让群众都觉悟起来，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用毛教员的话说就是，要革命，必须先大造革命的舆论，扩大群众基础。这是一条真理，革命是群众运动，不是少数精英的密谋，不发动群众，很难有力量使统治者伤筋动骨。
于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向胸怀大志的陈独秀向好友立了一个大大的flag：“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将为之改观。”
这一次，还真让他说中了。
《新青年》同封建文化进行了不妥协地斗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启迪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
和孙中山一样屡败屡战的陈独秀，这一次为什么成功了呢?
在内忧外患的民国，军阀当道，生产落后，虽然已经推翻了帝制，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但封建思想依然统治着绝大多数人的头脑。
不改造人们的思想，造就一代新人(也就是扩大革命者的队伍)，凭借少数积极分子的军事冒险，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成功?
无数革命志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同反动派做拼死的斗争，但是换来的结果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只不过换一个人来统治罢了。
空有一腔热情，找不到正确的路线，换来的只有血的教训。
而陈独秀这次看中了病症，开对了药方，那就是先进行思想革命。做宣传工作，虽然不如武装起义那样轰轰烈烈，立竿见影，但却是着眼长远，厚积薄发。
昏昏沉沉的中国，混混沌沌的思想，人们无处不受到禁锢和钳制，必须打破这腐朽沉默的铁屋子，让人们看见光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能唤醒沉睡的人民。
从改造人们的思想入手，集中炮火攻击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这是陈独秀成功的首要因素。如果他仍然坚持去造炸弹，恐怕是事倍功半。选对了正确的方向，接下来就是怎么走得更快的问题了。
陈独秀办《新青年》成功的秘诀，当属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们知道，《新青年》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他们或是声名在外的革命家，或者是在文学方面学力深厚的学者，或者是长期办报办杂志的宣传家，可谓群星璀璨。
这样一批大佬以《新青年》为阵地，向封建思想猛烈开火，怎能不吸引人的注意力，获得巨大的成功?
如果这些大佬没有联合起来，而是各自为战，一个个的都办起了自媒体，你搞一个《新青年》，我搞一个《革命青年》，你搞一个“地火社”，我搞一个“惊雷社”，你办一个《团结报》，他办一个《斗争报》，把革命的炮火分散了，这样还能轰倒反动的思想堡垒吗?
人多了，就好办事。人多了，可以组织分工，提高效率。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知识和技能也有限，即使是天才也无法仅凭一人或几人之力办好一份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杂志。
分工明确，则每个人负责的部分可以搞得非常专业，这样的 “大工业模式”远比几个人小规模的“手工作业”强的多。因为力量分散，则杂志出版不一定能够连续，不可能有持续高质量的文章输出，也没办法解决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的出版发行工作，视角也只能局限在局部地区……
所以对于宣传工作来说，如果不能把星星之火聚成风吹不灭、雨打不熄的火把，那只能是自说自话，影响极其有限。再加上革命者经常力量有限，面对统治者铺天盖地的反动宣传，你不集中力量，就相当于用一根茅草去戳敌人的堡垒，不是自娱自乐是什么?
列宁在创办《火星报》时对这种手工业的宣传和组织方式做出了深刻批判。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用以补充靠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零散的鼓动工作”。
列宁还认为，无论在思想、实践还是组织方面，当年党的运动都太分散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集中的重要性，一直停留在分散水平上的工作是低效的和没有出息的工作。有的人说，你这说的容易，具体该怎么办呢?你这样就是让老鼠去给猫脖子上挂铃铛。
但是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首先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争出个人风头。假使李大钊、鲁迅等人看到陈独秀办了一个杂志出了名，自己不是想着壮大《新青年》的力量，而是自立山头，那只能是分散了力量。
另外，当时确实也有其他宣传革命的刊物，一本《新青年》肯定不足以担负起全国的青年的启蒙任务。例如“五四”时期创办的《每周评论》就和《新青年》有很好的互动。
这些不同的报刊杂志可以相互联动，比如编辑可以经常性地交流，有好的文章可以相互转载，扩大影响等等。比如说对于同一热点来说，不同的媒体共同发力，则能形成规模效应，比单打独斗好得多。
当然，《新青年》的成功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如目标明确、公开合法地做宣传、有着专业的出版发行系统等等。
但是，无论怎样讲，能够集中一批优秀的宣传家和理论家，无疑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
《新青年》的成功，对于今天我们的宣传工作，不是有很好的启发吗?
红色卫士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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