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典籍 薪火有传——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

第7版(大地·读书天地)
专栏：

　　华夏典籍 薪火有传
——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
本报记者 袁晞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举办之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请他谈谈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未来的工作。
　　历史的回顾
　　记者：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古籍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整个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是多年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后来担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工作，请你先谈谈新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开端和发展。
　　负责人：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看起来似乎与现实联系不紧，但五十年中这一工作的兴衰起伏却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说是整个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缩影，我认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行的道路。
　　全国解放之初，北京、上海的一些地方的出版社延续解放前的业务，有少量古籍图书出版。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出版。接着，《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古典名著新整理本陆续问世，这是新中国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批古典文学名著。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的短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
　　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任组长，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计划性、目的性大大增强。此后，《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59年，由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前四史”全部出版，其它各史也相继开始点校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也全面停止。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关怀批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春，《宋史》出版，至此，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作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整理本全部出齐。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最好版本。
　　记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也出现了新的转机。请你简要回顾近二十五年的工作。
　　负责人：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三十七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9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调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通知》，新一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匡亚明同志任组长。同年5月，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大会题词：“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会议审议制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针对当前形势和需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作了适当调整。
　　记者：1999年5月，根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作为这一小组的负责人，你认为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负责人：200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制订“十五”期间（2001－2005年）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通知》，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颁布实施。改组后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可行性，将规划项目的督促和落实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大了对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资助力度，规划和资助项目的完成率大大提高。规划领导小组还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培训、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使这项事关中华文化传统承继不断的伟大事业得以健康发展。
　　辉煌的成就
　　记者：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成绩斐然，为人类的文化积累做出了贡献，你认为最主要的成绩是什么？
　　负责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目前这样全面规划、稳步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发布，强调指出了整理古籍的重要性、长期性及其深远影响，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和目标，指明了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必要性。国家在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决定每年划拨古籍整理出版和人才培养的专项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要说成绩，首先是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并渐趋适度、稳定的态势。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四千三百种。最近几年，古籍图书的出版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新版古籍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仍保持五百种左右。粗略统计，截至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一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二十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其次，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提高，体现一代学术水平的成果集中出版。大批重要古籍、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比如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一百零六册，囊括四千一百余种二万三千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又如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文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集之大成的合集，它的编纂出版，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又如1985年整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使该书成为研究我国唐代社会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被南亚诸国广泛用来弥补本国历史的空白。再如近几年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既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意义深远重大。同时，《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的编纂或出版，表明除少数朝代外，自汉至明的历代诗文均可大致搜罗完备，清代则有了大型文章选本。而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的出版，则标志着目前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资料库“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已远远超过了清代阮刻旧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古本小说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别集总目》等，这些也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第三，古籍整理出版总体布局进一步扩大，古籍整理选题范围拓宽。除了人们原先关注较多的传统概念中的文史古籍外，科技类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高度重视。
　　第四，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梯队。
　　第五，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
　　第六，全国范围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协调，逐渐显现出主导作用。
　　任重而道远
　　记者：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新的形势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应怎样开展？
　　负责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在科技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心与思考。有的人觉得古籍整理出版离现实太远了，现在是现代化，是电子时代、网络时代，古籍整理没有多大意义。有的人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怎么能连接在一起？有许多现实的问题。古籍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读物，使用古代文献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一些古籍整理图书经济效益不好，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有很多困难，有些年轻同志不愿意做这项工作。面对这些问题，在现阶段进一步明确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搞好，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具有延续性和交融性的，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尤其如此。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在，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抱有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我曾经结合大家的意见，归纳了目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二是评议已出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三是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四是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五是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代化、数字化进程。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向传统的印刷术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在信息化时代，如何谋求古籍整理出版的生存和发展，如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为现代人所用，是当今从事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图书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它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这一点就规模较大的古籍而言，优势更为明显。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部经过缩印的《四库全书》，单排书摆放，需要将近十个二米高一米宽的书橱；而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盘，所占用的空间不过一两个不必太大的抽屉。
　　记者：五十几年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现在传世的古籍还有大部分未整理，应该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你对这一工作的未来有怎样的展望。
　　负责人：古代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的精神足以自传。关于这一点，李一氓同志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它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整理古籍亦就自然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的内在联系。”我们不能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化产业的位置，要将它放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去理解。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整理和出版古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是一项长期的和重要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整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按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要求，继承优良传统并超越传统、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传统，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为振兴中华而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中华民族能以前所未有的强盛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普及民众，推向世界。
（附图片）
　　1、蔚为大观的《续修四库全书》
2、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工程——《大中华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