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迎春诗笺
顾联第
体味春风这是一种泥土的信息在眼角噙着在睫毛上滴着在额头上闪亮着啊她绕着柳梢滑过冰面让泥土中的种子披上太阳的红袄了
感受初春面对原野模糊的视线澎湃起鸟语花香了面对高山梦儿绚丽了那一顷一顷的绿啊点缀着一瓣瓣小花像燃烧的一支支蜡烛呢……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豪华落尽见真淳
——读寓真诗词
何西来
自金入元的山西沂州大诗人元好问，在《认诗绝句》中曾有“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名句。我想，这里的“天然”、“真淳”，应该就是艺术真善美的“真”的释义了。诗人李玉臻现任山西高院的大法官，寓真是他发表诗词时所用的笔名，取本名的谐音，声同而字异。我读了寓真的诗，觉得他这个笔名还是名实相符的，寓真于诗，以诗寓真。
诗人的真情与诗中的意象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一定是最能触动他真情的事物。寓真诗中非常重要的意象是“雨”。每逢下雨，他都会感喟丛聚，意兴云屯。如他在公务繁忙之中，写了“忘怀琐务舒胸臆，始信人生贵自由。”这两句诗就是在一次山村暮雨中写的。他偶得空闲倚于桥头，这时江流幽暗，蛙声溺愁，村灯明灭，远蕙沁香，他体味着淡淡的夜凉，做着欲会洛神的遐思，这首诗便有一种朦胧的境界、物我一体的超然感觉。再如《雨途》一诗：“夙兴夜寐案无休，暮雨浇寒始觉秋。弯道轻车听淅沥，夹山重霭入深幽。坑颠泥滑当留意，虫泣乌啼莫虑忧。但有尚方金剑在，辟邪扶正斩蛇虬。”从这首诗里，不难感觉到诗人胸臆中升腾的那一股浩然正气。
唐代诗人李商隐是非常喜欢写雨的，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关于雨的名作名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李商隐自己也非常珍爱其诗中雨的意象，说是“楚雨含情俱有托”。不知道寓真是不是受了李商隐的影响，有没有维特根斯坦所讲的“家族相似”，他的许多诗情诗思确是由雨而引发。五言古诗《送母回乡》、《暴雨途中二十韵》，两首都是关于母亲的诗，也都写了雨，都写得非常感人。诗人夏日驱车去接重病的母亲而中途为暴雨所阻，诗中写道：“停车茫茫顾，困我成楚囚。感伤从中起，悲泪哽在喉。慈母方病重，欲将名医投。车接今在急，天竟情不留！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
我以为，爱故乡，爱祖国，爱民族，爱天下人，都是从爱母亲这个人类情感的元点开始的。爱母亲，出于人的天性。推己及人，而后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连自己生身母亲都不爱的人，还会爱别人吗？还是寓真写得好：“顿感慈恩德，更比山高巍”。法不容情，作为一个执法者却不能无情无义，而是应有大情大爱。寓真诗中所表现出的大情大爱，所以是至真至纯的，就因为它是从对慈母的爱生发开去，广被人间的。这是我读寓真诗的一点最深切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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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路边拾翠
也是一件小事
刘琼
我居住的大院环境优雅，治安好，尤其令外人羡慕的是，许多尊敬的名人常常从身边走过，大伙儿居然见多不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人居环境恐怕足以令许多新兴的所谓高尚住宅园相形见绌，为此，我很得意，好像自己的身价从此也高起来了。可是自去年开始，大院的情况就起了变化。
大院东头有一片空地，后勤部门见缝插针地在那儿规划了几幢宿舍楼，于是，钢筋混凝土还有卡车和吊车开始昼夜不停地从外面运进来。噪音虽烦人，但因为楼房建成之后大家的住房条件能够改善，所以也就咬着牙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是，院子里的人此后成倍地多起来，瓦匠、木匠、铁匠、漆匠，各种“匠”除了教书匠大概都来了。本来也没有什么，接着就看到居委会的“广而告之”，说某某楼接连发生被窃事件广大居民朋友要提高警惕锁好防盗门老人孩子在家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等等。失窃在我们这个院子原不太多见，于是大家的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很自然地就把怀疑对象锁定在工地上成群的民工身上。加上某些关于“打闷棍”“敲脑壳”之类谋财害命的传闻，从此，再碰到天天在大院里出没的民工，我的心里总觉得不轻松，隐隐约约地有一种被威胁的担忧。
