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科学这一年

第11版(教育·科技·卫生·环境)
专栏：教科文卫聚焦 年终专稿（3）

　　“我”和科学这一年
　　本报记者 廖文根 杨健
　　科学，究竟该以怎样的步伐走进公众的心灵
　　大概谁也不会记得，2003年8月27日傍晚北京天文馆门外那个哭泣的小女孩。
　　这天是星期三。她请了一下午假，从门头沟区坐车进城，为的是第二天凌晨观看6万年一遇的“火星大冲”。
　　家长不支持她，说“看那有什么用”；老天也不支持她，淅淅沥沥的秋雨淋湿了关于“科学”的梦想。
　　在中国，天文奇观是科普的传统题材。无论是彗木碰撞、太阳黑子还是流星雨，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为之着迷，也会有同样多的人在他们的背后奇怪地问：“看那有什么用？”
　　这就是中国科普的现状。
　　到今年6月，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已经颁布一年，而它所带来的效用，却也许还要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早在1996年，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就曾提出，到2000年人均科普工作经费应达到0.5元。7年过去了，这个目标在很多地方仍是遥不可及。与此相对应，今年公布的中国科协有关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说：1000名中国人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只有14人，这跟几年前所做的统计差别不大。科学，究竟该以怎样的步伐走进公众的心灵？
　　科学不再是由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从事着的鲜为人知的事业
　　耐人寻味的是，一场灾难，前所未有地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距离。
　　“非典从哪里来？”“以什么方式传播？”“口罩该怎么戴？”“中药管用吗？”“疫苗什么时候出来？”一连串问题都指向一个对象———科学。
　　“夺取防治非典型肺炎斗争的最终胜利，关键要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应对、科学决策、科学运筹、科学实施。”
　　在这里，“科学”二字不再只是知识的代名词，它意味着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决策过程。在这里，“科学”也不再只是一种“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的应急工具，而已成为人类面临任何挑战时都应采取的一种原则和态度。
　　一夜之间，“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迅速深化和拓展，但“科学”并不是一夜之间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
　　“我们抓住了非典元凶，它是衣原体；冠状病毒才是罪魁祸首。非典可能是来自野生动物；果子狸是无辜的；果子狸身上携带冠状病毒。非典疫苗有望马上问世；疫苗研制至少需要两年；疫苗也许不像想象的那样难制……”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各种矛盾的信息，人们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到希望，他们最直接的感受是：科学家同样会犯错，科学界同样会有争议、躁动甚至偏见，科学发展的历程并不像简写的《科学史话》般逻辑清晰、水到渠成。
　　当公众心目中的象牙塔在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前打开大门之后，“科学”就不再是由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从事着的鲜为人知的事业，它的脉搏跟你我的脉搏跳动在一起。
　　把决策权交给科学与理性，同样是一种素养
　　渭河平原这个夏天的大水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个“说明”晚到了46年。
　　5年一遇的洪水让渭河两岸的人民经受了50年一遇的灾害，而这一切，源于近半个世纪前“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源于三门峡建设论证过程中科学对权力的屈服和退让——在几百人参加的论证会上，只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等少数几个人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最后，水位的抬高致使黄河流速减小，大量泥沙在渭河河床里淤积，形成了今天“小水大灾”的痛心局面。
　　46年承认和改正一个错误，代价虽大，却“犹未晚也”。同样是水灾，今年的淮河抗洪就不再盲目地“千军万马上大堤”，该堵的堵，该泄的泄，一切决策权真正还给科学。
　　在中国科协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公布时，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台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公众的科学素养，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动提高，不会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自然增长。事实上，把决策权交给科学与理性，同样是一种“素养”。
　　科学需要理性，科学也需要激情
　　“神舟”五号的巡天之行，堪称这一年里科技界和普通百姓一次共同的激情之旅。
　　我们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6年前的“两会”上，航天界的代表、委员面对我国航天工业在低谷徘徊的困境是多么忧心忡忡。军转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两大转型带来的阵痛反映在航天界，是偶然当中有必然的挫折和失败。而载人航天，最需要的是稳定、是可靠、是万无一失。
　　在人类探索未知的征程中，6年只是弹指一挥间。这当中的巨大跨越，是科学的胜利，也有激情的支撑。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包括人们对未知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共同构筑了这一成功的精神基础——“中国是一头睡狮，它不会永远沉睡”；“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