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大言不惭

第6版()
专栏：

杜勒斯大言不惭
本报评论员
杜勒斯在评论北大西洋集团首脑巴黎会议的结果时，又一次提供了他的出名的大言不惭的例子。他说会议“创造了目的的一致性”。
我们不妨略微考察一下事实。
正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汉弗来说的：“他们（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到巴黎去并没有抱着任何想同苏联人进一步谈判的目的。”相反，他们到那里去，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消除苏联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和新的和平创议在西方国家公众中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的。这种影响如此之大，以至涉及大多数北大西洋集团的欧洲成员国的政府的态度。华盛顿原定的计划是要用加紧冷战鼓声来转移公众对苏联科学成就和和平创议的注意，用在西欧设置中程导弹（虽然实际上美国还没有这种东西）基地和核弹头储存来挽回美国侵略阵营的颓势。
巴黎会议的宣言和公报中曾重弹了冷战的老调。如果要把这一点说成是杜勒斯的成就，那倒也未始不可。不过仅仅为了这一点，却并不需要劳大病初愈的美国总统的大驾。而且这一点成就除了再一次证明美国政府仍然顽固地坚持“鸵鸟外交”以外，并没有更多的意义。而对于华盛顿来说，困难的是在东风已明显地压倒西风的情况下，如何继续使西欧国家亦步亦趋地跟着华盛顿走，或者说，稳定大大动摇了的所谓“美国领导”。恰恰是在这方面，杜勒斯是可悲地失败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说：“会议的结果代表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句话倒比杜勒斯的话稍为接近于实际。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中，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美国的上述主意和西欧国家的要求之间。关于这一点，可以拿西德总理阿登纳在会上的态度来看。这位曾为华盛顿大加赏识的“冷战的最后一个骑士”，在会上第一个主张同苏联进行谈判。这个主张受到除美国以外的差不多全体参加国的支持。阿登纳因此一时成了“欧洲的代言人”。
大家都知道，杜勒斯是最反对同苏联谈判的。他为了配合他在会议中的活动，曾特地选定在会议期间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力陈同苏联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当文章出来的时候，这个文章的作者在会议上却不得不从他自己宣告的这块不可放弃的阵地上退了下来。不只是退了一步，还退了两步。巴黎会议公报表示“愿意促进”同苏联之间的谈判，“最好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这是第一步），如果办不到，也“欢迎”召开外长会议（这是第二步）来解决裁军僵局。
挪威“日报”说，在巴黎是“要谈判的愿望取得胜利”。这话不算过分。这是十四对一的“胜利”。至于杜勒斯原先为巴黎会议拟定的、以在西欧设置导弹基地为中心的计划，经过美国运用巨大压力，才算得到会议“原则的”同意。可是，杜勒斯自己在12月10日就曾经尖刻地嘲笑过这种“原则的协议”，认为这同废纸差不多。从会后西方资产阶级舆论的反应也可以看出，实际上除了美国官方及其宣传机器之外，普遍重视的不是这个“原则的协议”，而是关于同苏联举行谈判的那一点协议。甚至于在美国国内，也有一批议员立即要求杜勒斯“毫不推延地”执行会议公报中的这一决定。看来杜勒斯还得大费手脚来应付正在增大中的这种压力。正是这种情况，使得西德的亲政府报纸“一般新闻”也说：“事实上布尔加宁的信和苏联政府的照会对巴黎的谈判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社会主义的优势和和平外交创造了这样一个新的形势，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独断独行地发号施令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党外交问题专家赫莱脱说，巴黎会议的特色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洲较小的成员国第一次公开拒绝美英领导。西德有影响的“世界报”刊载了它的随政府代表团赴巴黎的特派记者施罗德写的一篇社论，其中解释阿登纳在会上的态度说，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德国的车辆将不再是自动地排在美国火车头的后面了。”他又说：“我们有义务来考虑，什么是对德国和欧洲有好处的和我们应该走何种道路。”“现在是一个清醒的时候了。”
巴黎会议显示：在新的形势下，西欧国家统治集团中愈来愈多的人逐渐清醒过来，不愿意再盲目追随美国的冒险政策了。在这个意义上，巴黎会议的确是北大西洋集团中“空前的”会议。看来杜勒斯只能够从梦中去求得“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的黄金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