但是，就在前两天，我的这种小知识分子的谨小慎微和自作聪明，遭到了一次严厉的嘲笑。
从外地出差回京，带了些当地出产的甜柚。好不容易挪上火车，又坐车挪到居住的大院；下了车，一手拎着行李包，另一只手却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足有十五公斤重的甜柚提上三层楼。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五十多岁民工模样的人走过，情急之下，我忙招呼他帮我扛上楼，并表示付劳务费。他倒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把包往肩上一搭就走。我在前头没一会儿就开始后悔了。先是对随随便便把一个陌生人领到家里感到不踏实，接着又担心费用方面被讹。当然那个民工不知道我心里的这些小九九，到了我家门前，放下东西就走，压根儿不接我付给他的钱。他的断断续续的语言让我意识到，继续拉扯对他是一种近似侮辱的行为。钱，我最终没付成。
我为此感到脸红。因为一分钟之前，我这个看起来有文化有教养的城里人还在盘算怎么对付这些来城里谋生的民工，还在怀疑他们的善良。许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指出小知识分子皮袍下藏着的“小”来。到了今天，用光鲜体面掩饰的这个“小”，依然不知不觉地侵蚀着我们的灵魂、良知和判断力。在实用主义的旗帜下，这个“小”越来越膨胀，许许多多的农民和他们到城里以劳动谋生的兄弟姊妹仍生活在“小”的阴影中，以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些城里人在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的驱使下，武断地把农民与刁民、把贫穷与罪恶划上了等号。孰料，正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民工，不经意中用平实和善良教育了我，使人意识到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劣迹而怀疑大多数，更不能以城乡划线。
也许，有此感受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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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观者有德
刘克定
我们的祖先是很讲究结庐艺术的（现代人叫“居住质量”），凡山清水秀处，必有人聚居。而建筑艺术也千变万化，各领风骚。环境之美，更是没说的。“十里有庐，庐有饮食”，“茂草笼庭，滋兰拂牖，……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多么令人陶醉的意境！但是光有好的环境还不够，古人认为居者的“德”也很重要。景公问晏子：我如果穿上圣人的衣服，住进圣人的房子，那么诸侯们就会来拜访我吗？晏子答：你得效法圣人的节俭精神，光是效法穿戴和居住是不成的。这“节俭精神”便是居者之德。“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德不正，外部环境再好，也是枉占风流。
最近在典籍中还读到，鲁共公打算把孔子的旧居拆掉一些，以扩建自己的宫室，忽然听到孔子旧宅里传出钟磬琴瑟之声，鲁共公便不敢动工。后来“于壁中得古经传”。此说虽无可考，却是告诫后来人，孔子旧居是古老文化的象征，不可随意毁坏。而类似孔宅这样的文化积淀，在中国还有不少。一些古老的民宅，无论在建筑、美学、人文各个方面，也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和完善这些遗产，应该是每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只考虑急功近利，胡乱开发，而忽视保护，忽视它们本身生存空间的开发，甚至加以毁坏，那是极不明智的。现在不少专家呼吁保护和抢救这些遗产，提出“整修如故”，“整修如旧”的口号，很有积极意义，应该引起重视。这些年，城区改建，乡镇大兴土木，毁坏了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古建筑。有些地方搞“旅游开发”，让一些“导游”举着小旗儿，带着成群的游客，将一些保存完好的古城古塞古村胡踹乱踩，到处找稀罕，连老百姓吃顿饭也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一天下来，“满地黄花堆积”，一片狼藉。
