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贱者”最聪明

第3版()
专栏：

“卑贱者”最聪明
石永伟　杨会义
大胆的设想
1955年，安东机械厂的职工曾经为工厂吃不饱而苦恼过。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以后，全国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这给在困难中的安东机械厂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安东机械厂为农村生产了大批耕种、排灌、运输等急需的农业机械。后来，人们又进一步想到：能不能让农民从牛背上跨到机器背上，耕地不用牛？
机械厂的领导和工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拖拉机。可是，又立刻意识到，像这样一个破烂厂子，怎么能够制造拖拉机？这个白手起家的工厂，起初只是瓦斯工厂的一个小修理部，在一条小胡同里找了十来间民房，扒了老土炕，安上破机器，做些零修零配的杂活；到1955年，虽然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厂的人员增加了十倍，但是设备仍然简陋得可怜：苇席和木板搭的厂房，许多车间在露天作业，三百来人操纵着三十多台老掉牙的皮带机床，没有一个工程师，连个正式技术员也没有。就这样一个技术低、设备差的小工厂，怎么敢想造出拖拉机！
干，还是不干？当时机械厂不仅从上到下都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在每个人的内心，跃跃欲试的劲头跟自卑感也在作斗争。他们被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激动着，被农业机械化的前景鼓舞着，被当时工厂的生产情况逼迫着，终于壮着胆子决定试制拖拉机。
两次试制，两次奔波
试制拖拉机的任务，交给了新产品试制小组。
在我们国家里，有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拖拉机（有的只是在电影上看过一眼），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决心造出拖拉机来。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张连城，机械厂的副厂长，十二岁当童工，一天书也没念过，三十八年的辛勤劳动，磨练出一副好手艺。参加革命后，老工人特具的革命胆略，使他在四年间，白手起家，勤俭经营，办起了四座工厂。工人称他是“创家立业”的能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有人搬梯子，我就敢上天”的人。
常逢尧，三十多年工龄的八级工，只念了四年书，对于钳工活，件件拿得起、放得下。有台破开山机，安东市好多工厂不敢修理，拖到机械厂，常师傅把它修理好了。工人说他是修理破烂机器的“土专家”，是智慧的“万宝囊”，在生产上遇到困难，都愿意跟他商量。他们说：“不论干什么活，有常师傅在，我们心里就有底。”
陈太年，这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就爱钻研个新东西；人家说不行，他偏不信邪。作为三级工，有些技术复杂的活，本来做不了，他硬要试一试。这种干劲和钻劲，很得老师傅们的称赞，他成了老师傅们的得力助手。试制组原来没有他，他几次三番地要求参加了这一创造性的劳动。
还有老工人林辉生、于畔湖、杨延贵、刘德修，青年工人孙云峰。这些人，最多的只念过六年书，有的还没有上过学。在旧社会，被“高贵者”踩在脚底下，受凌辱、折磨和打击。解放了，他们成了工厂的主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在劳动中，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就是这些旧时代的“卑贱者”，今天要用勤劳的双手和无穷的才智，创造奇迹！
制造拖拉机，一没有技术资料，二没有实际经验，从哪儿下手？直接领导拖拉机试制工作的张连城，昼夜苦思，也没有个头绪。一天，试制组的工人从废铁堆里发现了一台破旧的单缸柴油机。老工人提出：把柴油机安上四个轱辘，先叫它能走，再进一步叫它能拉犁，行不行？然而单缸柴油机的牵引能力怎么样，谁也没有数。核计了半天，大家认为，应该有门就钻，是法就想，想到就做，做了再看，看了再改，绝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门路，从实践中作出结论。试制开始了。废铁堆变成了“万宝囊”，几个工匠凑成了诸葛亮。经过几天紧张的修理和改装，一台牵引机拼凑起来了。他们把柴油机安置在一个旧车架上，添上齿轮和轴杠，安上四个汽车轮胎和操纵杆。一发动，果然能走了。
试制组的人们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难关，接着开始了第二次试制。他们又从废铁堆里，找到一台单缸卧式牵引机的后半部分，根据后半部分的结构，试制了前半部分的部件，打算制成一台二十马力的柴油牵引机。1956年5月的一天，工人驾驶这台牵引机，在工厂附近的土地上作了试验，牵引能力达到八马力，能拉动一台双轮双铧犁。缺点还很多，转动不灵敏，震动很大，效率不高。
第一次试制证明能走动，第二次试制证明能拉犁。这就给他们增强了信心，得出了结论：一定能够造出拖拉机。在这以前，他们怕人家笑话，总是说在试制“牵引车”，现在他们公开宣布：“我们要试制拖拉机！”