观者有德，好景才能常在。这观者之德，便是尊重当地人和当地风俗，保护当地环境。人们结庐山水，是希望住得安宁，住得舒服，住得卫生，不被骚扰，拥有自己的小天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当地人好客，却并不希望他们的平静生活被纷扰，更不希望他们的生活环境被污染，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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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聆听玉溪
——写在聂耳诞辰九十周年之际
巴文
到底是在云南，北方正值寒冬腊月，而玉溪的街边或公园里，已经能见到杜鹃花的红颜，玉兰花的雪蕊冰姿和各种草木的浓绿葱茏，分明是春天的模样。郊外田野里抽穗的新麦、金黄的油菜花，无不在向人们展示这里冬季的和暖、长久的富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是老话，道理却天经地义，尤其在玉溪这种夏无酷暑、冬少严寒、花香四季的地方，勤俭、聪明的人们善用当地优势，把自己的家乡变成“滇中粮仓”也就格外顺理成章。物质生活的富足，总会带来精神生活的更大需求和发展，这里成为“花灯之乡”当然更在情理之中。
说来很惭愧，在去玉溪之前，我并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跟这里还有关系，印象里粗浅记得他是云南人，在昆明读过书，后来骨灰葬在滇池边的西山上，自然更不清楚玉溪花灯音乐对他的启蒙作用。可是，在我一走进玉溪后，就发现人们说起聂耳的往事，那种拉家常似的话语里，有着难言的亲切、特有的自豪。我想，这也许就是玉溪的独特语境吧。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昆明一个叫“成春堂”的药铺人家，父母给他起名聂守信。这个名字里，有父母对他的希望，也透出这对玉溪夫妇的为人。不幸的是，父亲因病早逝，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母亲彭寂宽的肩上。在艰难的日子里，母亲的坚忍与豁达性情得以充分展现，而她从小受到民间戏曲音乐影响的好处也使聂耳获益。一天的劳碌之后，她总要手拿一本民间韵文小唱本，在灯下为聂耳说唱那些民间传说故事。在那一个个清静的夜晚，聂耳总能沉醉在玉溪花灯“出门板”、“全十字”等灯调的音韵中，它们使聂耳的心灵得到滋养，他的童年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暖意和亮色。音乐，不仅给一个家庭带来美好的旋律，更给聂耳的人生注入了快乐与进取的激情。这份滋养为他后来创作那些传唱当时、影响久远的音乐作品，包括雄壮、豪迈的《义勇军进行曲》，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在生活中，故事总与现实有着某种距离，而在玉溪，因为处处流传着它自有的音律，往事与现实情景便都可以融在美好的音符中。
匆匆行走在街上，总能听到旁边楼房里传出轻扬的音乐声。它们飘逸在空中，然后悄悄融入到心里，渗透到情感中。音乐，消释精神的紧张、身体的疲劳，让我体味到人情中的优雅与淳厚；聆听着近百名少儿在古琴上同奏出的《卖报歌》，才体会到那旋律中的欢快，确实已经完全脱去了原有的苦涩，每一个音符都变得如春光般明朗而和暖；听说一位叫李鸿钧的老人，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北京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以后，又在玉溪组织起了第一个室内乐队，要让聂耳的家乡长久飘逸音乐的芬芳。
玉溪人对音乐情有独钟，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用音乐来思考，也在用音乐装点自己的家园。漫步在草色碧绿的东方广场，钢琴、吉他、排箫造型的花坛，会让人感觉到自己走进了色彩缤纷的音乐殿堂；众多简洁的花池，在音符型柱子的托举下，那一丛丛的鲜花都变得轻灵欲飞；五线谱形状的金属花架上，开放的花朵，就是一个个鲜活而清香的音符，组成美妙的旋律，演绎着玉溪人充满音韵的生活。
徜徉在花木飘香的聂耳公园，望着那座刻画他正投入指挥的铜像，人们很容易听到春天的乐音，正在这片和暖的土地上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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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张光年
罗工柳
惊闻张光年同志病故，我深感突然，悲痛万分。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此愫念，以表哀思。
六十四年前，在武昌昙花林，每天清晨，田汉带领我们跑步。跑完步，田汉登上高台，总要讲一番话，态度严肃而认真，他要把这支队伍炼成钢铁战士。当时张光年叫光未然，也在其中。
田汉是三厅六处（即艺术处）处长。艺术处设两个科。戏剧音乐科，科长洪深；美术科，倪贻德代科长。三厅是借用一所大学，以教室为办公室，前后都是窗子，互相看得很清楚。戏剧音乐科人不多，有冼星海、张曙、洪深、光未然等。我印象中光未然最活跃，很老练，像个参谋长，实际指挥者。他们科人不多，但管辖的人很多，有歌唱队，有演剧队。从那次火炬游行，就看出他们队伍的庞大。
那天夜里，在武昌黄鹤楼故址下边，郭沫若站在山坡上，高声朗诵抗战长诗，全场肃静。然后张曙指挥火炬游行的人群，放声歌唱抗战歌曲，歌声震撼大地。像大江滚滚来，像雄狮怒哮：“鬼子别猖狂，最终你必败。”
田汉给美术科木刻组的任务是：动员全国木刻界起来参加抗战。具体工作：一、成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后援会”，简称：“全国木刻协会”；二、举办全国木刻画展。我们工作很顺利，5月就完成了。6月我带一份木刻作品到延安展览。不久冼星海也来到延安。他在延安写的第一首歌是《到敌人后方去》。写完教我们唱，上前方的干部很多，我们一路唱这首歌。
我们从永和关渡过黄河，到了晋西南。木刻工作团住在双池镇，那里有个很大的庙，白天我们开木刻画展，参观的人很多。夜里光未然带的演剧队演戏，看的人就更多了。
后来，我们跟随一一五师向东，过了封锁线，奔太行八路军总部。一一五师去山东后，光未然和演剧队向西过黄河，赴延安。黄河给光未然强烈的感受，给他带来了灵感。在延安，他和冼星海合作，创作《黄河大合唱》，对激发人民起来抗战起了很大作用，是最受群众喜爱的作品，最伟大的作品。我们生活在那时代的人，感受特别深。
后来光未然和演剧队活跃在祖国大西南，我在华北，我们相距甚远。但在李公朴、闻一多相继牺牲后不久，光未然从北平来到解放区。以范文澜为校长的“北方大学”，聘光未然为文学学院院长，我任美术系主任，我们又在一起了，而且相当长时间在一起。进城后，光未然担任北华大学文艺学院院长，我仍和他共事。
以后，他调到作协工作，开始用张光年的名字。我们仍经常来往，他送我书，也关心我绘画艺术的成长，常看我的画展。我们长期保持深厚的友谊。
在九十年代，他要我写“勤奋延年”四个字。有一次，他在杭州遇见巴金，他告诉巴金，说我为他写那几个字，巴金听到我的名字，马上说：“罗工柳和我很熟。”张光年一听这话，再不谈话了。他心想，坏了，巴金老糊涂了，他一定搞错了。战争年代工柳在解放区；解放后，巴金在上海，工柳在北京，从来没听说工柳认识巴金。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北京，马上给我打电话，问我：“你认识巴金吗？”我说：“认识，而且很熟。”他又问：“你在哪里认识他？”我说：“抗美援朝的文艺小组，巴金当组长，我是小组成员，我和他在一个阵地上访问过战士。”这时张光年才高兴起来，说：“巴金没有老。”后来他把细节告诉我，我们都为巴金的健康而高兴。
光年送我一本《骈体语译〈文心雕龙〉》，是他的译述，我正在读，这是一部伟大著作，但很深，不容易懂。以后我不懂去问谁啊？光年同志，你走得太早了。
我们在昙花林时，正如秋瑾说：“国破方知人种贱”，战争处于敌人进攻阶段。经过长期斗争，人民最终胜利了。
你老家在湖北老河口，北边不远就是丹江口大水库。丹江清水将来要北流，真是换了人间。
你以“黄河万里触山动”之势歌颂黄河，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怒吼吧！黄河”，将鼓舞华夏复兴。
光年同志，安息吧！
图为1997年张光年（前排左二）参观罗工柳艺术回顾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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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城杯·新游记
海上有仙山
赵丽宏
最早听说连云港，是童年时代上地理课，知道这是陇海线的东端，此地古称海州，那个“海”字，便代表连云港。后来又知道《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在连云港，山上有水帘洞，有猴子。当年吴承恩写小说时，就住在那座山中。一个城市，和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连在一起，怎能不使人魂牵梦绕？很多次和连云港失之交臂，去年夏天终于有机会去了一趟连云港。