为了适应本厂的技术和设备条件，试制一种构造简单、成本低廉的拖拉机，他们到处找图样，查资料。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山东省的中匈友谊农场有一台正合他们想像的拖拉机，张连城马上派人前去测绘。不巧，人家正在农忙，机器不能拆卸供他们测绘。他们又打听到辽宁省北镇县拖拉机站也有这种匈牙利的拖拉机，张连城立刻带领老工人常逢尧、杨延贵和见习技术员岳德坤赶到北镇。拖拉机站的同志们听说他们要试制拖拉机，很高兴，拨出一台拖拉机专供他们测绘。他们在野地里搭起帐篷，抬筐上放一块木板当绘图板，木头墩子当椅子，没有测绘工具就用线来测量。他们不分昼夜，苦战了三个月，把一千多件部件全部测绘下来。
两次试制，两次奔波，终于找到了方向，获得了蓝本。拖拉机试制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土办法大显神通
按照常规，试制拖拉机部件，起码必须有磨床、镗床、电炉以及各种仪器。这个厂的试制组却只有两台车床、一台研床、一台牛头刨，而且都是陈旧的皮带车床，开动起来，像发疟子似地颠动摇摆。精密度竟差到这种程度：本来要车个圆形部件，往往车成了鸭蛋形。这些设备，充其量只能干些零修碎配的小活，现在他们却用来造拖拉机了。
有少数人，听说他们要试制拖拉机，不是热情欢迎，而是吹冷风、泼冷水，认为这是脱离实际，“不会爬，就想跑”，说张连城“空想”。有的人是什么事情都要找现成的“根据”，只相信已有的事物，不承认新生的事物，只相信“洋”的，不相信“土”的。他们非常自卑地认为：“咱们厂根本不可能造出拖拉机。”
在这样情况下，试制组的人们不得不一面抵制着冷风逆流的袭击，一面跟重重的困难作斗争。
变速齿轮，是拖拉机上的一个重要部件，必须里软外硬，既抗磨，又不脆裂，这就需要用电炉来进行热处理。但是他们连变速齿轮是什么成份的钢做的，都不知道。张连城认为变速齿轮跟汽车牙轮的功能差不多，便从破铁堆里找了个旧汽车牙轮，砸开来研究，照葫芦画瓢，做了个变速齿轮。没有电炉，他们想出了土办法，把变速齿轮放在化铜的坩锅加热。加热过程中，时间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火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这就需要用仪器来掌握渗炭程度。没有仪器也难不住他们，试制组找了几根铁棍作试验棒，跟齿轮放在一起渗炭，每隔一定时间拿出一根铁棍把它裂断，观察渗炭的程度。这样，他们终于做出了合乎技术要求的变速齿轮。
做燃油泵的喷油咀时，他们犯了难。喷油咀很细小，只有两、三根头发那么粗，是个非常精密的活，非用电火花设备钻孔不可。这东西买不着、借不到，大家急得直打转转。小陈跑去问常师傅：“你当初在航务局，油咀是怎么钻的？”这下提醒了常师傅，他跟大伙儿一起，把废锯条一破两开，磨成钢针一般细，当钻头用。钻出来的油咀，不但合乎规格，而且没有滴油的毛病。
做燃油泵，是个非常精密的活，必须用磨床磨。他们只有台破车床，林辉生用它费很大劲，做了七、八个燃油泵，都废了。小陈跑到制钉制针厂、鸭绿江造纸厂找磨床，足足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后来林辉生想出了个办法：“把吹风机上的小电滚拿下来，安上个小砂轮，架在车床上当磨床用，你看行不？”小陈一听，乐了：“这真是个好办法！张厂长说的对：不怕有难事，只怕心不专！”两个人照这个办法去做，磨出来的燃油泵，质量很好。
试制过程中，有的人一面干着，一面心里打问号：“这样干行么？有理论根据么？”张厂长回答得好：“别的国家能造出拖拉机，咱们造不出来？我就不相信！从书本上找不到根据，咱们搞成了，就是根据！”那些老工匠，更不信邪，从他们嘴里很难听到“不能”、“不行”这样的字眼，总是说“行！”“能干！”“试试看！”试制中间，需要进口的镍铬钢，他们用国产的普通钢代替；买不到刀具，自己动手做；有一种齿轮无法用机床加工，硬是用手工剔了出来；没有化验、测量用的科学仪器，就用肉眼看、敲声听来作判断……。总之，他们的十八般武艺全使出来了。困难使他们变得更聪明，困难越多，他们想出的办法越巧妙。
部件做出来了，装配、发动的困难又摆在面前。1957年2月，拖拉机装配起来以后，试制组的人连续干了三天三夜，机器仍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蹲在机器旁琢磨着、焦虑着，面孔消瘦了，眼睛里充满了血丝，直到大年三十晚上，还守在机器旁。党支部书记、厂长几次把他们撵回家去，他们又悄悄地不约而同地跑回来，一直干到大年初一。
在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工人们钢铁般的决心面前，一个一个的技术秘密被揭穿了，一个一个的困难被征服了；而每战胜一个困难，反过来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和胆量，破除了迷信，甩掉了自卑感，顶住了冷风，抗住了逆流。拖拉机试制成功了！
最高的奖赏
1957年2月，“鸭绿江一号”诞生了！
没想到，这台拖拉机的命运竟这样不幸！刚一出生，又碰上一股“反冒进”的冷风。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承认它，没有批准他们投入生产；拖拉机被打入“冷宫”，关在仓库里，一年多没见天日。
新生事物是关不住的，是不可抗拒的！我们的党为它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1958年春天，像全国各地一样，在这座祖国边疆的英雄城市，掀起了澎湃的大跃进的巨浪，无情地卷走了一切冷风邪气，冲开了关闭新事物的大门，“鸭绿江一号”出头露面了！
今年“五一”劳动节，“鸭绿江一号”披上了绿色的盛装，由安东到北京，由它英雄的主人驾驶着，骄傲地驶过了天安门，接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安东机械厂职工制造拖拉机，获得了最高的奖赏。（附图片）
英雄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棚子里制出了拖拉机。　蒋少武摄
如果不是破除了迷信，谁敢用这样小的炉子倒成几百公斤重的机体和数种铸件。　蒋少武摄（辽宁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