到连云港的第二天，就直上花果山。花果山是云台山的一部分，峰顶海拔六百多米，是江苏第一高峰。山上林木葳蕤，花草满坡，蜿蜒的山路边竹荫摇曳，曲径通幽，引人入胜。“水帘洞”在半山腰，有瀑布从山上倾泻下来，在一个山洞前注入深潭。水声轰鸣，回荡在洞中；水雾弥漫，飞扬在空中。在瀑布前小站片刻，头发和衣服便有点湿了。瀑布挂在山洞前，确如一道透明的帘子，只是那水帘后的山洞并不像《西游记》描绘的那样阔大幽深，决无可能隐藏千军万马。离开水帘洞不远，就遇到了猴子。猴子并不怕人，有的站在路边，有的爬在树上，有人走过，它们非但不躲，还凑近过来，将眼睛滴溜溜盯着你看，还会伸出手来讨东西吃。这些猴子，当然是被人豢养的，和《西游记》中那些崇尚自由的猴精灵是两回事。山路上不时可以看到耍猴的人，穿着孙悟空服装的小猴子站在主人的肩头，很温顺地向过路者摇尾乞怜。可以和这些穿孙大圣官服的小猴子一起拍照，小猴子举着手中的金箍棒，站在游人肩头，作横扫一切状，令人发笑。遥想当年，吴承恩在山中构思他的《西游记》，身边一定常常有这样的小猴子逗引他，这也许正是他灵感的来源之一吧。将小巧玲珑的猴子想象成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确实是异想天开的创造。
听说花果山从前曾有过几个很大的古寺庙，但现在已无迹可寻。我问连云港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不想竟引出一个令我震惊的故事。抗日战争时，花果山上的僧人目睹日寇烧杀抢掠，愤而聚众抗日，组织游击队和日军对抗。日寇派飞机轰炸花果山，将山上的寺庙全部炸毁。后来日军上山扫荡，僧人游击队在山上拼死抗击，很多人血洒青山。僧人组织抗日游击队，以前未曾听说过，出家人如此慷慨激烈，以身殉国，这也是非常年代的非常事件，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大概值得文学家大书一番的。
在连云港，最意外的收获，是游孔望山。
曾从资料上看到，孔望山上有汉代摩崖石刻，内容多为佛教故事。因为有孔望山的汉代石刻，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便又向前推移了好几百年。孔望山离市区不远，进山门后沿一条小路上山，在半山道上，见一头巨大的石象静卧路边，使人为之惊愕。石象是汉代遗物，造型浑厚朴拙，在一块椭圆的大花岗岩上，以简洁流畅的线条雕出大象的肢体和身上的纹饰，身体一侧还刻着一个牵象的人物，虽然只是紧贴象身的浮雕，但耳鼻可辨，形象生动。那石象的表情，居然略带微笑，憨态可掬，浑身上下焕发出一种祥和泰瑞之气。它使我想起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马，虽然造型不同，但那种雄浑和大气，却是异曲同工，这应该是汉代石刻的最高境界。我相信，这石象，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世界艺术瑰宝的行列，向世人展示古代中国艺术家的智慧和才华。而此刻，这奇妙的石象竟藏在深山不为人知！
汉代摩崖石刻在山峰的顶端，佛像依岩势勒刻于山崖上，有坐像，有立像，也有头像。其中有佛像，也有讲经传教者和听经的信徒，经千百年雨打风吹，霜煎日晒，石刻的轮廓已开始模糊，但大体形象还依稀可见。最吸引我视线的，是一组头像，他们凹凸在起伏不平的岩石上，朦胧的目光穿过坚硬的石头射出来，似欲诉说无人知晓的秘密。佛教从西方初入中国时，决不会是枯燥的说教，而是生动的故事，是神人合一的美妙传说。汉代的雕刻家将他们从传说中感受到的情状永远地凝固在了石头上。想当年，这些佛像刚刚雕刻成形时，一定是光彩照人，而经过了近两千年风雨侵蚀，它们变得面目不清，这是岁月的雕痕。
孔望山使我产生惊讶的，不仅是汉代的雕像和石刻，还有更古远的文化遗迹。将军崖，离孔望山不远，那里有原始人类留下的岩画。那天到将军崖时，已是中午，烈日高照，阳光在岩石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在一片平坦的石坡上，我看到了岩画。那是一些刻在石崖上的神秘图案，很难想象那些深勒进坚硬岩石的线条也是用石头刻出的，这些线条刻画出被抽象了的人脸、植物、太阳和星星，还有许多现代人难以解读的符号。这是原始人类的一个祭坛，假如时光倒退万年，能看到我们的先祖聚集在这里，祭祀他们心中的神灵，他们围着刻在岩石上的这些神秘的图案，歌哭舞蹈，放浪形骸，他们才是天地间自由的精灵……历史是一片汪洋大海，浩淼幽远，深不可测，这将军崖，像是海上一个神秘的孤岛，千万年的时光，在这里汇成一个小小的旋涡。坐在那些岩画边上，我听见历史的波涛正发出奇异的回响。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
泛舟湖上（中国画） 黄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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